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北京霄云路民进中央的小院里，三月的繁花虽然已经渐次凋谢，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绿意盎然的暮春时节，似乎更贴合这个读书日的氛围。

　　“读书不觉已春深。”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昨晚刚刚乘坐飞机从南昌——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的举办地回京，他告诉我，这句广为传诵的关于“手不释卷”的读书名句，正是唐末五代诗人王贞白少年时期写于江西的白鹿洞书院。

　　连续出席了五届全民阅读大会，但朱永新还是对本届大会的举办地——江西印象深刻。“毫无疑问，江西是传统文脉非常深厚的地域，唐宋八大家出了其三；中国古代书院的遗存也非常丰富，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首，江西的书院数量，占了全国的将近三分之一。”尤其，江西这块风水宝地，与现代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是好几个‘摇篮’”：其一，江西是人民军队的摇篮——“南昌起义”；其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其三，是共和国的摇篮——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其四，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还是长征出发的起点——于都。

　　去年12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823号国务院令，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自今年2月1日起施行。出席召开在全民阅读立法“法治元年”、而且是全国第一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正式启动的本届全民阅读大会并作主旨发言，朱永新不禁感慨万千。

　　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003年起，参政议政23年间，围绕“全民阅读”问题，朱永新提了40多个提案与建议。2003年，他即提出建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希望通过节日的仪式功能，唤醒大家对阅读的重视，这一提案，与20多年后的全国“全民阅读活动周”遥相呼应；2005年，朱永新提出推进全民阅读活动的提案；2013年，朱永新在“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的提案中，明确提出要加强阅读立法。

　　在包括朱永新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和推动下，“阅读立法”提上日程。《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起草，开始于2013年3月底；2017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审议并且原则通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2025年12月，国务院通过并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任何法制落地的推动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前提和基础，是公众和社会对某一问题达成的高度共识。

　　此前，有民众认为“阅读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精神活动、个体活动，无需通过立法来促进”，可能是对阅读立法的误解。阅读立法主要是规定和规范政府部门的主体责任，以保障民众无差别、公平的阅读权益。此外，阅读立法也是国际通行的举措。

　　自2014年以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连续13年提出倡导和深化全民阅读；党的十八大、二十大部署要求“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其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重大部署，也赋予全民阅读新的使命任务。

　　此次，朱永新在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上的主旨发言，主要围绕“共读”这一核心概念来展开，其背后隐含着朱永新对全民阅读工作已经进入全新阶段的判断和思考。也即，如果说，阅读立法前，全民阅读工作的核心是“倡导阅读”“深化阅读”；那么，立法后，全民阅读工作的核心已经上升为“阅读保障”。

　　而围绕“阅读保障”这一核心工作，即新起点的全民阅读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相应可以着手解决的路径、方法，朱永新已经思考良久。

朱永新

　　合理配置城乡阅读资源

　　过去，大家往往把阅读看作是个体化的行为，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文化活动；但早在20多年前，朱永新即提出，要把全民阅读问题放在国家进步发展和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的宏阔视阈中来思考，要把阅读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中国”，既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中国，更是文化意义、文化认同上的中国；而这种文化、国民性上的观念态度、价值选择、认知架构，大多来自于代代传承的书籍的阅读。朱永新在文章中所提出的，“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在大大小小的关于全民阅读的会议上，被反复援引。

　　而且，阅读是最廉价、最直接、最有效的提升国民素养的文化形式，是提升国民精神凝聚力量、凝聚社会共识的方式，也是推进社会公平的最有效的手段。对此，朱永新如此解释：“在所有文化形式中，图书单价最低，而且很适合大面积推广。影视、展览、演出等，很难普惠到每一个个体。所以，阅读是文化建设中最基础的工程。”

　　由此，在全民阅读工作进入“阅读保障”新阶段之际，朱永新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更为合理地配置城乡阅读资源。

　　总体而言，城市的阅读资源配置是比较到位的，比如城市书房的建设。此次，朱永新到江西调研，他关注到的数据是，江西省已建成新型公共文化空间1314个，其中包括各类城市书房、阅读驿站等，覆盖全省城乡；然而相对来说，农村的阅读资源还是比较短缺。

　　“包括乡村学校，包括弱势人群家庭的孩子，如何去为他们配置好相关的阅读资源？关于阅读资源配置，城市会有持续的经费保障，对于乡村而言，这部分经费从哪里出？”近年来，这是朱永新时时对自己的发问，也促成他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考。

　　朱永新提出，如果《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下一步要出台实施细则，可以进一步完善此一问题。比如，规定学校（包括农村学校）最基本的人均图书资源配置和最基本的书目。比如，一个学校里，《新华字典》应该配置充分；最基本的著作、优秀的适宜于少年儿童阅读的书籍，比如《可爱的中国》《十万个为什么》《上下五千年》《夏洛的网》等应该有。

