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苏州市政协成立70周年。七十年砥砺奋进，见证着城市与民主协商事业同频共振。在这特殊的时刻，我不由得想起祖父、父亲，想起我们与政协之间那份跨越时空的亲密联结和温暖故事。

　　祖父徐伯昕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从事政协和统战工作近三十年；父亲徐星钊曾担任苏州市政协第七、第八届副主席。2003年，我成为苏州市政协委员，延续了祖父和父亲与政协的不解之缘。当得知我也加入政协，父亲欣慰地称我为“战友”。这份传承，令我倍感光荣。

　　祖父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隐蔽战线上的中共秘密党员。1932年，他与邹韬奋先生共同创办生活书店，1948年在香港筹建三联书店并任总经理。解放前夕，他赴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以民进代表的身份参与制定《共同纲领》。新中国成立后，他连任数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并兼任副秘书长。1956年，根据周总理指示，祖父从出版战线转到统一战线工作，将主要精力放在全国政协和民进工作方面。

　　祖父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主持制定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组组织简则》，明确了工作组的性质、任务和工作程序。1981年，他与16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设立教师节——这一建议最终促成1985年教师节的正式确立。

　　祖父一生忠诚于统战事业，正如赵朴初先生挽诗所言：“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

　　父亲在苏州市政协工作了十年，这是他履职生涯的最后一站。他从经济工作岗位转到政协，起初并不适应。1983年赴京探望祖父时，祖父以自身经历鼓励他，嘱咐他以周总理为榜样。从此，父亲全心投入政协工作，协助恢复“文革”后的政协正常工作，组建专门委员会，建立专题调研制度。

　　父亲很关心民主党派，当他发现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办公条件简陋时，极力主张改善办公条件，并建议将五卅路体育场路西南角的市政府房屋改建为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办公用房。父亲还协助建立了节日走访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的工作制度，使各界人士感受到共产党的关怀。在分管海外联络和民族宗教工作时，父亲结识了很多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利用与海外联系广的优势，先后引进了雅都大酒店、江南食品公司、凯莱大酒店等多个外资项目，为苏州经济发展作出了实际贡献。

　　我始终以祖父与父亲为榜样，认真履职、建言献策。五年的委员生涯中，我关注社会实际，提交了多件提案。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件提案——《关于制止三山岛开发性破坏的建议》，正是在父亲的启发下完成的。我们从旅游见闻中发现问题，结合专业人士的意见，最终推动三山岛被纳入古村落保护范围。在撰写提案的过程中，我总结出三点体会：首先要善于观察，勤于捕捉。2003年我在美国看到校车制度后，提出了在苏州市区中小学实行校车接送制度的建议，如今苏州街头随处可见黄色校车。其次是结合本职，抓住重点。我根据参加冷库检查的发现，提出了加强冷库安全监管的提案，这个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第三是关注热点，为民分忧。针对市政道路建设中的环境卫生和行路难问题，我也提出了相应建议。

　　如今，虽已离开政协岗位，但我始终觉得自己仍在政协的队伍之中。我们三代人与政协深深结缘，这份事业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回首来时路，政协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份责任、一种情怀，它承载着家族的信念，也映照出时代的变迁。

　　（作者系第十一届苏州市政协委员、原苏州检验检疫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