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柯灵（1909—2000）潜居于“孤岛”上海，编刊物，写文章，在“救亡图存、同仇敌忾”的大旗下，以纸笔为号角火炬，揭露日寇侵华罪行，鼓舞当时的读者，记录了时代的呼声，成为上海“孤岛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因此，他曾两度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以战斗的杂文为主，涉及散文、小说、儿童诗歌、文艺评论、电影和话剧剧本等，还参与新闻、出版、教育等文化抗战活动。

　　在上海“孤岛”时期（1937年11月13日至1941年12月8日），他先后主编的《世纪风》《早茶》《浅草》《草原》等报纸的文艺副刊，是主要的“上海抗战文化堡垒”，创建和延续了一条抗战和现实主义艺术的路线，在“孤岛”文化抗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柯灵说：“抗日报纸全部艰难复杂的斗争过程，大大地锻炼了新闻记者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在群众中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中国知识分子在漫长曲折、多灾多难的历史考验中，形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又一次在新闻战线上显示出它的威力。”

　　1942年后，柯灵出版了散文集《晦明》《望春草》，杂文集《市楼独唱》等。在《晦明》一书中几乎每一篇都在揭露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当时日本要以武力征服中国，其空军除了袭击贫民，还把火力集中在对文化教育机构的摧残上，“迫使人类回到莽原，把文明踩在脚下”。《回到莽原》一文记录了从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10月15日，仅仅3个月，上海就被日寇空军袭毁大学14所、中学27所、小学44所，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等社会教育场所8处。除了上海，全国被摧毁的还包括天津、保定、南京、南昌、广州等地一共有23所著名学府。最令人愤怒的，是他们施加给中国文化人的“特别待遇”。凡在难民中看出有些像知识分子模样的，就加以拘禁，施以种种毒辣的刑罚。他在文末痛心疾首地呼告：“日寇憎恨文化，就像枭鸟畏惧光明一样。逼得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为了自卫，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举起了抗战的烽火！同时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维护公道，我们举起了反抗的义旗！”

　　参观绍兴博物馆时，我看到历史文化陈列的《前言》是柯灵先生撰写的。先生论历史，大江东去，浩浩荡荡，千古人物，各领风骚；先生说文化，小溪潺潺，源远流长，百花齐放，灿若星河。绍兴龙山上著名的《飞翼楼记》，是柯灵撰写的关于越文化的经典宣言：“古越飞翼楼，建于春秋末叶，距今二千五百年，史笔煌煌，载在典籍。其时天下鼎沸，列国兼并，吴越争霸。越王勾践败北，入吴称臣，蓬首垢面，忍辱负重，奴役三年，获释生还，重履故土。一时百姓欢呼，群臣称庆，上下一心，誓使山川重秀，日月更新。范蠡受命筑城立郭，观天文察地利以百里之封建千秋之业。更筑飞翼楼于卧龙山巅，以象天门，压强吴。勾践劳身苦行，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达复国兴邦、报仇雪耻的宏愿。历史的可贵，正在于瑰玮博奥，发人深省。吴宫麋鹿，越社丘墟，封建霸业，早已成尘。五湖烟水，范蠡机先。金阊舞歇，浣纱石在。伍员惊涛，文种伏剑。波谲云诡，动魄惊心。而坚忍不拔，奋发图强的壮烈精神，发扬光大，蔚然成中华民族之魂。盛衰倚伏，宇宙清宽，时代潮流，滚滚向前。飞翼楼栉风沐雨，早已完成历史任务。当此改革开放之会，世纪交接之秋，鸠工新建，重见崔巍，承前启后，勠力新猷。稽山苍苍，镜水盈盈，天长地久，共证同心。时一九九八年初夏，勒石为记。”

　　《沧桑忆语》这本柯灵的散文集，留给后人的是永远的怀念和敬爱。他的文字，不会随着作者的离去而消失，而是会越来越多地感染着那些爱读书的人们。沧桑的岁月已去而不返，美好的生活，正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柯灵在暮年说：“生活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生而有涯。每个人只能读到有限的章节，因此必须认真地读。必须画好生命的句号，不辜负自己到这瑰玮的人世走这一遭，使自己能够安静而轻快地作一次最后的发言：永别了，世界，祝福你前途无量！”（《画好句号》）。

　　柯灵曾为绍兴撰写过诸多碑文、序言、传记、题词，比如：为福全秋瑾祖居题写的“青史璀璨，故里馨香”；为绍兴名人馆题写的“故乡多少佳山水，不似西湖浪得名”。人家给的稿酬，他悉数退回，认为自己能为家乡撰文“已是无上光荣”。他曾荣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敬慰奖、第三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等奖项的奖金，均奉献给了社会。当有人提议为他在家乡建纪念亭时，他则坚决予以制止，并谦言：“我对党和人民并无什么贡献，写点文章，薄有文名，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如此招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