　　“现在也有人给乡村的孩子送书，但有些书明显不适宜孩子们阅读，有些书是出版机构卖不掉的库存，这样的配置显然是不行的。”

　　美国阅读专家赫希曾经写过一本书《造就美国人》，其中的观点让朱永新至今记忆犹新。赫希提出，造就美国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儿童在孩提时代得到的不一样的阅读资源配置。富裕家庭、中产阶级家庭都有书，而贫困家庭、边远地区、农村家庭的孩子没有书。由此，赫希提出“新民权主义运动”，就是希望推进阅读的公平，帮助弱势人群、贫困学校能够无差别地享有阅读的权利。

　　“抓住”几个重点人群

　　很大程度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关注了推进资源配置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关注特殊人群，合理配置阅读资源。就此，朱永新的观察是：“弱势群体、视障、听障孩子的阅读资源与同等阅读权利的保障，目前还是短缺的。”

　　近年来，朱永新也在组织力量，为盲童和阅读困难人群研制和提供阅读资源，包括给弱势人群送“书包”，他多年前发起的江苏昌明教育基金会已经在全国捐建了380多个新教育童书馆。当然，对弱势阅读群体持续性的阅读保障，还是要通过国家的顶层设计来规划和统一推进。

　　每年的全民阅读大会，都会有阅读权益保障论坛，关注无障碍阅读。但目前对阅读困难人群的阅读保障，尚未形成系统方案。“比如弱视的人群，小字看不见，大字是能看见的，但大字版的书在国内还是很少。”朱永新曾经专门为盲人主编过一整套读物《盲人中、小学生无障碍阅读工程》，为各个年龄阶段都选择了一些阅读资源，类似的基本阅读建设还是可以进一步增强的。

　　第二个群体，就是青少年群体的阅读。

　　从本质上来说，阅读是一种习惯；而习惯的养成，需要时间的濡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年儿童阅读是全民阅读的基石。事实上，越是发达的国家，就越是重视少年儿童的阅读。阅读不仅能拓宽少年儿童的知识面，提升少年儿童的阅读能力、学习能力、思考能力，更会深刻影响他们的人文素养、意识品质、价值观念，影响他们一生的轨迹。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中的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均明确指向少年儿童的阅读保障。可见，作为全民阅读的起点和基石，少年儿童阅读为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之一。2025年6月，教育部、中宣部也曾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的通知》。政策如此重视少年儿童的阅读工作，然而现实情况是，现在的作家们，连很多学校的门都进不去。如何看待政策倡导之下的现实割裂？

　　“现在有些学校主要是怕引发舆论，但作家进校园还是应该提倡和鼓励。”朱永新介绍，英国作家钱伯斯在《打造儿童阅读环境》一书中，就专门介绍了作家进校园对孩子们的价值。在国际上，作家进校园是常态化的，让孩子直接和书的作者见面，是推广阅读的非常重要的形式；如果作家进校园不以推销盈利为目的，公益性的进校园应该获得舆论的支持。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出版机构、社会人士向中小学校赠书，部分学校都不敢收，要先请上级部门审查。事实上，“能够正式出版的书，都是经过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核验的，原则上没有必要再审查。对于图书质量、性质的判断，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更专业”。当然，作为学校校长和图书管理人员，对于这些书还是要把把关，看看是否合适孩子们阅读。

　　现在部分家长常常举报图书的内容质量问题。但如果按照这些家长的标准，可能我们的四大名著都不“干净”，“过分低估了学生的鉴别能力”。此外，政府部门也应该客观对待“举报”和“舆情”，一切以事实和基本的判断为准绳，而不是以迅速平息所谓的“舆情”为目的。事实和基本的判断，不应该被一些带有各种目的的“舆情”所左右。

　　第三个群体，是朱永新敏锐关注到的“非读者”群体，并在去年专门写过一篇论文，研究如何让“非读者”成为读者。什么是“非读者”呢？即他有阅读的能力，但没有阅读的兴趣和习惯。“现在社会上有大批这样的人群。”

　　第四个人群，即农民群体。

　　就在采访的前一天，朱永新还在和江西省政协秘书长讨论“怎么能让农民读书”的问题。很多农民并不读书，就是搓搓麻将、刷刷短视频。但在朱永新看来，首先要让阅读和农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比如种植、家禽饲养，让他们读一读养殖的书、农业技术的书，“他们可能会感兴趣”；另外，讲讲怎么带孙子、怎么带孩子，这也是他们的切身利益。第三，得搞活动。“包括总书记谈治国理政的著作，除了干部在读，农民也可以读，可以讲一讲总书记的读书故事，总书记的个人成长——在知青生活中是怎么读书的，走好多里路去找书。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总会有办法撬动不读书的人，让他们从读书中获得切身利益，获得精神愉悦。”

