太阳刚刚升起，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我半睡半醒，好像在腾云，飞过飘着轻岚的深谷。“可恶！这些家伙怎么又冲上来叫我们让路！”身边的军士忽然愤怒地大喊一声，把我从白日梦中惊醒。我回头一看，一辆载着几个全副美式武装士兵的美制十轮卡车，正高速向我所坐的大道奇蹩进，随后传来粗暴的喇叭声。已经进入了山区，沙石路很窄，十轮卡车从我们左侧沿着山壁冲了过去，而我坐的这辆车则被逼到了公路的边缘，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吓得我倒吸一口凉气，身旁的军士则骂出了粗口。

　　这个军士之所以如此生气，是因为我所搭乘的这辆卡车属于一个车队，这个车队是被赋予特权的，即在行进中必须车车紧随，如链条一般，不得让外车插队或超越。为此还有三辆装备机关炮的轮式装甲车来保驾，前有一辆引路，后有一辆压阵，另有一辆中间巡视。这二十来辆卡车是清一色的崭新美制大道奇，每辆车的载货仓里都堆满一模一样的木箱，码得整整齐齐，高过驾驶室顶端，且都有一个端着美制汤姆森冲锋枪押运的军士，足踏驾驶室顶，坐在盖着油布的木箱堆前部，好不威风！一路上的民用车都乖乖地靠边让路。现在竟有更霸气的武装军车硬闯进来，不久，又有几辆同样的卡车急匆匆地超越车队。看来人家也是一列大车队，只是比我们这车队更横，更凶。

　　这件事发生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一九四六年早春，从昆明到贵阳的滇缅公路上。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十三岁的半大小子。

　　我的祖籍是浙江诸暨的店口村，一九三三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银行小职员家庭。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我刚四岁，随父母向西逃亡，经南京、武汉、长沙，到重庆挨轰炸后，又逃向昆明，于一九三九年抵达滇西的下关镇。不料，一九四二年日军在滇西大搞细菌战，我刚满三十岁的生母及弟弟陈颖和刚出生的妹妹陈玲，先后遇难。只剩下父亲、我和幼弟陈敏，其间的辛酸和狼狈，难以尽诉。好不容易熬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父亲同当时的所有逃难来此的“下江人”一样，急于带着残破的家庭回归江南。父亲虽然暂时脱离银行，但他在银行界人脉广泛。一九四五年秋，民国中央银行总行从重庆回迁上海。于是父亲通过银行界的人脉，让我们父子三人作为平民搭上了这列难得的顺风车。

　　我们在昆明市郊一处窄轨火车站赶上了这列车队。当时每辆车已经装满长方形的木箱，军士们也已经上了车顶，一切都准备妥当。领队的长官把我们父子仨匆忙地塞进一辆大道奇的驾驶室，向驾驶员（也是一个军士）嘱咐几句话，就出发了。那些大道奇同三十年代出厂的民用中型道奇卡车很不同，十分粗壮，轮子大，马力大，是专为战时设计的。驾驶室除了有电喇叭按钮外，方向盘前窗边框上还装有一只手动的喇叭，按压其手柄就会发出类似蛙叫的“哇——”警号。此车型驾驶室虽比较宽敞，但坐进我们父子仨加司机，也显得非常拥挤。时间稍长，我就感到很不舒服。那司机也嘟嘟囔囔，发泄着种种不满。于是开到昆明远郊以后，我鼓起勇气向父亲提议，坐到车厢顶端去同那个军士相伴。话刚出口，司机就连连表示赞同。这样，我就爬到载货车厢的木箱堆前端，与军士并排而坐。

　　车队开始爬山，我们坐在高高的车顶，对前面的路况一目了然，那个军士在无聊中同我聊起天来，问：“你知道这些木箱里到底装些什么？你老爹告诉过你吗？”我当时只对能这样坐上新车而兴奋，又为途中的艰险感到不安，对木箱之类并无多少兴趣。我只好如实向那军士回答，我们一家上车前木箱早已装在车上，所以无法知道里面有什么。出乎我意料，他也说他们这一队士兵奉命前来保卫这列车队时，所有的卡车已在火车站外装好货物并排列整齐。

　　他们这队士兵在上车前得到的唯一指令是，要完全服从车队官长的指挥，全力保护这列车队及其货物安全。他说，这些官长装备精良，有的还拿着美式手提报话机。这时，刚好那辆巡视的装甲车超越我们前后的几辆卡车。那军士便指了一下说：“看！那领头官长就在装甲车里，卡车队里每隔几辆车也有这样的官长在监督。”

