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期刊

　　今年是全民阅读倡议提出20周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元年，国务院首次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周”……多重节点叠加，让“阅读”成为这个春日里最厚重的一个话题。随着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即将启幕，各地阅读活动如火如荼，“阅读”味儿浸润在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出版界如何持续提供全民阅读优质内容？人工智能时代如何破解深度阅读与经典阅读难题？本报记者就此专访全国政协委员、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惠仁。

　　“唯有精品，才对得起读者”

　　“好的阅读风气的形成，是需要持续的体系性支撑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深感欣慰。”亲历过上世纪80年代青年学子手不释卷的读书景象，汪惠仁对当今阅读生态有着清醒认知，“阅读的敌人是信息过剩和注意力涣散，完善‘服务体系’意味着要从供给侧做文章，从机制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在汪惠仁看来，真正完善的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包含阅读公共物理空间与社区文化生活的切实融合、内容供给的精品化精准化、评价体系的转向三个层面。“书店、图书馆、藏书楼，不能停留在文旅匆忙打卡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阅读能力的群体，需要的是分众化的书目推荐和阅读指导，而不是笼统的畅销榜；不能只看阅读率、人均读书本数这些冰冷的数字，更要关注阅读的深度和质量，关注阅读对生命质量的提升作用。”汪惠仁认为，“阅读就是培养人们对母语的深度体味和对思想的敬畏。”

　　出版是全民阅读内容供给的重要支撑。《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强调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出版物。面向“十五五”，出版界应如何持续优化优质内容供给？从事出版工作30年的汪惠仁可谓经验丰富、思考深刻。

　　“在品种上，做自己擅长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最显著的优势无疑是文学期刊。”汪惠仁回顾中国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大量生长的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小说月报》《散文》一开始就是为汉语文学的写作与阅读提供特别服务的，它们在80年代中后期的市场淘洗中逐渐显出优势。“《小说月报》除了精选小说作品，还每期附录各地文学期刊小说选目，几十年积累下来是一份珍贵的当代小说史料。《散文》致力于重建‘中华文学园林之园中之园’，30年来每期精心打磨，可谓寸土寸金。”谈到“自家”文学期刊，汪惠仁可谓如数家珍。

　　汪惠仁认为，可读性是文学期刊的重要追求，为大众提供重新走进世界、理解世界的途径。他介绍，以《小说月报》《散文》为龙头建立期刊矩阵，并通过“百花文学奖”实现读者投票参与评选，事实上又构成了一种“市场探测”机制——期刊先行发现优质作者和选题，图书出版接续深耕，评奖活动凝聚读者反馈，形成“期刊—图书—评奖”的良性互动。“实践证明，品种优化的关键在于建立灵敏的内容发现与反馈机制。”汪惠仁表示。

　　“在结构上，要突破既往成就带来的舒适区与路径依赖，构建‘书刊互动、纸数融合、跨界延展’的立体格局。”汪惠仁透露，百花文艺出版社正以《科幻立方》杂志为核心进行多领域版权开发，“促进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推动优质内容在跨媒介平台上即时触达读者，同时将优质内容转化为高价值数据资产，推动形成以内容为核心、以数据为驱动的产业新结构。这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中‘支持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要求相契合。”

　　“在质量上，要建立以读者为中心的全流程精品保障体系，推动出版从‘内容供给’向‘智能生态供给’升级。”汪惠仁认为，“质量提升需要借助数智化赋能——围绕选题、编校、营销等环节推动全流程再造，加快构建出版行业大模型并推动其在核心业务场景中集成落地，实现内容价值的最大化释放。”

　　“面向‘十五五’的出版业与全民阅读，需要的不是花样不断翻新的口号，而是在坚守中创造——唯有精品，才对得起读者。”汪惠仁的话语掷地有声。

　　提供“人的叙事”

　　大数据、人工智能正深刻塑造出版生产与阅读方式，为出版与阅读带来诸多现实挑战与机遇。“总有人问我，大数据算法来了、新的阅读方式来了、AI写稿来了，编辑是不是要失业了？”面对这一行业热点难点，汪惠仁给出自己的答案，“越是技术狂飙突进的时候，出版人越要回到最朴素的原点去思考：读者到底需要什么？理想的人生到底需要什么？”

　　在汪惠仁看来，技术是工具而非目的，阅读的核心价值永远指向“人”。他提倡纸质阅读，认为在充分尊重多种现代阅读方式的前提下，应当重新评估纸质书“全息性”的优长。他分析道，“纸质阅读的‘全息性’在于其物理形态与认知活动的深度耦合，翻页的手感、油墨的气息、章节的空间排布，共同构建了多维的知觉场。这种全息体验激活了触觉、视觉及思想经验的协同参与，是其他阅读方式所难以替代的。”

　　汪惠仁认为，大数据有精准的算法能力，享受其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其负面影响，“它若沾染了庸俗利害心，则沦为误导消费的负面力量。”汪惠仁直言，AI生成内容带来的冲击尤为剧烈，比如几秒内写出通顺的文章，甚至模仿名家写作惟妙惟肖，在此背景下，人怎么办？对此，汪惠仁提议文学创作应基于受众需求提供人的叙事。他进一步阐释道，“从受众阅读层面来说，‘人的叙事’回应的是三个深层需求：第一是确认，渴望通过他人生命叙事来确认自己生活的状态；第二是对话，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像一场沉默的对话，它不评判、不说教，困惑、孤独、挣扎，构成了彼此对话的基础；第三是觉悟，好的叙事能让人暂时抽离自身的局限，进入觉悟之境。”

　　创造“阅读的诱惑”

　　数字化时代，社会节奏加快，如何让人们静下心来耐着性子读本书，成为全民阅读推广面临的普遍难题。“对人生最为有益的阅读，当然是深度阅读与经典阅读。”汪惠仁认为，出版机构不仅要做好引导，还要做好让“深度”与“经典”融入阅读的可行性设计。

　　“深度阅读比刷屏当然需要更多时间，但必须让普通受众明了，阅读时思维的参与度更为重要。”汪惠仁表示，出版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深度阅读“减负”，即让读者不必在进入一本书之前，先要做好“打一场硬仗”的心理准备，“在选题策划阶段就考虑阅读的‘可进入性’，避免需要大量前置知识才能读懂的学术腔；在编辑加工时注重阅读节奏的调控，通过章节划分、版式设计、插图穿插等手段，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较长时间的阅读；营造随时随地可以阅读的氛围，让阅读不再是一件需要正襟危坐才能完成的事。”

　　“经典阅读的困境在于，人人都知道它好，但人人都不太想翻开它。”汪惠仁认为，出版者的责任是重新建立经典与当代读者之间的连接点，不是把经典通俗化、娱乐化，而是找到古今相通相遇的趣味入口与思想契机。“爱上苏东坡，从杯盘狼藉开始也并不可耻，但不要停留于此，而是要拾级而上，慢慢领略那个孤绝的苏东坡。”汪惠仁建议出版者要善用新技术手段，比如用有声书让经典“可听”、用短视频让经典“可见”、用社群共读让经典“可讨论”，把阅读从一个人的孤独跋涉变成一群人的共同旅程。

　　“说到底，出版者要做的是创造一种‘阅读的诱惑’。”在汪惠仁看来，真正形成理想的读书氛围是一项系统工程，直到“阅读的诱惑”成为多数人都接受的“人生的诱惑”，书香社会才算真正建成。谈及全民阅读的未来，汪惠仁充满信心，“促进全民阅读的条例已经颁布实施，我们离书香社会不会远。”

　　（汪惠仁系民进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