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那天，哈尔滨街道两侧的丁香花开得正盛，满街满园都是那股甜丝丝的味儿。我站在屋门口，看着物流公司的工人把最后一箱已装好报刊的纸箱扛在肩上，他手背上的青筋明显凸起。一共165箱红色报刊，跟了我30年，每一份都是我的命。它们从这座北方城市离开，也将空运到江南那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富阳。

　　我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小时候住在太平桥附近。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从厂里带回一沓旧报纸，也不知有何用途。我随手翻了翻，一份《人民日报》头版印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也不知为啥，我就留下了那一份。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我变得见了老报纸就走不动道儿。那会儿，我满城跑废品收购站、收藏品市场，见到有重大事件报道的旧报纸、创刊号，毫不吝啬口袋里的钱，都一股脑儿买回来。

　　兄长们总埋汰我，说人家收藏邮票、钱币，你倒好，收藏一堆废纸。我也不反驳，他们说他们的，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听见。可每到党庆的时候，我把那些报纸摊出来，从1949年开国大典的《人民日报》，到1954年第一届人大召开，再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份一份地码在客厅地上，整间屋子都铺满了。我蹲在边上，像看自己孩子一样看着它们，觉得这辈子有这样的一种爱好也很有趣。

　　为啥要迁居到富阳？说起来也巧，我从松花江边跑到富春江边，从没想过能跟这个地方结下这么深的缘分。

　　差不多是2015年那会儿，我正在编一套《赵朴初全集》，想用宣纸印，就到处打听哪儿有好宣纸。听人说富阳这地方，打老辈子起就是造纸的，尤其是元书纸，名气大得很。我就跑了几趟，一来二去地发现，这地方是真不错啊！富春江的水，两岸的山，这不就是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的地儿嘛。人啊，一旦喜欢上一个地方，就想赖着不走了。

　　大源镇位于富春江南岸，距富阳城区仅十余公里，这里有着鲜明的红色元素和本土传统文化基因。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大源镇大同村程仕耕、傅朝判两人先后担任中共富阳县委书记，成为当地红色革命的传播者。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同志曾视察大源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而镇辖的蒋家村始终以耕读文化、宗祠文化和家国文化在富春江南远近闻名，孕育了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和富阳众多的知名人士。

　　除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外，当地古建筑遗存也十分丰富。青石板路弯弯曲曲，两边的老墙斑斑驳驳，门楣上的砖雕虽然有些残破，可那精细的活儿还是能看出当年工匠的手艺。村里像这样具有一定规模的清末民初的老建筑保留下来的有25幢，每座都是封闭独立的民居院落。这些老建筑各有各的叫法，有的以姓氏命名，有的以房族命名，有的干脆就以门斗的形状叫开了。

　　这些老式封闭民居在江浙一带被称为“台门”。因年头久了，有几幢难免破败。近年来，当地投入上千万元资金，对泰基台门、慎修思永台门、长台门等“老台门”一座一座地进行修缮，修旧如旧，古色古香，一“台门”一特色。修缮之后，你进门去看，木头柱子还是木头柱子，石板地面还是石板地面，只是不再漏雨了，不再摇摇欲坠了。要是头一回去，准会被那些“老台门”迷住。村里人说，这些“老台门”，一座有一座的味儿，一座有一座的故事。

　　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快到了，区里来了好几拨人，看了看那些修缮过的“老台门”，说空着也是空着，不如干点啥。那阵子，我正好也在富阳，听说了这个消息，就跟我那些老报刊的事儿搭上了线。我把收藏老报刊的故事讲给区政协领导听，没想到区委宣传部和区委统战部很快就知道了。有一天下午，手机响了，接起来，对方说是富阳区委宣传部的，听说我这里老报刊不少，想当面聊聊。见了面，聊了一阵，部领导问我有没有兴趣在建党百年前夕，在这些“老台门”里头建个“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还说可以按人才引进的政策待遇来办。

