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愿望是什么？——“社会给我的，我要加倍还给社会。”这是我早年给余姚教师进修学校的培训生教书法时，自撰自书的示范作品《自问十条》中的一条。

　　1995年7月，具有44年教龄的我退休了。当时，精力还不错，我问自己：你“加倍还”了吗？我回答：还不够！虽然在40多年的岁月中，我不但教了众多学生，业余还出版、发表了近百万字的儿童文学作品。如今退休了，怎么办？我想起在上世纪90年代，余姚电视台为我拍了短纪录片《孩子王》，开头我是这样说的：“我到这个世界上来一趟，就是为孩子来的。”于是，我就到市工人文化宫，和负责人商讨后，办起了小学生双休日写作班。我教孩子们写作，有别于小学语文老师教的内容，我教孩子们写童谣、童诗、童话、寓言、故事等。开始时，只有一个班，五六十名学生。一年多后，家长们互相传播信息，而文化宫招生又是多多益善，我教的写作班有了六个，最多一班达百人。工人文化宫的教室坐不下了，向市委党校借了大教室。我是民进会员，于是《宁波民进》2005年2月发表了一篇介绍我退休生活的文章：《寓乐于为，退而不休》。此文开头写道：“往返于甬杭间的城际列车上，每周一次都能见到一个戴眼镜的老年教师，周四来余姚，周一返杭州。肩上那只褪了色的背囊中，总是鼓囊囊地装着几叠书籍。他随女儿和老伴在杭州安家，可他退休后的事业仍在家乡余姚。”辅导孩子写作的工作，到我79岁那年才告结束。此后，少数家长和学生还和我有联系，我知道了写作班的学生中，有一位成了新华社外事记者，有一位成了诗人，现任《杭州日报》编辑，有一位在《上海铁道报》担任编辑。今年春节，有两位写作班的学生由家长陪同来富阳看我，其中有一位在微信朋友圈中发了一则以《难忘恩师》为题的信息，她写道：“说了好几年要来杭州看看您！这对曾被《余姚日报》称为‘忘年交’的师生，终于在2025年的早春见面了！”这时，她已是有两个上小学孩子的母亲了！

　　培训孩子写作结束后，我问自己“加倍还”了吗？没有！于是我又记起在短纪录片上说过的一段话：“作为一个教师，我将要退休了；但是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者，我将永远不会放下我手中的笔。”于是，在《宁波民进》那篇介绍中，又有了这么一段话：“他写了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逆境少年》，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宁波市‘五个一工程’奖；此外，还主编了一套《写作天地》丛书共八册，在北京出版。由于他辛勤写作，除了多次获得省内外儿童文学奖项外，还两次荣获余姚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精神文明重大成果奖。”

　　转眼到了三年疫情时期，我染上新冠住院十几天。出院后，我入住女儿在富阳办的企业宾馆养病。这里是余姚先贤严子陵晚年钓鱼的地方，山好水好空气好，可对我来说却是远离故乡，人陌地疏。此时我已年近九十。我又问自己“加倍还”了吗？没有！怎么办？我通过关系，联系上了富阳区作协的一位负责人，通过她，我加入了省儿童文学作家群、富阳儿童文学作家吧，还加入了余姚市作家协会群，我又有了发挥余热的机会。我在群内表示，愿意为年轻的文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2023年9月的《浙江作家》杂志发表了《浙江儿童文学界的青松翠柏——李燕昌老师印象记》一文，这或许是对我晚期退休生活的鼓励吧！

　　当我提笔撰写此文的时候，记起了《自问十条》中的另一条：你怎样评价已过去的大半生？我的回答是：无所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