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京杭大运河，在杭州拱墅段漾开一湾浸润时光的涟漪。这条承载着2500年文明记忆的水脉，不仅是活态遗产样本，更成为人文经济学研究的生动注脚。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深刻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这一论断在浙江有着深厚的实践根基。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出台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部署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推动人文与经济深度融合发展，阐释了以文兴业、以文营商、以文兴城的人文逻辑。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拱墅段）恰是这一逻辑的鲜活体现。近日，本报记者访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就如何解码大运河畔人文引领经济的内在逻辑、如何进一步释放人文经济潜能等话题展开对话。

　　人文经济学的鲜活实践样本

　　记者：200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乘坐水上巴士考察大运河杭州段，并留下嘱托：把运河真正打造成具有时代特征、杭州特色的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真正成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2020年，总书记在扬州考察调研时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作为人文经济学的鲜活实践样本，您认为大运河拱墅段的发展内核是什么？

　　张颐武：水脉连着文脉，大运河自开凿以来，沟通南北，货畅其流，成为经济大动脉的同时，也成为重要的文化纽带。拱墅段的价值不在于有多少文化资源，而在于如何让文化资源活起来、产生经济价值，这正是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形成了独特的“以人文为导向”的发展理念，它像一根红线，贯穿了拱墅段20多年的发展历程。

　　这种“人文导向”首先体现在空间改造的初心上。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的变迁最有说服力。2006年之前，这里还是棚户区，习近平同志调研后，拱墅区没有选择大拆大建搞房地产，而是坚持“修旧如旧”，保留河埠头、老墙门，甚至连居民门口的石板路都原样修复，把“运河人家”的生活场景还给老百姓。调研时我们发现，意汇文化的主理人周意，在运河边开文化空间，用可推开的大窗把拱宸桥“框”成景观，又开发运河绘本、组织研学，让“运河故事”可看、可学、可带。这种不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先坚守人文底线的选择，反而成就了后来的文旅价值。现在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年游客超500万，文创小店、非遗工坊的营收年均增长18%，居民的房租收入也翻了几番。这说明，人文不是附加项，而是经济的根与魂，是“定盘星”。守住了人文底线，经济发展才有根基，这背后是人文场景的经济转化。

　　再看小河直街，它保留了“前店后宅”的明清格局，没有搞同质化的商业综合体，而是引入宣墨承香、酱园这样的非遗综合空间。我们调研时看到，宣墨承香把宋锦、香道、文房四宝整合在一起，负责人夏禹告诉我们，这里形成了“体验+零售+定制”的业态，周末客流能支撑起3个员工的运营成本，还能盈利。年轻人来体验拓片，会顺便买个丝绸杯垫；企业来搞团建，会定制丝绸版《孙子兵法》当礼品。这种“小而美”的人文业态，比大商业更有生命力，也更符合运河的气质。还有文化IP的现代转化。酱园负责人叶萌把清代老酱园改成“国潮店”，用“酱油调茶”吸引年轻人，再借机讲解“冰油”“母子酱油”的古法工艺。这些创新不是脱离历史的“猎奇”，而是把漕运记忆、酿造技艺等“古”的文脉转化成“今”的消费场景，让年轻人在打卡、体验中感知文化，而文化认同又变成了消费动力。

　　更关键的是，这种“人文导向”形成了“保护—开发—再保护”的闭环。拱墅区大运河文化带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大运办）的同志提到，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后，拱墅区的文旅收入年均增长15%，这些收入没有被挪作他用，而是反哺到文化保护上，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每年投入200多万元更新展陈，桥西街区的老建筑维护费用也来自文旅营收。比如博物馆里的3D动画《运河全线行》，就是用文旅收入制作的，它把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风貌浓缩到3分钟的短片中，让游客直观感受漕运历史。这种“经济反哺人文”的良性循环，正是人文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最佳实践。

　　可以说，拱墅段的样本内核，就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人文起点，把文化资源的经济转化作为发展路径，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重要论述的核心理念完全契合。

小河油库转变为小河公园。　 杭州市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 供图

　　不把遗产当标本，而把文脉当动能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您看来，大运河拱墅段在“古为今用”上有哪些创新，这些创新又如何体现“人文经济学”的逻辑？

　　张颐武：大运河拱墅段的“古为今用”，核心是“不把遗产当标本，而把文脉当动能”，这正是人文经济学的关键，用人文资源激活经济，再用经济反哺人文。最典型的是工业遗存活化，我总结为三句话：保留工业记忆、构建产业生态、融入社区生活。

　　工业遗存活化的“魂”是工业记忆，不能丢。我们在LOFT49看到老厂房的梁柱、管道都被保留下来；大运河杭钢公园的高炉没有被拆除，而是改造成了《钢铁与运河》实景演出的舞台背景。这种不割裂历史、不凭空造景的做法，让工业遗存不仅有了人文温度，也有了经济价值。游客来这里，不只是看老建筑，而是体验工业记忆，这种体验是商业综合体无法替代的。

