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 邱华栋 著

　　敦煌是丝路枢纽，亦是文化高峰，更是一座蕴含不竭创意活源的文化富矿。日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推出敦煌题材新作《敦煌变》。这部长篇小说想要呈现敦煌哪些精神品质？如何以文学之笔深入挖掘敦煌文化的丰富内涵，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人机协同的创作趋势下，历史题材文学写作该如何坚守核心价值？本报记者就此专访邱华栋，听他讲述与敦煌文化的深刻联系以及文化遗产传承传播思考。

　　在敦煌之“变”中探寻人生之“常”

　　《敦煌变》的创作，源于邱华栋与敦煌莫高窟的深刻联系。“我曾十上敦煌，每次都会深入洞窟考察，也走访了阳关、玉门关、汉唐烽燧、古道遗址等周边遗存，探访当地墓葬、河流、山川，在实地探访中获得直接经验。还有敦煌的风与雨各有滋味，当地出产的葡萄、杏子别具风味，大自然的声响和人文场景的共鸣在敦煌也有着独特表现。”邱华栋回忆道，实地探访让他读过的千卷书在眼前复活，“很多身影从历史中走来，栩栩如生。洞窟中内容丰富的壁画与彩塑，还有天地之间的鸟兽虫鱼、大千世界，更令人流连忘返，成为我写作的宝贵积累。”

　　丰富的创作经验让邱华栋坚信，一部小说的诞生需要长期积淀，唯有厚积薄发、触类旁通，才能精准把握好题材精髓。《敦煌变》选取了10个有确切编号的实有洞窟，以一窟一章、一章一人的结构展开叙事，“每章开篇都会细致描述洞窟形态、规制、内部空间与壁画雕塑，力图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故事人物与情节贴切洞窟内容本身，虽以虚构为主，少数涉及真实历史人物，但都与敦煌莫高窟有着独特联系。”邱华栋娓娓道来，“一个国王”章节勾勒于阗国与敦煌归义军的交往历史。“一个士兵”章节聚焦唐代将士从敦煌出征西域的英勇，“一个刺客”章节通过描述晚唐时期敦煌归义军历史，诠释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等重大主题。

　　谈及“变”作为书名的深意，邱华栋阐释，“人世百态与日常生活的核心，正是一个‘变’字。每时每刻、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变’是永久不变的。书名中的‘变’，既包含对人世无常之‘变’的阐释，也有对敦煌‘经变画’‘变文’之‘变’的回应。在‘变’中探寻‘常’，找到永恒的精神价值，正是我创作这部作品的主要诉求。”

　　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是《敦煌变》的叙事特色。邱华栋以小说家的想象力，为“实”的洞窟内容与“虚”的人物故事建立了自然而深刻的联系。“在虚与实之间，小说是自由穿梭的。这就是文学本身的魅力——让沉重的历史得以飞升，让甜蜜的想象把沉积的东西搅拌起来。”在邱华栋看来，作为多年来对西域历史文化书写的经验总结，小说就是要在虚虚实实中寓教于乐，“在虚构情节中，我融入敦煌莫高窟自公元3世纪到11世纪之间的一些历史记载中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希望以点带面的解读，通过笔下塑造的各种人物，特别是敦煌石窟的开窟人、供养人、僧人、画匠、工匠、过路的行脚僧和商人等，让读者对敦煌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与认知。”

　　从文学维度讲好敦煌故事

　　敦煌文化历史悠久、兼容并蓄，如何从文学维度深入挖掘敦煌文化的丰富内涵，推动敦煌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邱华栋给出自己的答案，“首先需要全面了解和精准把握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西域丝绸之路的文化历史。”创作前，他除多次实地探访外，还研读大量历史专著，对粟特人等主要族群形成了深刻认知，“汉唐宋元时期，粟特人已成为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杰出商人，部分族群与中国各民族深度交融，成为中华文明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萨保”章节中，邱华栋便以吐蕃占领河西走廊时期为背景，讲述了粟特家族五代人以敦煌作为万里商路“中继站”的故事，“他们一心向着大唐，通过改绘家族窟供养人的装束，彰显对唐代的文化认同，这正是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尤其想通过描述富裕商人在佛祖涅槃像前叩问生命意义的情节，衍生出关于人生价值的当代思考。”