　　车队走走停停，有一次就停在了较陡的上坡路上。司机和 军士们纷纷下车透气、闲聊，只有我还舍不得从高处的宝座上下来，那里可以眼观四方，好不自在。突然，前面那辆卡车向后滑动，朝我所乘的这辆车撞过来，后面是一处悬崖。幸而此车的司机眼疾手快，搬了块大石头塞到前车后轮下，前车司机也连忙上车拉紧了手闸，避免了事故。车子下坡的时候，人自然向下俯视。高高在上的我把下面深深的峡谷看得一清二楚，还能见到跌落到谷底的汽车残骸。这时候我的心好像在往下坠，想象如果这辆车也翻了下去，那些沉重的木箱压在身上，会是何等的可怕。更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下坡，司机为了省油，就关了油门让汽车自动往下溜。我家有位亲戚，是来自上海的老练机修工。他曾多次告诉我，下坡关了发动机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长陡坡，一旦刹车失灵，非出事不可。抗战时期，汽油紧缺，为省油如此开车，自有道理；奇怪的是，现在抗战胜利了，又是军用新车，为何还要为省油如此冒险？后来才知道，原来当时军队司机军饷单薄，省出油来私下倒卖，弄点外快补贴家用。那些来监管车队的官长们对此视而不见，此举已成为潜规则。

　　我终于亲眼看到可怕的车祸。一辆开得极快的军用十轮卡车，在一处下坡路段翻下了山沟，全车扭曲变形，几个幸存士兵抬着两个或伤或亡的人向公路往上爬。看到我们车队开过，那些士兵拼命向我们呼唤招手。我身旁的军士敲打驾驶室顶部，让司机停车救人；想不到司机打开车门，向军士大喊道：“别敲了，长官严令不准停车，那支部队后面的车会自行处理的！”因见难不救，这支特权车队就同那支武装车队结下了梁子。他们的十轮卡车一会儿冲到前面，一会儿又落到后面紧追。两支车队你追我赶，争勇斗狠，险象环生。于是一场车祸又发生了，一辆十轮卡车把我们车队的一辆保驾的装甲车撞下了山崖。装甲车四轮朝天，幸而车内的官长安然无恙，其助手只受了轻伤。

　　这下事情闹大了。两支车队就地停下，两队的指挥官长们先是高声对骂，进而互相威胁。一方是得理不饶人，步步进逼；另一方是无理更蛮横，反咬一口。你的后台硬，我的老板强，一时难分高下。我们车队长官命令全体军士和司机带上武器下车，占领有利地形，以备万一。我和父亲及幼弟没有武器，只好躲进一处潮湿的小山坳里。谈判从上午谈到傍晚，天色渐暗，还毫无结果。人们渐渐麻木起来，开始扎堆聊天。首先议论的是这车队到底拉的什么宝贝，那些木箱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货色，人们七嘴八舌，有的说装的是金银，有的说里面有美金外汇，有的说是银行积攒多年的文档，更有人认为是大量新印出来的钞票。不管是什么，反正对当局而言是很宝贵的物件，不然怎么会动用装甲车来保卫？至于对方车队装备的是清一色的美制武器，无疑是当局的一支御用精兵。终于有人听到领队的一位官长说，对方车队之所以如此骄横，是因为他们护送若干中高级军官赶向原沦陷区接收敌产，也是任务紧急。

　　天黑了，我们车队的长官突然命令军士们子弹上膛，展开战斗队形。糟了，看来谈判已经破裂，双方剑拔弩张，真要火并了。

　　作为在抗日战争中成长的少年，我对自家军队之间也会打 起来这样的事，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但不久前我亲历的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教育了我，自家军人间的火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眼前的现实。抗战胜利不久，昆明市居民刚过上和平的生活。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的一天夜里，市区街道里突然枪声震天，吓得市民纷纷紧闭门户，一夜没有闭眼，到第二天一早，枪声才渐渐平息。有人出门打听，回来报告说是杜聿明麾下的中央军同“云南王”龙云的滇军打了起来，龙云军已败退到市区北部的五华山，山坡路上能见到多具尸体，有士兵的，也有路过百姓的。后来才知道，这是老蒋早有预谋并直接发动的“十三”政变。原来，滇军虽然在抗战中出过不少力，但老蒋一直把龙云等地方军阀视为异己，早就有吞并之心。抗战胜利后，他有意把滇军主力调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乘龙云在昆明的兵力单薄，发动其嫡系部队击败滇军，把龙云软禁后押送到南京。抗战胜利后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有了这次经历，我相信当前两支军队火并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这支大道奇车队虽货物重要，但武装人员却较少，而对方十轮卡车队的兵员则多得多，真打起来，前者非吃大亏不可，所以我们都吓得不轻。也许因为我们这方的后台更硬，也许因为在最高当局看来，这些“宝物”比那些人员重要得多。对方认，双方收兵，对方答应负责把撞落山崖的装甲车拉上来并尽快修理好。

