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是贯穿价值、人性、空间、历史四大维度的实践智慧。以儒学为核心，这四重维度层层递进，构建起“大而久”的文明体系

　　●重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需避免两种极端：一是将“优”等同于“复古”，忽视时代性转化；二是将“优”视为封闭的“文化特权”，排斥外来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四维之优”，并非历史陈列，而是解决当代问题的重要资源，无论是个体道德修养、社会伦理构建，还是国家发展、全球治理，都能从中汲取智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在何处？如何辩证地看待“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出哪些时代价值？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承载着文明连续性的精神密码，其“优”既体现为历史上的凝聚力与生命力，更在于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刻回应力。重识这份“优”的内涵，辩证把握其价值，方能为民族复兴注入深厚文化动力。

　　“优”之智慧

　　基于儒学的四重维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是贯穿价值、人性、空间、历史四大维度的实践智慧。以儒学为核心，这四重维度层层递进，构建起“大而久”的文明体系。

　　价值维度上，体现为从个人到天下的公共性超越。中华传统文化的首要优势，在于其超越个体私利、指向公共价值的追求。这一追求以儒学“仁”为核心，形成从个人修身到天下大同的完整逻辑链。

　　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奠定早期礼乐文明框架；春秋“礼坏乐崩”后，孔子以“仁”释礼，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将外在礼仪规范转化为内在道德自觉。这种转化并非封闭的个体修养，而是“差序格局”的扩展：从对亲人的“孝悌”出发，经“泛爱众”延伸至对他人的关爱，最终升华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种“关注中心的不断超越”（从自身到家庭、社会、国家，再到全人类），正是中华文明能“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几千年”（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语）的关键。

　　《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的理念，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价值追求的源头。中国先民以“天下”“四海”构建世界认知，本质是开放大度的文明观，不局限于民族或地域狭隘利益，而是关切人类共同命运。钱穆先生等评价孔子承前启后，都是看到他“集前两千五百年之大成，开后两千五百年之新统”。正因孔子将这种公共性追求凝练为儒学核心，使中华文明始终聚焦“人类整体利益”。

　　人性维度上，体现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德性塑造。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二重优势，在于不将“人”视为纯粹自然存在，而是通过德性培养，实现“自然人”向“社会人”的升华。这一过程以儒学心性论为指导，形成系统的教化体系与实践方法。

　　孔子的施教体系堪称典范。据《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其教化路径为“先之以诗书，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以“诗书”奠定文化根基，以“孝悌”引导家庭伦理，以“仁义”涵养道德自觉，以“礼乐”规范行为举止，最终以“文德”成就完整人格。这种教化与心性修养贯通。《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认为人需遵循天命所赋的“善性”（含仁义礼智），通过教化实现“中和”之境；孟子“养气说”中“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的境界，承自孔子“志之所至，气亦至焉”的“五至”说（《孔子家语·论礼》），核心是通过“集义”的道德实践，让内在德性外化为行动力量。

　　这种德性培养有坚实支撑：孟子“性善论”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提供人性依据；荀子“性恶论”注重礼法教化，补充外在规范；家庭以“父慈子孝”塑造个体品格，再扩展为孔子“正名”思想、董仲舒“三纲五常”等社会规范，确保德性从私人领域延伸至公共领域。正如《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三国刘劭《人物志》直言“人道之极，莫过爱敬”，这种对“德性饱满”的追求，让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精神内核的连续性。

　　空间维度上，体现为从本土到多元的包容共生。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三重优势，在于具备“由内而外”的包容基因：以本土文化为主体性根基，同时以开放姿态吸收外来元素，形成“和而不同”的文明格局。这种智慧在儒学中体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延伸，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

　　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直指儒学“内圣外王”的核心，正如《大学》里提出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就是构建了从个体道德到天下治理的连贯体系。该体系极具适应性：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传统文化包容性的继承，将“天下为公”与共产主义理想相契合，赋予传统价值新内涵。

　　这种包容性还体现在经典传承与教育体系中。从先秦“六经”到汉代“五经”再到宋代“十三经”，经典文本的丰富始终以儒学核心价值为根基；阐释方法历经汉儒“章句训诂”、宋儒“义理发挥”至清儒“汉宋兼采”，让经典能与时代对话。教育体系亦延续此传统：古代官学与书院以儒家经典为核心，1905年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仍保留“读经”“修身”课，当代“立德树人”理念更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公民教育结合，确保文化基因代际传递。

