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场边，那团黑影先攫住了我的目光。

　　青灰色的花岗岩，两头凿出脐眼，中间鼓着圆腹，像一头蹲伏的兽，只是太静了，静得不像这个院子里的东西。院子里，鸡走狗卧，父亲坐在檐下晒太阳，都有声息。只有它，从土里长出半截，不说话。

　　父亲也不说话。

　　我蹲下来，手掌贴上石面。晒了一中午，石头是温热的，糙石面沙沙地蹭着掌心，像钝刀刮过。父亲在身后咳了一声，我回头，他正扶着门框站起来，动作比从前慢了许多——术后三个月，走路还打着晃，像刚卸了重载的牛。他看了石磙一眼，没说什么，只是从兜里摸出烟和火柴，嚓地划着。我注意到他的手，指节粗大，握过几十年镰刀把的地方结了硬茧，如今捏一根火柴，因为关节变形，小拇指会翘起来，倒像捏不住似的。

　　小时候，石磙是活的。五月开镰，父亲上坡去割麦。坡地陡，机器进不来，一镰一镰，麦子放倒，铺在坡面上，捆成把，挑回稻场。麦穗摊在稻场上，晒得焦脆，一脚踩上去就炸。父亲把石磙推出来，清掉底盘上的土坷垃，架上木框，套上牛。石磙转起来，一圈，又一圈，碾过金黄的麦秆。

　　父亲扶着木框，跟在牛后面走，光脚踩在麦秆上，咔嚓咔嚓地断。他不赶牛，牛自己知道圈数，走到稻场边缘就自动折返。父亲只是扶着，腰杆笔直，影子被日头压得很短，又拉得很长。

　　麦粒从穗壳里滚出来，在石磙腹下簌簌地响。那声音很轻，要傍晚安静下来才能听见，像有人在地上悄悄撒了一把细沙。父亲把碾好的麦子堆成山，用木锨扬起，风把糠皮吹走，黄灿灿的麦粒落回一处。他脸上没有笑，只有干完活后的那种闷，像刚碾过的麦秆，又扁又塌。

　　那时候石磙是圆的，能在稻场上滚出一圈一圈的印子。父亲说，圆的好，滚过去不硌人。我那时不懂，只觉得石磙沉，沉得两个大人都抬不起，要用撬棍和滚木才挪得开。父亲却能一个人把它翻个面，检查底盘的磨损。他弓着背，胳膊上的筋鼓起来，像树根。

　　最后一年用石磙，牛走到第三圈就不肯走了，尾巴甩来甩去。父亲扬了一下鞭子，没落下去，牛只是晃了晃耳朵，蹄子仍旧钉在地上。父亲只得把鞭子别在腰后，自己弓着腰推木框，石磙又滚了半圈，很快后背湿透了。那天碾出来的麦子只装了两蛇皮袋，堆在屋檐下，被老鼠嗑了一个冬天。

　　第二年开春，坡上那半亩麦地种了树。稻场空了，石磙被推到墙角，底盘卸下来当了柴烧，只剩下石磙本身，太重，搬不动，也烧不着，就留在那里。一年两年，草从它腹下长出来，又枯掉；雨水把周围的土冲出一圈浅沟，它慢慢陷下去，深得连草都不肯往它身上爬。

　　父亲也慢下来。他不再上坡割麦，不再拉架子车，不再把百斤重的粮袋甩上肩膀。手术之后，医生说要静养，他静了三天，第四天就下了地，给菜园的豆角搭架子。母亲骂他，说你不要命了，他不还嘴，只是把竹竿一根根插进土里，动作很慢，但每一根都插得深，插得直。

　　我蹲在那里，手指顺着石磙的脐眼往下滑。那里面积了多年的泥，已经板结。父亲抽完烟，把烟头摁灭在鞋底，忽然说：“还能用。”

　　我一愣。“还能用”，他又说一遍，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回檐下。日头西斜，他的影子投在稻场上，投在石磙旁边，两个影子一样长，落在地上，中间隔着一道浅沟，各是各的。

　　我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石磙。它半截埋在土里，深得撬棍都插不进去了，像这个院子里所有不肯走的老物件，守着一些回不来的日子。

　　（作者系民进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