　　说实话，建个展馆是我的夙愿。我不想光当个收藏匠，东西收了一辈子，也得传下去才行。双方一拍即合，我就下了决心：走出去！不能让这些宝贝在我手里闷着。没多久，我和妻子按人才引进政策正式迁到了富阳，那将近四吨重、165箱的老报刊，就这么从北国冰城，一路运到了山温水软的江南水乡。

　　刚到富阳那阵子，我浑身不自在。哈尔滨毕竟也是国际化大都市，街区繁荣，人说话嗓门也大。而富阳这边到处是水，是山，是小桥，湿漉漉的。我站在阳台上望出去，富春江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流着，跟松花江完全两样。松花江是烈的，冬天冻得结结实实，人在上头走，冰底下咔嚓咔嚓响；富春江是柔的，绿莹莹的，像一块绸子铺在两岸中间。

　　夜里睡不着，我就打开箱子，为了防潮，把那些珍贵的老报刊一份份、一本本套上塑料袋，顺手再摸摸，再闻闻。妻子说我魔怔了。我说，你不懂，这些报纸上的字是活着的。我这几十年收藏的这些文献，就像自己待嫁的女儿一样，即将走进另一个“家庭”，心里难免会有不舍。

　　不知多少次，我坐在江边的台阶上，看着富春江上飘着薄薄的一层雾，对岸的山朦朦胧胧的。我想起松花江上的雾，也是这样的薄，这样的软。两条江隔了两千多公里，可雾是一样的，水是一样的，人心也是一样的。

　　我这辈子的收藏，是从松花江到富春江，脚下一步一步，全是这些报纸上记着的路。

　　我第一次走进蒋家村选址，是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

　　八月的富阳，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热得人没处躲。车子停在蒋家村祠堂门口，我下了车，心里还犯嘀咕，展馆建在这里，合适吗？

　　结果一进那“老台门”，暑气就退了一半。

　　台门里面阴凉阴凉的，青石板地面泛着潮气，天井里洒下来的光被高高的马头墙切得整整齐齐。我抬头看那木雕的牛腿，油漆虽已斑驳，但当年的精细劲儿还在。

　　好多地方的古镇古村都有这个问题：房子修得漂漂亮亮的，可里头空着，或者摆些不痛不痒的东西。游客来了拍张照就走，留不住人。

　　而我的这些报刊一来，就不一样了。

　　我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装修、布置展览。终于在2021年6月17日，这个全国首个以红色报刊为主题的史料研学中心在郁达夫故乡开馆了，馆内展陈近四百种不同时期的红色报刊，一下火遍了大江南北。

　　这些红色报刊均是中国共产党早年办的报刊，也有我党秘密创办的地下报刊，上面的文字清清楚楚地记录着那个年代的新闻。

　　这些“老台门”本身就是清末民初的建筑，而这些报刊恰好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老房子展陈老报刊，那叫一个相得益彰。游客走进来，阴凉凉的，木头味儿混着纸张的霉味儿，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就在这古色古香的“老台门”的展柜中，有百年前的《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中国青年》创刊号。它们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纸页泛黄，有的边角已出现了裂痕，像是刚从哪户人家的阁楼里翻出来的。

　　了解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这几份报刊的名字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分量。不过说实话，若不是前几年《觉醒年代》那部电视剧热播，很多人可能也就是听过这些报刊的名字，没什么真切的感受。电视剧里出现的那些镜头——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写《庶民的胜利》，毛泽东在长沙创《湘江评论》——拍得特别真实，很有代入感。

　　隔着玻璃展柜，盯着那本《新青年》改名前的创刊号，封面设计简单素雅，上面画着几个人，写着“青年杂志”四个字。我一直在想，这本杂志，当年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转到我这里？不知有多少人翻来覆去地读过，不知又给多少人在迷茫中提过醒、指过路？

　　刚开馆那会儿，有件事印象特别深。那天展厅里站着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戴着耳机，一边听手机里的讲解，一边拿本子记着什么。我凑过去小声问：“姑娘，你是专门来看这个的？”