　　第五个关键人群，就是领导干部。

　　在朱永新的观察中，领导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大多是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很少把读书作为联系群众的方式。所以，朱永新提出，“领导干部应该带头读书，做好榜样”。总书记多次对领导干部提出读书的要求，因为领导干部的视野、境界、决策能力，和阅读有很大关系。另外，读者对领导干部推荐的好书有天然的信任。所以，“领导干部的阅读，应该成为社会的一个风尚。通过阅读，和群众建立起一种联系，也是非常好的工作方式”。

　　全民阅读的机构保障

　　《条例》明确，全民阅读促进工作遵循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的原则，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其他部门团体各司其职，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其中，在朱永新看来，出版业对全民阅读发挥着核心枢纽和源头活水般的重要作用，“承担着内容的供给和价值的引领，全民阅读链条的连接，落地阅读服务等四大功能”。

　　首先，出版业负责优质内容、优质图书的生产和供给。阅读的起点是出版，出版是全民阅读的第一前提。其次，出版业承担着价值引领的作用，承担着文化传承、价值塑造的使命，承担着文化、学术、科技包括社会治理等各个层面的理论创新的责任。同时，出版业承担着连接、整合、打通全民阅读各环节的全链条作用，“出版业把作者、出版社、书店、读者和阅读活动整个连接起来了”。最后，出版业还承担着阅读服务落地的作用。“出版业保障公共阅读服务、农家书屋、城市书房、银发阅读、少儿阅读，推动好书下乡，是保证全民阅读从倡导到法治到落地的重要部门。”

　　多年对出版工作一线的调研，让朱永新敏锐觉察到，当下出版业上游被下游“绑架”、在发行领域丝毫没有话语权，出版业正常的流通市场和流通秩序被破坏的现象。

　　“一本书39块钱，要用30块钱向平台买流量，出版业在为平台打工。有版权成本的好书怎么也干不过拼攒而成的劣质书，所以，盗版猖獗。出版秩序的整顿，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

　　国际上，同样施行图书定价销售制（即上游定价，反向折算成本，平摊在每个印张中，印在书上谁也不能更改，确保下游不会坐地起价，以保障读者权益）的德、法、日、韩等国，新书出来，有法规明确规定不予打折，设置半年到一年的价格保护期；其次是线上线下一个价格，确保对实体书店的公平。

　　“现在一折、两折的书到处都是，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定价销售制中，纸张、印制和版税等硬性成本起码要占四折，一折两折卖，其一有可能不是实价销售，人为标高价格；其二就是可能在赔本赚吆喝，造成对其他渠道的不公平竞争；其三就有可能是盗版，不然没法覆盖成本。而以上三种，都是违规行为。

　　“除非是送书，但只要是销售，还是要有一定的规则。”朱永新的具体建议是，可以从源头上规范，比如规定最低销售折扣；投流费的问题，可以规定不得高于图书价格的百分之多少。销售乱象是有可能从细节上规范住的，但需要进一步研究。

　　公共媒体肩负着引导阅读风向的重要责任；全民阅读的推广，离不开媒体的宣传。在朱永新的观察中，现在的媒体虽然有读书栏目，但总体上还是不够；而且读书栏目，基本上是媒体中的“弱势”群体。他倡议，各级党报党刊、广播电视应开设高质量读书栏目，加强主流媒体的“价值引领”；媒体要推荐好书，要建立自己的书评人制度。

　　“比如《纽约时报》的书评栏目，在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但现在很多自媒体推荐的书只考虑流量，制造焦虑，讲所谓的成功学、厚黑学，推荐这样的书，拿到国际上都是要被笑话的。媒体还是要能比较专业地去推荐好书。”这更是一位爱书人的肺腑之言。

　　加强全民阅读理论研究，构建学术共同体

　　最近，朱永新在多个场合再次提出“进一步加强全民阅读理论研究”的呼吁。

　　多年对阅读机构的调研和走访，朱永新的感受是，现在全国各地虽然也成立了一些阅读研究的机构，但对阅读学深层次的专业研究还很不够。他提出：“比如，阅读是怎样刺激脑神经的，还没有人研究。另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阅读最合适。现在反对幼儿认字，有没有科学依据？从我个人包括我孩子的成长经验来看，上小学前就已经能够看书了。江苏的一所幼儿园进行的实验，上小学前可以读报了。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此外，儿童阅读是如何从看图过渡到读文的？这个转折期是如何渡过的？包括阅读中的概念、知识体系或故事的感染，是如何作用于阅读者个体的内心世界，塑造他的行为习惯，最后形成一个族群的集体无意识的？所以，阅读的脑科学、阅读的认知科学，目前的研究都非常不够。

