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绍鏊《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一文：“开始活动（参与组织民进）时，我有三个小组织。一是邻居十九号的张纪元及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知名人士。二是潘子欣、曹鸿翥、曹亮、钱瘦铁、谢仁冰、冯少山等人士。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包括谢仁冰、潘子欣在内。每星期在蔡禹门处开座谈会。”

　　朱绍文先生曾有签名本书籍《朱绍文集》送给笔者，其中记载：朱绍文1915年生，1945年不过30岁而已。朱绍文是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关于他的记载，是王绍鏊记忆有误，还是另有其人呢？

经济学家朱绍文

　　最接近的是一位经济学家朱绍文。据了解，朱绍文于1915年1月6日出生，194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精通日、德、英三门外语。1943年以日文写就博士论文《李斯特国民生产理论研究》，但适逢战乱，未能全文发表，也未能举行答辩。

　　1944年，朱绍文因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宣传抗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坐牢，受尽严刑拷打，右耳失聪；在日本十余年所积藏书，也被洗劫一空。能够捡回一条命，还多亏了东京大学在日本的地位，即便是在当时，日本军界也不敢将东京大学的学生随意处死。经由东京大学抗议，朱绍文才被释放出狱。至1945年初，美国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国内混乱，东京大学疏散，朱绍文携妻乘货轮至朝鲜，辗转回国。

　　回国后，朱绍文曾任上海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经济学教授。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将朱绍文请到北京，从此朱绍文便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同时兼任辅仁大学（即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11年11月，朱绍文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朱绍文的履历时间节点是1945年初回国，工作活动地点上海，专业为经济学。与民进成立的时间和一部分以王绍鏊为首工商经济界人士高度吻合，但没有确切查到经济学家朱绍文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建会员朱绍文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荣誉学部委员页面，也有朱绍文的简历：作为民主党派人士，研究与教学工作之外，朱绍文还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曾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及外事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常委，第四、五届民建中央常委……其中没有提加入民进，更没有说当选一届理事会理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看到一份朱绍文手写的履历表，其中出生年月填写的是1916年1月，出生地：江苏镇江，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由此确认经济学家朱绍文为民建会员。

　　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民进的创始人之一的王绍鏊，其实是有着多种政治身份的人，他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共特工刘人寿同志的回忆文章《缅怀王绍鏊同志》一文中说：“抗战胜利不久张奉命撤离上海，我有幸担任王绍鏊同志与组织之间的联络员一年左右。”同时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支部主委，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和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等人一起筹建了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

　　同是王绍鏊领导下的民建、民进组织，在创会期间保留多个党籍的民进会员也并不罕见，以此推断民建会员朱绍文曾经加入过民进也基本合理。

其他几位朱绍文

　　在民进中央网站上，有一篇陈正卿撰写的《特科尖兵王绍鏊》，也谈到朱绍文：“再一层便是朱绍文、蔡禹门等沪上名医。”这里提到的朱绍文、蔡禹门两位60多岁的老先生，均是沪上名医。但作为沪上名医的朱绍文，却遍查资料也不得踪迹。

　　考证似乎就这样结束了，但还有一点不能确定，目前为止，只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经济学家、民建会员朱绍文就是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因而存疑。

　　还有一位朱绍文，是相声祖师爷，卒于1904年，显然不是。

还有一个朱绍文

　　在上海交大副教授张玲写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对江淮旅沪同乡会政治动员初探（1925-1949）》一文中，也提到了一位朱绍文：

　　在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还动员、团结了爱国民主人士朱绍文。朱绍文（1878-1951），字德轩，淮阴马头镇人。两江法政学堂毕业，民初任两江政法大学校长、省议员、议长，任江淮旅沪同乡会常务理事、理事。1948年6月，淮阴旅沪同乡会成立，朱绍文被选为理事长。

　　1937年底，朱绍文随江苏省政府回到家乡，任第三战区动员委员会常委、淮阴县长。此时，淮阴籍共产党人宋振鼎、吴觉、谢冰岩、李干成等纷纷从外地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联系各县爱国民主人士召开座谈会，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得到包括朱绍文在内部分国民党员的赞成。

　　1938年2月初，宋振鼎、吴觉、谢冰岩等人准备组织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却遭到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等国民党顽固派的抵制。宋振鼎等得知朱绍文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私交甚好，就请朱给李写信。不久，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在淮阴正式成立，朱绍文的介绍信起了关键作用。抗日同盟总会骨干吴觉等还帮助国民党建立了“淮阴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朱绍文担任主任兼任组织部部长，聘请了一批坚决抗日、办事能力强的社会知名人士为委员。苏北全民抗战局面形成，苏北地区共产党组织得以迅速重建。

　　抗战胜利后，社会各界人士，密切关注国共关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出路，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政治。江淮旅沪同乡会理事朱绍文因不满国民党官场腐败，归隐沪上做律师，因与中共地下党员王绍鏊住所相邻，二人交往日益密切。王绍鏊（1888—1970），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曾就读于江苏省教育总会法政讲习所，民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后在中国共产党人侯绍裘等人影响下，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朱、王二人皆社会名流，曾为民意代表，应是旧相识。

　　1945年冬，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张执一约王绍鏊谈话，让王广泛团结民主人士，加紧开展民主运动。王绍鏊在其住所附近联系一批包括朱绍文在内正直爱国的工商、文教界人士，他们每星期一在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独裁专制，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这批人在1945年底创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地下党和诸多爱国人士的进一步影响下，朱绍文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广泛联系苏南苏北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独裁、腐败，在其周围又形成新的反蒋反国民党的阵线。

　　1945年底，朱绍文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为发起人之一。1946年8月又写了言辞激烈的《为不能陈述心事的国民向国民参政会请愿书》。他断言，国民党“就是军事胜利，恐怕政治要失败的”。朱绍文的政治态度必然影响江淮同乡会理事会及成员。

　　查询这位朱绍文的出生年月，1945年为67岁，与王绍鏊所说“朱绍文、蔡禹门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完全一致。至此可以推断：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朱绍文并非经济学家、民建会员朱绍文，应为担任过淮阴县长、淮阴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的朱绍文。

　　（作者系民进中央开明画院理事、安徽民进开明画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