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时常被问到：在这样一个人工智能、信息爆炸、节奏极快的时代，我们的文艺创作，究竟要从哪里汲取不竭的动力？

　　我的答案始终如一：那源头活水，就深埋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里，流淌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血脉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文艺创作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寻根”，又如何在当代语境中开出“新枝”，我想结合几位敬佩的作家前辈与同行的实践，以及我自己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尝试谈谈感受。

　　汪曾祺先生是我非常景仰的前辈。他似乎有一种魔力，能把最平凡的烟火日子，写出《世说新语》般的隽永，又有晚明小品那样的闲适，还有日常生活的温情，更有人性关怀的深度。

　　汪先生的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表面上写的是苏北水乡的世俗生活，和尚、渔夫、锡匠，但骨子里灌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流倜傥”。他笔下的人物，哪怕身处社会底层，也总有那么一股子从容、仁爱、重信义的底色。这种气质，不是靠引经据典堆砌出来的，而是真正吃透了儒家的人道主义与道家的自然哲学后，化入日常的书写。他用最现代的白话文，写出了汉语中文特有的弹性与韵味。这启示我们：传统的继承，最高级的形态是“化境”，是让你感觉不到“传统”二字的存在，但它无处不在，如影随形。

　　另一位让我深受启发的作家是阿城。他的《棋王》只有几万字，却仿佛装下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精气神。王一生“呆在棋里”的痴迷，其实是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现代肉身化。阿城没有大段铺陈哲学概念，他只是冷静地写一个人如何吃饭、如何下棋。这种节制的叙述、冷眼的热肠，正是从中国传统笔记小说和文人精神中脱胎而来，证明了传统的精神资源可以直接回应时代的精神危机，并寻找到朝向未来的意义之桥。

　　相比于汪老的深邃、阿城的透彻，我的工作更像是在做一种“笨功夫”——试图通过小说，重返历史的现场，尤其是那些被风沙掩埋的角落。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对中国西域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多年来，我十上新疆，深入克孜尔、库木吐喇、柏孜克里克等千佛洞。当我面对那些斑驳的壁画、残缺的佛头、沉默的遗址时，我常常想：这些静止的文物，能不能开口说话？那些消失的古城，能不能重新喧闹起来？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写了长篇小说《空城纪》。在这本书里，我选取了龟兹、高昌、楼兰、于阗、敦煌、碎叶这6座西域古城，没有采用传统的历史演义写法，而是试图用一种“器物叙事”的方式。比如，一枚汉朝的铜钱、一个佛头雕塑、岩画中的一匹花斑马，它们成为了故事的主角。我希望通过这些微小的切口，让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冰冷名词，而是一个个有温度、有呼吸的生命瞬间。

　　而在最新的长篇小说《敦煌变》中，更是试图打通古今。敦煌不仅是艺术的宝库，更是文明的十字路口。我在书中构建了一个跨越千年的叙事，让当代的文物修复者、研究者，与古代的画工、供养人、粟特商人产生对话。我试图回答的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丝绸之路”？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我还在长篇小说《龟兹长歌》，在非虚构作品《祁连山传》《北疆的河》中，继续进行万里丝绸之路与数千年中华文明在时空中的交响与对话。

　　我深知，这些尝试还很稚嫩，远没有达到前辈们的高度。但我始终坚信，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们的写作必须背靠传统，才能面向世界。我们不仅要书写当下的喜怒哀乐，更要去触摸那些支撑我们这个民族走过数千年风雨的精神脊梁。

　　文艺创造力的迸发，不仅仅发生在文学领域。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互联网条件下的视听艺术，会发现传统文化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实现着“创造性转化”。

　　比如，在绘画雕塑领域，我们看到像画家姜宝林、雕塑家吴为山这样的前辈同侪，提出“既要笔墨，又要现代”，大象无形，写意化境。他们在宣纸上做着抽象的实验，用泥巴雕塑人像，用积墨、用线条，用雕凿、用镌刻去对接现代艺术的视觉张力，远接古代文明的文脉，这是对传统文人画和雕塑艺术的一种突围。

　　在电影与动画界，这两年涌现的作品让人振奋。比如《长安三万里》，它把高适、李白和几十首唐诗变成了一场盛大的视觉奇观，让观众在影院里感受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还有《中国奇谭》系列，它从《鹅鹅鹅》的志怪传统，到融入敦煌古谱与楚辞唱词的配乐，都在证明：传统的神话、笔记、古谱，一旦插上现代工业技术和年轻化叙事的翅膀，就能产生惊人的化学反应。更别说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全球传播，其底本出自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古代小说《西游记》。

　　在舞台艺术中，《只此青绿》从《千里江山图》的一抹青绿中提炼出舞蹈语言，让千年之前的工匠精神和山水意境，在当代舞台上获得了重生。舞剧《龟兹》，不仅能从汉唐时期的龟兹艺术中汲取营养，更能在当代新疆的多民族艺术中寻求新的舞姿。

　　这些，都是文艺工作者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深刻、最不流俗的解读——不是贴几个龙纹、用几个成语、包一顿饺子那么简单，而是对数千年熔铸产生的中华文化美学体系和哲学逻辑的深层复归。

　　我一直认为，文艺创造力的源泉，归根结底，是“人”——是每一个创作者对自己文化根脉的“礼敬之心”，以及对时代变革的“竞胜之心”。

　　我们不能做躺在传统里睡大觉的守旧者，也不能做割断血脉、凭空虚造的狂徒。我们要像汪曾祺那样，把传统酿造成生活的美酒；要像阿城那样，把传统淬炼成思想的利剑；也要像今天许多优秀的艺术家那样，把传统锻造成通向未来的桥梁。而我，也将继续在这条路上摸索前行，争取写出更多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也无愧于我们深厚传统的作品。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