　　此外，对于中外阅读案例的研究，也是不够的。比如前文所提出的“非读者”的问题，这个概念是国外的学者首先提出的。这些“非读者”，不是不识字，而是有能力但是没有意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他们产生了阅读的意愿，对促进社会发展又会有怎样的作用？这些都需要研究。

　　同时，中国和国际阅读界的交流也远远不够。国际上有国际阅读学会，中国有出版协会、期刊协会、印刷发行协会、编辑学会，就是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阅读组织。“应该成立一个国家级的阅读学会或者全民阅读协会，把国内的专家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的力量，促进和开展阅读的学术研究。”朱永新呼吁。

　　此外，在阅读学的学术研究上，目前既没有统筹，也没有计划；包括阅读学的学科建设，也没有规划。“我们是建议有个国家的一级学科——阅读学科的，可以放在图书馆学，放在文学类也行，但得有一批人做专门的学科建设。”

　　客观看待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

　　AI时代已经到来，不少青少年已经是数字原住民；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数字出版物的阅读也已经被统计进入国民阅读率中。然而，有识之士对数字阅读的利弊都有一定认知。其利在于，数字阅读中，信息确实是极大丰富而且易于抓取；其弊在于，数字阅读的碎片化、浅表化特点，会冲击深度思辨性阅读理解的能力。研究数据表明：每天接触短视频超过两小时的青少年，深度思考时长缩短40%，大脑前额叶皮层（负责价值判断与复杂决策的区域）活跃度下降10%—15%。根据神经科学研究，深度阅读能激活大脑前额叶皮层与海马体的协同作用，其思维纵深是碎片化阅读无法比拟的。

　　朱永新在文章中如此写道，“如何引导我国网民把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结合起来，把实用性、休闲性阅读与探究性的深度阅读结合起来，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在他看来，首先还是要强调数字阅读的重要性，强调数字媒介的使用素养，培养孩子数字时代的新读写能力，因为孩子已经是信息时代的原住民了。然而，在孩子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各种应用之时，也应该能够沉静下来，阅读纸质读物，培养深度系统的思维体系。“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还是不可偏废。甚至读经典、读重要的文学著作，需要随时批注的话，纸质阅读的效果可能更好。”在这样一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纸质阅读也是培养一个人专注力的重要方式，“网络阅读、数字阅读，恐怕很难让人形成专注的品质”。

　　那么，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如何共融？

　　就此，朱永新的思考是，首先还是要更多开发深度阅读资源的数字化再造。现在来看，数字的阅读资源和纸质的阅读资源相差还是很大，优质内容大多保留在了纸质媒介上。当然，书报刊有版税、稿酬的系统，尤其作者单著的图书，如果销售较好，是能够保障作者权益的；但现在的读者，大多会把网络上的内容视为免费资源，所以，如何为网络上的独家优质内容资源定价，可能也是一个新问题。

　　另外，还是要倡导全社会养成深度阅读的习惯。比如，呼吁成年人每天抽出半小时，进行深度阅读。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在学校——从幼儿园到中小学，把学生的纸质阅读习惯培养起来。“孩子走向社会后，会有深度阅读习惯的留存。”

　　“一生的事业”

　　史学家黄仁宇在自传《黄河青山》里如是描述，生命中许多事件的意义，对于身处其中的我们来说，实在无法评估其中的意义，更勿论当时。

　　朱永新在文章中深情回望，“1993年，笔者向苏州大学的全体学生推出阅读书目之时，并没有想过推动阅读会成为一生的使命”。作为一位教育学家，朱永新成为了全民阅读中的一面精神旗帜，倡导并身体力行推动全民阅读卓有成效，尤其构建起中国少年儿童的阅读推广体系和自主阅读学知识体系——冥冥召唤中的“毕生的事业”，正是他一生背负的“黄河青山”，是他始终放不下、卸不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推进新教育实验的26年来，朱永新走遍了中华大地上的许多沟沟壑壑；至今，他每年走访的学校也在100个左右。

　　而他对阅读的理解和感情，和专业有关，也和个人成长息息相关。

　　从事教育学研究之后，朱永新得出的观点是，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把阅读作为一种自觉，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习惯，对一个人的成长如此重要。所以，作为教育学者，出于对教育规律的把握，出于对阅读在一个人的人生、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的把握，他将推广阅读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信仰与使命。

　　朱永新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是从乡村里走出的，父亲就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回望来时路，他时时感慨，自己的成长，得益最大的就是阅读。“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朱永新殷殷期望，今天的孩子尤其农村的孩子，可以像他一样，受益于阅读。

　　《天问》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从古至今，多少人渴求世界和人生的答案。而精神上极致的纯粹，听从来自内心的召唤，或许就是最好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