　　工业遗存活化的“骨”是产业生态，不能空。LOFT49的成功，不是因为老厂房好看，而是因为它培育了有生命力的产业生态。安道公司的案例很典型，最早，安道是给LOFT49做景观设计的合作方，园区运营方发现，安道的自然办公理念与运河文化高度契合，于是邀请安道整栋入驻，让其从合作方变成核心企业。现在，安道不仅自己做景观设计，还带动了上下游的模型制作、数字可视化等企业入驻。这种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生态的模式，让老厂房从“空壳子”变成了产业载体，避免了空心化。

　　工业遗存活化要融入社区，不能隔离开。杭实集团的同志说，LOFT49是“全开放园区”，周边居民会来遛娃、散步，甚至在园区的草坪上野餐。这种不排斥居民、不隔绝游客的理念，让工业遗存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居民的日常活动为园区增添了“烟火气”，园区的文化活动也丰富了居民的生活。这正是人文空间改善了居民生活品质，而居民的认可又反哺了园区的发展。

　　三个“打通”，发挥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您认为文化该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张颐武：这就点透了人文经济学的本质，文化不是经济的附属品，而是引领者。从大运河拱墅段看，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体现在三个“打通”上。

　　一是打通文化资源与消费场景。晓风书屋为什么能在纸质书店凋零的寒冬中屹立不倒？因为它不只是卖书，而是把运河文脉变成了“差异化优势”。书店里有运河主题书籍、宋韵文创，窗外是拱宸桥，又引入南派三叔IP，让书变得不一样。同样是小说，这里的书因运河背景有了独特故事，吸引游客专程来买，甚至带动周边餐饮消费。这就是文化把普通消费变成特色体验，从而创造更高价值。

　　二是打通小众文化与大众市场。非遗是典型的小众文化，但大运河拱墅段让它“活”了起来。前面提到的宣墨承香把宋锦、香道等非遗整合进文化空间，既做企业定制礼品，又搞体验活动，周末留客量很大。大运河博物馆把“水闸调节”这种专业水工知识，做成亲子互动装置，让非遗从博物馆里的展品变成可参与的项目。当小众文化找到大众接受的方式，就会形成新产业 。拱墅区130余项非遗，不少已经形成“体验+销售”的产业链，这就是文化创造的新经济增长点。

　　三是打通区域文化与产业生态。拱墅段不是孤立做运河文化，而是把它变成产业的“黏合剂”。大运办联动市运河集团，统筹游船、街区、博物馆，形成“水陆联动”的文旅生态；杭实集团做园区运营，把文创、科技企业聚在一起，靠运河文化吸引企业、靠企业发展反哺文化设施。这种“文化+产业”的生态，让经济发展有了人文温度，也让文化有了经济支撑。就像拱墅区提出的“运河南起点、繁华文商带”，文化是“魂”，商业是“体”，魂体相依，才能走得远。

胜利河美食街。拍友 李忠摄 杭州市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 供图

　　进一步释放人文经济潜能

　　记者：站在人文经济学的视角，您认为大运河拱墅段未来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深化实践，为全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更多经验？

　　张颐武：大运河拱墅段已经是人文经济学的活态样本，未来要做的是样本升级，核心是从点上突破到系统赋能，更好地践行“古为今用”“人民的运河”等重要理念。

　　首先，要在文化IP精细化上再深化。目前，拱墅区有“如梦上塘”“稻米节”等IP，但还可以更聚焦“地方特色”，比如祥符桥、欢喜永宁桥这些区域地标，可开发“运河时光折叠”AR项目，让游客“穿越”到古代漕运场景；水工遗产如闸、坝，可做成“运河智慧”研学课程，既传播文化，又形成教育产业。IP越精细，越能让游客“记得住、带得走”，从而提升经济转化效率。

　　其次，要在数字赋能上再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数字技术是重要手段。可以在运河游船上搞AR导览，扫描两岸建筑就能听历史故事；在博物馆搞“数字文物互动”，让游客亲手修复古籍、体验漕运贸易。数字不仅能让文化更“活”，还能吸引年轻群体，扩大消费市场，就像LOFT49如果能引入更多数字创意企业，就能形成“文化+科技”的新生态，让经济发展更有韧性。

　　最后，要在南北联动上再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关注大运河的整体保护，拱墅段作为南端核心之一，可加强与北京通州、江苏扬州等城市的合作：比如联合推出京杭运河文化旅游走廊，互推线路、互认文创；共同举办运河人文经济论坛，分享保护活化经验。这种联动不是简单合作，而是让人文经济学的经验跨区域复制，让大运河真正成为贯通南北的文化经济动脉。

　　拱墅段的未来，还是要守住“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的初心，让文化更有温度，让经济更有深度，使大运河真正成为滋养民生、引领发展的母亲河，这才是人文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也是大运河建设的根本意义。

　　【专家简介】

　　张颐武，1962年生于浙江温州，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兼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他深耕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及现当代文学研究，长期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实践，近年也关注大运河文化的研究，提出运河作为“流动的文化遗产”的核心观点，强调通过技术赋能与跨区域协同释放人文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