　　她摘下耳机，挺兴奋地说：“是啊！我是暑假从上海过来的。看了《觉醒年代》之后，我就特别想亲眼看看这些报刊长什么样。在网上查到这个研学中心，我就过来了。”

　　我问她，看到原件什么感觉？

　　她想了一下，说：“就感觉……历史不是书上的那些字了。是真的。”

　　就这句“是真的”，说得我心头一下子暖起来。

　　我们这代人对历史的了解，大多来自书本、电视、手机。那些事儿离我们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似的。可当你真站在这些百年前的纸张面前，看着那些铅字，那些油墨褪色后的印迹，你忽然就觉得，那些事儿是真的发生过，那些人也是真的活过、挣扎过、呐喊过。

　　这种感觉说不上来，但很特别。

　　好多人问我，这个研学中心到底有多少份报刊？我说两万多份，但展陈的只有近四百种，其他的都在库里。它们都是我三十年来一点一滴攒下来的。“三十年”，说起来就三个字，可过起来，是许多人的半辈子。我为了这些报刊跑了不知多少趟旧书店、废品站，也不知熬了多少夜去整理、研究。有些特别珍贵的，我得花费好几年心思才能收集到。

　　“两万多份？”问者听了吓一跳，“这么多，都是你一个人收集的？”

　　我笑了笑，说：“当然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那时候大家还不怎么看重这些东西，我算是‘捡漏’吧！”

　　一般人不知道，收藏旧报刊，可不是仅仅有钱就行的。你得懂，得有眼光，还得有耐心。而且，这东西占地方，还要考虑保存它所需要的恒温、恒湿。以前我在哈尔滨，不光家里能够占用的空间都让我占用了，就连车库也是满满的。我家人总说我把家里弄得跟仓库似的，有时候都无从下脚。

　　有人问我，是怎么迷上这个收藏的。

　　我对他们说，上世纪90年代那会儿，我办杂志，资料室就有很多交换的报刊。有时候需要查一些资料，就到处找老报刊看。看着看着，我就发现老报刊里大有文章可做。那些旧报纸上的新闻、评论、广告，哪怕是寻人启事，都是那个时代的印痕。

　　我刚开始收藏，就对创刊号情有独钟。通过每一种报刊的创刊号，你能看到创办者的初心，也能看到他们对未来的想象。

　　有些人搞收藏，是为了投资，等着升值。但我不是。我收藏这些东西，更像是为了和历史对话。我收集的最早的报刊，有1904年出版的《安徽俗话报》，那是陈独秀办的，用很通俗的话和漫画来讲新知识、新思想，想让老百姓看得懂。那会儿还没有《新青年》呢，从《安徽俗话报》似乎能看出陈独秀的思想是怎么一步步变化的。他不是一下子就变成后来那个陈独秀的。

　　这就是收藏原件的意义。你光看书本上写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那是抽象的。可你看着他办的报纸，一期一期地翻，看着他用的语言从文绉绉变得越来越直白，看着他关注的话题从文化教育慢慢转向政治社会，你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人，是怎么在那个时代的大潮里一步步走过来的。

　　在我的收藏里，像这样的宝贝还有很多。比如忠实地记录了历史风云变迁、有诸多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发表作品的《东方杂志》，它也是1904年创刊的。还有鲁迅在1912年1月3日于绍兴创刊的《越铎日报》，鲁迅曾以笔名“黄棘”在《越铎日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越铎”出世辞》，阐明办报宗旨：“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

　　我手里还有好多特别珍贵的东西。比如1937年伪满洲国的《大同报》，表面上是在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可把报纸翻到中缝和广告栏，就能看到“药铺广告：专治各种疑难杂症”“戏院预告：今日上演《还我河山》”这类字句。那其实是当时的人在用暗语表达抵抗的意思。倘若这些东西没人去发现、去解读，可能就永远淹没在纸堆里了。

