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为彻底揭露美蒋反动派的阴谋，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发动一场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1946年6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组织发起了反内战大会和赴京（南京）请愿和平的行动。李维汉回忆道：“这次上海和平请愿运动和‘下关惨案’，是大革命以来上海的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影响极大，深刻地教育了广大人民。”

　　这场运动，是统一战线的一次伟大实践，展现了各爱国民主力量在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的磅礴伟力。

　　六二三反内战运动

　　1946年6月上旬，随着东北战事的升级，全国人民反内战运动进入了高潮。蒋介石被迫同意6月7日在东北暂时休战。6月6日，马叙伦领衔上海文化界164人联名致书蒋介石、马歇尔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呼吁停止内战。这封公开信在上海各报刊登后，引起巨大反响。中国共产党立即复函表示坚决支持，但国民党当局置之不理。

　　为了彻底揭露美蒋反动派的阴谋，教育群众，争取中间力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决定发动上海的爱国民主力量开展一次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立即会同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民建同人以及其他党派团体，积极响应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号召，决定采取行动：以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的名义，正式推派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

　　6月10日，马叙伦在红棉酒家主持召开筹备会议，商讨推派代表事宜。马叙伦提出：“代表人选应以沪上工商界士绅为主，欲使马歇尔明晓人民之意志。”经过几天的商讨，最终确定了以马叙伦为团长的9位和平请愿团代表。代表团的组成经过精心考虑，有银行家蒉延芳、实业家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有教授马叙伦、雷洁琼，有宗教界人士吴耀宗，有社会活动家阎宝航，有工业家胡厥文。这个阵容涵盖了上海主流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政治身份上，马叙伦、雷洁琼是民进成员，包达三、阎宝航、盛丕华、张纲伯、胡厥文是民建成员（蒉延芳后于1949年加入民建），阎宝航还是中共秘密党员，吴耀宗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

　　为了组织好这次请愿活动，周恩来亲自约马叙伦商谈，又派华岗与马叙伦保持联系。董必武等也从南京到上海与马叙伦、林汉达等人商谈。

　　1946年6月23日清晨，上海在曙光中醒来，但这一天注定不同寻常。

　　7点起，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往北火车站。7时30分，复旦大学的学生队伍首先到达，即开始维持秩序、张贴标语、高唱进步歌曲。百货业工会军乐队的演奏节拍整齐有力，为游行队伍增色不少；电话局职工的标语则别具匠心：“内战不停，电话不灵！”这句既幽默又尖锐的口号，道出了普通市民的心声。渐渐地，北站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据《文汇报》记者报道：“从大学生到工友的子弟，从公司职工到教书先生，一千二千，一万二万……北站广场的大门是宽阔的，人和车却在这儿拥塞了！”据事后统计，实际参加的团体有300多个，人数超过10万，大大超过了组织者预期的5万人。

　　9时40分，欢送大会开始。临时主席台设在两辆并排的卡车上。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人担任执行主席。马叙伦等其他代表因年事已高，已先行登车。王绍鏊首先致辞：“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不是争取和平运动的结束，而是开始。假如这次不成功，将来还要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南）京请愿，直到和平实现为止！”

　　雷洁琼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代表，她发言道：“再打下去就是工业、农业、商业以及教育事业的总崩溃。”“如果第一批请愿代表失败了，我们要去第二批、第三批……”林汉达的演讲将气氛推向了高潮，他说：“九位代表不仅是上海人民的代表，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代表。”“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去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我们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这时，全场群众在烈日下有节奏地高喊：“去，去，步行去！”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群众的口号声、欢呼声和反内战的歌声响成一片，数万红绿小旗飘扬在头顶。大家高呼“永久停止内战，实现长期和平”“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助长中国内战”等口号。

　　大会历时三小时，大家的情绪热烈激昂。在北站，一个晕倒的小姑娘被送到事先预备的救护车上，躺在帆布床上还喃喃地说着：“要和平，反对内战。”一个宪兵悄悄找到马叙伦，请他签名留念，说：“今天场面很令人感动，我也反对内战。”外籍记者和福克斯电影公司的摄影师穿梭在人群中，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出发前，许广平对严景耀（雷洁琼的丈夫）开玩笑说：“假如雷先生去请愿不成功怎么办？”严景耀幽默地回答：“那么我就不要她回来了。”在笑声中，许广平说：“那么，雷先生是非成功不可的了。”

　　11时，611次列车载着和平请愿团的代表们缓缓驶出车站。车厢上贴满了标语，最醒目的一条是：“内战若不停止，全国同归于尽！”站台上，十万群众挥舞旗帜，高呼“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歌声、口号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上海的天空。