　　第二天下午，对方才把那装甲车勉强修好，并且老老实实地让了道，使这列“宝物车队”以更加傲然的姿态顺利通过。有一段路上，这刚修好的装甲车跑到了我乘坐的卡车前面。我从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装甲车的四个轮子都有些扭曲，像小风车那样转动着。

　　不久，车队行进到滇黔边界处。那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突然整列车队停了下来，车队的一前一后传来一阵阵机关炮猛烈的射击声。处于车队中部的我们，以为又同什么军队交上了火，自然不免又胆战心惊起来。幸而又是虚惊一场。原来此地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车队前后护驾的装甲车向各个山头发炮，震慑山林土匪。我曾听大人们议论过，因当局腐败，弄得民不聊生，许多百姓被逼上梁山。又因国军内部有蛀虫盗窃和倒卖军火，有些盗匪装备还相当精良。

　　虽然司机都是从各部队精选来的老手，这支车队还是在贵州境内一条长长的下坡路上，又出了一次车祸。一辆卡车撞到了山崖上，车头粉碎，木箱散落一地，有的还摔碎一角，有眼尖者发现摔坏的木箱内装的是崭新的大额钞票。这消息一下子就在车队内传开了，引起了纷纷的猜测和议论。父亲开口向我们透了点风，说可能在抗战胜利前夕就筹划好的，预先向美、英两国的印钞厂定制了这些新钞，随后由海路运到越南，经滇越铁路送达昆明，再运送到原来的沦陷区。现在天下太平了，人们对这些新钞，纷纷投以美好的设想。老司机们大多有家小，有的还在原沦陷区内，他们想象如此多的钞票，必有利于提高他们退伍后的安家费；那些从青年军中调来的军士，则盼望在和平时期能得到资助回到学校完成学业。可惜这全是幻想，后来没多久这些士兵大多被送到内战前线，当了炮灰。

　　“宝物车队”一路拖拖拉拉，总算到达贵阳。因前段路上出了些岔子，管制更加严厉，我家三人也无法再“吃白食”搭车了。再说从贵阳向东，已有多条通路可行，我家就告别了车队，坐上民用车船，几经周折抵达上海。

　　到上海后，父亲重新进入了银行界，在一家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小分行中任会计课长（当时的称谓，相当于现在的“科长”），但我们并没有过上安稳的日子。几位在中央银行总行任职的父亲老同事，将金融界的一些重大秘密渐渐泄露出来。早在抗战相持阶段，那些民国的统治者对抗日已半心半意，处心积虑地为战后如何进一步盘剥全国人民做好谋划，并准备了实施办法。那一车车崭新的高面额法币，就是专门为原沦陷区的全体老百姓精心准备的。善良的原沦陷区百姓，受够了日本强盗的欺凌和剥夺，天天在苦盼“王师”归来救民于水火，想不到从峨眉山上下来的“自家人”同样是强盗，又来剥其皮吸其血。国府当局规定，原沦陷区的民众，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以200:1的比率将伪币兑换成法币。此令一出，全国震惊，舆论大哗。民众不分阶层，拥有的财富一时间被搜刮殆尽。

　　此后国民政府变本加厉，无所顾忌，大肆增印法币，毫无节制地大放金融洪水，夜以继日地赶印面额越来越大的钞票。到一九四八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六百六十三万亿元。结果是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在一九三七年，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两头牛，而到战后的一九四七年则只能买到一个煤球，两大捆钞票只能买到一根油条，如要买一袋米，就要用人力车拉上一整车钞票去换。早期大洋（银币）与法币之比是1:1，到一九四八年变成1大洋：300万元法币，后者几乎成为废纸，民不聊生到了极点！民众的抗议声一浪高于一浪，工人、商人、学生、企业家、公教人员等各阶层的民众纷纷上街游行，连最卑微的舞女群体也参与其中。正像周璇唱的《夜上海》歌词中所说，表面上“歌舞升平”，实际上舞女们是在漫漫长夜中苦熬，不过“都为了衣食住行”，但当她们在“晓色矇胧”中归家去时，却发现物价又翻了一番，这叫她们情何以堪！