　　“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小说。”邱华栋强调，《敦煌变》的叙事也延伸到了当代，主人公包含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他们是新时代敦煌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者。

　　《敦煌变》是邱华栋“西域纪传”系列小说的一部。他认为，“敦煌是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节点，是四大文明汇聚之地。面向未来，需更加清晰地回望中华文明在中古时期也就是汉唐时期的原貌，知晓来时路，方能行稳致远。”如今，敦煌学已成为国际性显学。邱华栋提议，要想更好地构建敦煌学研究话语权，需持续加深对敦煌莫高窟作为伟大文化历史遗产的理解与把握，从更深层面上认识莫高窟、接近莫高窟、热爱莫高窟。20多年来，邱华栋阅读敦煌相关书籍已多达上百本，他坦言，“用16万字的篇幅呈现敦煌千年史，要有更多的积累、阅读与实地探访，以点带面来呈现敦煌作为伟大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与文明之光。”

　　邱华栋希望，读者读完《敦煌变》再访敦煌时，能实现个人生命经验与历史故事，学者解读与实地探访的深度融合，获得关于敦煌的整全性文化体验。他表示，“讲好敦煌故事，关键在于以个人的情感和生命瞬间与敦煌莫高窟建立起独特而深刻的联系。”

　　“通过写作，我更加热爱我们的历史文化，更加喜欢我们的山川风物。文化自信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能够具象地体现在我们眼前，深刻融入我们的血脉中。”邱华栋由衷感慨。

　　坚守对文化遗产的创新性表达

　　“在《敦煌变》后，我计划完成另一部长篇小说《流沙传》。”邱华栋近十年来聚焦于西域历史书写，《流沙传》亦延续这一创作方向。出生于新疆的邱华栋，青年时期有感于北京城市的巨大发展变化，创作了诸多关于北京的小说，也写过反映北京3000年城市建筑空间变化的非虚构作品《北京传》；步入知天命之年，他梦中频繁浮现的，却是天山南北的广袤大地。“那片土地上3000年的历史与文化、风景与人物，在我的心中逐渐发出了强烈召唤。于是，我在那片土地上的多年行走、见过的人、读了几十年的西域历史资料，都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忽然之间，我感觉自己能够写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西域题材小说了。”此后，邱华栋相继创作了长篇小说《空城纪》《龟兹长歌》《敦煌变》，以及非虚构作品《祁连山传》《北疆的河》。他不无认真地说，“写作也要响应内心的召唤，有的题材不到成熟的时候，是不会自然‘长’出来的。”

　　邱华栋透露，他正在践行“星群聚集”式的西域丝绸之路历史书写计划：从《空城纪》延伸出《龟兹长歌》《敦煌变》，目前正在创作新小说《北庭大书》，后续还将完成《流沙传》。“这几部作品互相有联系、彼此有区别，如同星群般彼此呼唤着来到我的面前、来到读者的面前，共同呈现西域的文明图景。”

　　“文学的这种人文情怀是永恒的，即使面对技术革命的冲击。”邱华栋始终坚信，“无论技术怎样进步，人类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精神世界的建构和探询是永无停歇的。何况我们还在使用语言，而文学正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恰恰是对技术革命带来的诸多问题的一种反思，对人类伦理、道德、精神的守护。我们不可能忘记来时路，因此我们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经验永远都有创造性转化、焕发生机的可能。”

　　在邱华栋看来，科技越发达，文学的价值越凸显。“我们要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到自豪，更要为文化遗产能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而欣慰。”邱华栋表示，近年来的思考与实践让他切身感受到，“对文化遗产，不仅要守护好，更要创新性地表达好。”他与敦煌的深刻联系，也正通过文字传递给更多读者，让这份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在当代绽放出更耀眼的光彩。

　　（邱华栋系民进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