　　历史维度上，体现为从古至今的守正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第四重优势，在于不固守传统、不割裂历史，以“守正创新”实现数千年连续传承。这种韧性在儒学中体现为对“三代”文明的继承，以及对不同时代文化的“损益”与转化。

　　从夏代“尊命”、商代“尊神”到周代“尊礼”，早期中华文明已形成“因革损益”的传承机制。孔子明确提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并推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本质是在坚守文明核心（如“礼”的秩序、“德”的追求）的基础上，依时代需求调整形式。这一机制让中华文明避免了因政治动荡或外来冲击导致的文化断裂——即便在元代、清代等多民族政权时期，儒学仍作为文化核心维系着文明认同。

　　对外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凸显这种韧性：佛教传入后，与儒学、道家融合形成“儒释道合一”形态；近代以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中体西用”，在坚守文化主体的同时吸收西方科技；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仍从儒家“大同”思想寻找与社会主义的契合点；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源于“天下为公”的传统智慧，回应全球性挑战。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亦如此：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元代杂剧吸收蒙古族音乐、清代满汉文化交融，不仅未削弱中华文明主体性，反而丰富其内涵、增强文明韧性。

　　“优”之认知

　　辩证视域下主体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重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需避免两种极端：一是将“优”等同于“复古”，忽视时代性转化；二是将“优”视为封闭的“文化特权”，排斥外来文明。正确认知应立足“主体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把握“优”的本质与实现路径。

　　“优”的本质，是以本土主体性为根基的开放包容。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绝非“排外”优势，而是以自身核心价值为根基、兼容多元的智慧。正如儒学虽吸收道家“无为”、法家“法治”思想，却始终以“仁”为核心；佛教中国化虽融入禅宗智慧，却未取代儒学的社会伦理地位。唐代长安、宋代泉州的开放，本质是对本土文化的自信——既能接纳外来商人、宗教与艺术，又不盲从外来价值；当代对待西方文明，同样需在坚守“仁”“和”“天下为公”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吸收其科技、管理等先进成果，避免陷入“全盘西化”或“封闭保守”的误区。

　　“优”的实现，需经时代性的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并非现成“标准答案”，而是需结合当代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例如，传统“孝”文化需从封建“愚孝”重拾或转化为当代家庭责任与养老伦理；“家国情怀”需从士大夫的“忠君”转化为公民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担当；“天人合一”需从古代“顺天应时”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如推进植树造林、碳达峰碳中和）。正如共产党人将“天下为公”诠释为“为人民服务”，将“修身为本”诠释为“党性修养”，只有赋予传统价值新的时代内涵，其“优”才能真正落地。

　　“优”之价值

　　回应时代问题与促进文明对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四维之优”，并非历史陈列，而是解决当代问题的重要资源，无论是个体道德修养、社会伦理构建，还是国家发展、全球治理，都能从中汲取智慧。

　　对个体与社会：重塑伦理秩序与精神家园。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儒学“修身为本”的理念为个体提供精神锚点。传统“孝悌”“诚信”“仁义”等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高度契合。通过家庭伦理培养个体责任感，通过“慎独”“自省”提升道德自觉，既能缓解当代人的精神焦虑，又能促进社会和谐。士大夫“以道统制约政统”的追求（如董仲舒“天人三策”、王阳明“致良知”），可为当代公职人员道德建设提供借鉴；屈原的爱国赤诚、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可转化为当代公民的社会责任，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对国家发展：助力文化强国与生态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深厚根基。“天人合一”“保合太和”（《易经》）的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哲学依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是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转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为国家治理提供文化支撑：从家庭文明建设到基层社会治理，从干部道德修养到国家政策制定，传统文化的价值维度能增强治理的人文温度。此外，故宫文创等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更有力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对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文明方案。在文明冲突论抬头的当下，中华传统文化之“优”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路径。“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源头。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议题的合作，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是对传统“天下”智慧的当代实践。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更是对儒学“和而不同”理念的现代诠释：尊重不同文明差异，不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通过文明互鉴实现共同繁荣，为构建和谐世界秩序提供重要启示。

　　综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在于以儒学为核心的四重维度：超越个体私利的公共价值追求、塑造德性的人性修养工夫、包容多元的文化基因、守正创新的历史韧性。这些“优”并非静止遗产，而是需要当代人以“守正”为根基、以“创新”为路径，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有深刻把握这份“优”的内涵，辩证看待其价值，才能让数千年的文明智慧在当代焕发生机，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系民进会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