　　法币终于走向尽头。当局再出绝招，又一次狠狠地盘剥了全体民众。一九四八年八月，当局发动“货币改革”，宣布废除法币，改发“金圆券”。武断地规定每一元金圆券合纯金0.22217克，其一元合法币三百万元。严令所有百姓不得私藏黄金、白银、外币、有价证券等，所有持有上述财物的人必须在限期内去银行将上述财物兑换成金圆券，否则将受到严惩。老实的百姓们纷纷去银行挤兑金圆券。但只维持了两周，金圆券就开始贬值。到九月底，物价涨了快一倍，到十月又上涨三倍。此后更是“雪崩似的狂贬”，一日之内竟会变价十六次。到最后五百万元金圆券才合一个“袁大头”（银圆）。上海、南京等地不断发生挤兑潮、抢米潮等，还出现了人员伤亡。公教人员每到发工资领到金圆券后，必须马上就去黑市换成银圆或美钞或黄金，稍有迟缓就会因贬值而受损。即使像父亲那样的银行中下级职员，也苦不堪言，牢骚满腹，有的基层银行借“近水楼台”之便，从内部直接把金圆券折换成银圆、美钞等发给职员当工资，那些金、银、美元当然是从百姓手中强制兑换来的。刚开始，此类挪用金、银、外币的做法，上头还想加以追究，后来发现在银行界是很普遍的现象，也就不了了之。其实宋子文本人就多次套用过外汇，谁管得了？还有宋美龄的宝贝外甥孔令侃，是上海最大的“老虎”。他大量骗汇套汇，囤积居奇，金融投机，胆大妄为，作恶多端。

　　金圆券的贬值比法币还要猛烈，其存在时间只有十个月就全面崩盘。开始时，当局曾公开宣布，金圆券的发行上限不超过二十亿，可是不久就不断突破上限，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其增发额已经达到67.9万亿元——比原先的最高上限竟超过33950倍。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进攻，蒋军颓势 已显；一九四八年秋到一九四九年初，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蒋家王朝面临倒台。早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展开，政治嗅觉相当敏锐的蒋经国，就向其父报告，说国府“面临空前危机，有崩溃之可能”，他认为“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建议“从速密筹南迁之计划与准备”。于是仅两个月以后，金圆券骗局就开始实施，以尽快将民众的财富搜刮干净，为南逃台湾做经济准备。这年十月九日，最高当局授意将搜刮来的黄金等偷运到台湾，指定蒋经国、宋子文和其死党俞鸿钧组成“三人小组”，负责黄金偷运事务。由此可见，金圆券闹剧绝非简单的货币改革经济事件，而是国民政府准备逃台、榨取民财、偷运黄金这“三合一”政治计算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偷运黄金作为最高机密任务开始 运作。俞鸿钧在中央银行总行旁边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里直接指挥，在严密警戒中，深夜里从库中首批提取黄金二百六十万两，用“海星号”缉私船偷运到台湾。此后直到一九四九年蒋政权撤出大陆，先后从上海、厦门、广州等地多次偷运到台湾的黄金共四百三十万两，加上七千万美元、三千万块银圆、一千二百吨白银等，总价值约为黄金八百万两。这些天价的财富都是当局多年来用多种手段从广大百姓手里掠夺来的。后来台湾经济得以发展，一度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不要忘记这些来自大陆同胞的血汗钱曾起到的奠基性作用。当然，其中的一部分也通过种种暗箱操作流入“豪门资本”的私囊。

　　在财富的掠夺、搜集和转移的过程中，一九四六年春的大道奇卡车队秘密运钞事件和一九四八年冬的“海星号”缉私船偷运黄金案，显然是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两者同样标志着“豪门资本”无视任何金融规律，贪财横行、野蛮掠夺的行径。卡车队秘密运新钞事件，我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人或有文献提及过（当然我的见识是有限的），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所以，虽然我见证此事件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只断断续续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也没有记住有关的准确日期、重要人名、军队番号等，可是为了引起关心历史真相的读者和有关专家的注意，我只能以写回忆性随笔的办法来抛砖引玉。

　　（作者系民进河北省委会原主委，本文发表于《随笔》2025年第4期，转载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