　　列车开走后，广场上的群众并没有散去。在主席团的指挥下，反内战大游行开始了。

　　游行队伍以自行车队为前导，接着是童子军和乐队，从上海北站出发，经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过大世界，到复兴公园。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等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这些大多已年过半百的知识分子，一起精神抖擞地迈步前进。

　　游行沿途的景象同样令人感动。商店店员主动提供茶水，居民从窗口抛出毛巾给游行者擦汗，药房捐出仁丹等急救药品。当队伍经过大公报馆时，学生们用粉笔在地上写“请《大公报》忠实报道！”到市政府门前时，发现大门紧闭，愤怒的群众在门上贴满了标语。队伍中不断有人加入，一个三轮车夫丢下自己的车子，跟着队伍喊口号，甚至几个警察也悄悄立正向队伍致意。这场游行持续了五个小时，行程数十里。周建人后来回忆：“生平没有走过如此长的路，可是一点不感到疲倦。”田汉也感慨：“上海的游行比昆明进步！”吴晗则赞叹：“好极了，胜过昆明的学生运动！”

　　这次大游行是上海抗战胜利后规模空前的一次群众运动。由于事先的准备和现场组织指挥安排严密，敌人的破坏始终无法得逞。它展示了人民的力量，教育了广大群众，也震惊了国民党当局。当天的上海，除了“每个人的反内战的心在跳”外，一切活动似乎都因游行而停止了。

　　南京下关事件

　　当上海沉浸在群众运动的激情中时，和平请愿团的列车正驶向南京，车上载着马叙伦、阎宝航、盛丕华、胡厥文（因有事，中途在镇江站下车）、包达三、蒉延芳、张纲伯、雷洁琼、吴耀宗和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但这趟旅程从一开始就不平静。

　　列车刚开出上海站，就有几个自称是列车员的人要代表们填写详细履历，说是为了“特别保护”。马叙伦严词拒绝，说：“我们是公开请愿的代表，不是秘密行动，不需要特别保护。”车到苏州站，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拥上车厢，撕掉了车上的反内战标语，换上“打倒共产党”“拥护蒋主席”的标语。雷洁琼上前与他们理论，一个彪形大汉威胁道：“女人家少管闲事！”阎宝航挺身而出：“我们是人民代表，有言论自由！”在乘客们的怒目而视下，那些人才骂骂咧咧地下了车。

　　真正的考验在镇江站。下午3时许，列车刚停稳，几十个身穿纺绸衫、面色红润，却自称“苏北难民代表”的人，指名要见马叙伦。他们提出要么代表团下车“抚慰难民”，要么答应到南京后不向政府请愿而是向共产党请愿。他们还威胁要卧轨拦车。关键时刻，代表团的秘书胡子婴站了出来，大声对车厢里的旅客说：“各位同胞，这些人不让我们去南京请愿和平，你们答应吗？”旅客们齐声回答：“不答应！”在僵持了两个小时以后，列车终于再次开动。

　　当晚7时，列车终于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不知道，还有一场精心策划的暴行正等着他们。据后来揭露，这场暴行是国民党中统局一手策划的，中统局局长叶秀峰接到上级指示：“要设法阻止代表团来京。”他们制定了三套方案：一是在上海扣车；二是在镇江拦截；三是在南京围攻，逼使代表团返回。前两套方案失败后，第三套方案就启动了。

　　列车到达时，民盟代表叶笃义及先期到京的代表团另一位秘书罗叔章等上车欢迎代表团，几位新闻记者也上车进行了采访。等众人下车后，突然从各个角落里涌出数百名伪装成群众的国民党特务将他们团团围住。两个“难民代表”首先发难，阎宝航想要出面解释，话未说完，人群中突然响起哨声，暴徒们随即用桌椅、木棍、玻璃瓶疯狂地殴打代表。阎宝航和雷洁琼掩护着马叙伦，拼力挡住暴徒，结果马叙伦还是被打成了重伤，头部被击中四次，鲜血染红了长衫。雷洁琼为保护文件袋，被皮靴猛踢胸部，吐血不止。阎宝航也遍体鳞伤。学生代表陈震中被殴昏迷。前往采访的《大公报》记者高集头部受了重伤，《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也被打得吐血。

　　这一暴行持续了五个小时，最令人发指的是军警的态度。现场宪兵和警察对此始终袖手旁观，当记者冲出重围向宪兵求救时，得到的回答是：“须请求上峰命令。”直到深夜11时，暴徒们呼啸而去后，才有宪兵姗姗而来。马叙伦后来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恐怖的一夜：“而打声四作，候车室窗户皆为挤开，往窗飞跃而入者，先击浦熙修等，洁琼亦被持其发，痛殴，受伤极多而甚。余首被殴者四处，皆起大泡，眼鼻亦伤，腹受踢，遂以痛坐地，坚抱当余前者一人之足，以为凶人也。”

　　但载着被暴徒严重殴伤的人民代表的卡车，并没有立即驶向医院，而是驶到了南京警备司令部门口，想把马叙伦等作为犯令者押进去。代表们严正抗议，拒绝下车。同行的外国记者也仗义执言，要求当局实行人道主义。当局无奈，才勉强把受伤代表送到太平路的南京中央医院分院，这时已是24日的凌晨两点了。

　　惨案发生时，周恩来正在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驻地开会。得知消息后，他立即中断会议，与董必武、邓颖超等赶赴现场。到医院时，看到受伤代表躺在长凳上，周恩来立即与院方交涉，为他们争得5张三等病房的床位。看到代表们还粒米未进，邓颖超马上派人取来牛奶和饼干。周恩来神情严肃地对大家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也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共代表团还给马叙伦等八位上海人民团体的代表写了慰问信，对代表们的和平呼吁作出了诚恳答复。

　　次日，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正式提出抗议，并向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徐永昌递交备忘录，提出六点要求：严惩凶犯，追究治安机关责任，撤销特务机构，保障请愿权利，赔偿损失，保证代表安全。

　　不久，毛泽东、朱德从延安发来慰问电：“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

　　中共代表团的迅速反应和坚定支持，与国民党当局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患难与共的经历，极大地增强了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响应与声援

　　下关事件的消息传到上海，全市震惊。中国民主同盟上海支盟、民主建国会、九三联谊社、中国妇联上海分会、上海出版界同人联谊会、工人学生和平促进会、上海新闻界、上海工人协会、上海第三区百货职业工会、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小教联、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美专、上海文艺联谊会、上海各产业工会以及银行、商店、中学等的代表都纷纷写信、发表谈话或发表宣言，抗议当局暴行，声援人民代表。

　　更令人感动的是普通市民的反应。一群小学教师在抗议信中写道：“每一个有血有肉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暴行，都会提出抗议。”四位医务人员捐出两万元：“请转呈受伤之和平代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为下关事件发表宣言》，揭露事件真相，谴责政府罪行。

　　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人民迅速发起了一场“和平献金”运动，旨在慰劳受伤代表，支持和平请愿事业，并以此扩大反内战、争和平的政治影响。此次捐款活动自6月下旬持续至7月上旬，通过《文汇报》等进步媒体公开代收，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响应，共筹得法币10,047,980元。根据《文汇报》1946年7月2日发表的《逐日代收和平献金报告》，在短短八天（6月24日至7月1日）时间内，累计就收到了捐款法币5,950,230元，在1946年的经济环境下，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充分体现了民心向背和群众支持的力量。

　　这股声援浪潮也迅速席卷全国，除上海外，北平（今北京）、天津、重庆、汉口、昆明、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嘉兴等地的团体、群众也纷纷写信慰问马叙伦等代表，对国民党当局指使怂恿暴徒殴打和平请愿代表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平津新闻界还发起声援运动，誓做被殴代表的后盾，与凶暴者抗争到底。重庆妇女界180人联名通电：“我们不能坐视！”成都的55个人民团体、昆明学生联合会等也纷纷致函声援。

　　解放区的反应尤为热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南京惨案》，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人民的罪行，陕甘宁边区、晋绥解放区和张家口等地的各群众团体纷纷举行集会，一致声讨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电慰和声援马叙伦等受伤代表。

　　下关惨案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大美晚报》《字林西报》都以头版新闻报道了事件的详细经过，使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的企图彻底破产。南京合众社、美联社、国际新闻社、法国新闻处等外国媒体记者，均将目击惨案的经过情形向海外详细报道，表示“行凶暴徒的服装都甚好，行动有组织，并无‘难民’掺杂其间”。美联社记者指出：“暴徒行凶时，在场军警始终未予干涉，故意放纵。”这些客观报道戳穿了国民党当局所谓“难民自发行动”的谎言。雷洁琼后来回忆道：“外籍记者见状多激于义愤，帮助救护受伤者，而热心的美籍记者更自动到陆军医院照拂受伤诸氏。”

　　外籍记者报道南京暴行，“在国内国际造成极不良的印象，使政府在国内外丧失掉威信与尊严”。国际舆论的压力使国民党当局十分被动，6月28日蒋介石勉强接见了和平请愿团代表蒉延芳，声称“不再作战”，但其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已定。事实上，在两天以前蒋介石已下达密令，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正式爆发。

　　马叙伦在去南京前，就强调这次行动“手段就是目的”。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下关惨案，非但没有唬住人民的革命行动，相反还进一步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愤怒。群众真正动员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代表们进京请愿的目的已经达到。

　　六二三反内战运动是抗战胜利后上海人民革命力量的第一次大汇合、大检阅，运动及其引发的全国性响应，虽然最终未能阻止内战爆发，但它深刻揭示了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内在逻辑，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者系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