　　还有一份1942年3月的马来西亚华文报纸《星洲日报》，上面登着爱国华侨陈嘉庚号召机工回国抗战的宣言，旁边密密麻麻写着很多人的名字和捐款数目——“陈阿福捐半月工资”“李秀英典当玉镯”等等。报纸边角还有一行小字：“卖报童阿强捐铜圆五枚。”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眼眶有点热。五枚铜圆，那是一个卖报孩子的全部。他把这五枚铜圆捐出去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可能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但他知道，自己多出一份力，这个国家就多一分希望。

　　这些报纸，哪里还是报纸啊？它们是那个时代的呼吸，是无数普通人在大时代里的心跳。

　　可就是这么宝贝的东西，2021年，我全捐给了政府。

　　有人问我，舍得吗？

　　我说，这些东西放在我家里，那就是我一个人的。放在这里，那就是大家的。

　　研学中心分为三个展厅，设在三座“老台门”里。一号厅讲《新青年》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二号厅摆的是建党前后的各种党报党刊，三号厅专门讲“名人与报刊”，比如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参与创办的《觉悟》等等，都有展出。

　　研学中心成立以来，经常会有一些单位到这里团建。有时十几个人，有时二三十个人，他们在老台门里安安静静地看，听我和讲解员讲每一份报纸背后的故事。那一天，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同志，站在一个展柜前看了好久那份抗战期间发行的《新华日报》。

　　他看我好奇，就跟我讲：“这份报纸，是抗战时候在重庆出版的，那时候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你别小看这份报纸，当年在国统区，那就是一盏明灯啊。”

　　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很认真。

　　对于这些老报纸，每个人看了的感受都不同。对老年人而言，那是他们自己或者父辈经历过的岁月，看着就是回忆，就是乡愁。年轻人不一样，平时手机上、电视剧里见过的事儿，一下子放到了眼皮底下，无不感到新鲜和震撼。学生就更不用说了，老师在课堂上讲烂了的那些知识点，突然变得看得见、摸得着，脑子一下子就灵光了。

　　凡是进了这几个老台门的访客，多多少少都能有一些收获带走。

　　红色报刊的魅力在于，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发表大道理的载体。它就是当年的新闻、当年的议论、当年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你把它放在那儿，让人们自己去看、去体会、去思考，慢慢就习惯与它对话了。

　　以前的蒋家村，村民经济收入一直都不错，但就是缺乏活力。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老年人也没什么事可做。村子里安静得发闷，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个生面孔。

　　可现在不一样了。研学中心从开馆至今，接待总人数达三万多。人来得多了，自然就有需求。有人要吃饭，有人想住下来慢慢看。村里人脑子聪明的，就开起了农家乐、民宿。还有些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听说老家搞起来了，也动了归乡的心思。

　　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这些报纸一百年前在宣传新思想、开民智，盼着这个国家好起来；一百年后到了我们这个村落，照样在起作用。只是以前是叫醒人的脑子，现在是让村子活起来。

　　建馆的初心，不是把老房子锁起来供着，也不是把老物件藏库房里落灰，而是让它们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来，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这样，老的东西才不会死。

　　从早到晚，一会儿是几个大学生来问我能不能在展馆里拍短视频，一会儿又有电话打进来，是哪个单位要来搞党建活动，问我能不能亲自安排讲解。

　　我喜欢这么乐在其中地忙忙碌碌。

　　接下来，我还想在现有的三个展厅的基础上，再弄一个“百年记忆人文馆”，把一百年来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东西摆出来；想做一个“民国书房”，让人可以坐在老台门里翻翻旧书；还想把“工人报刊史料馆”“妇女儿童报刊史料馆”“青年报刊史料馆”都搞起来，从而在这里建一个“乡村博物馆群”。不光是讲红色历史，也讲文化、讲生活，让不同兴趣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想，这就是一个人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之后的样子吧。我这三十年，不是在收藏报刊，是在打捞历史。我不是为了自己拥有这些东西，是为了让这些东西被更多人看到。

　　夕阳的余晖照在那些“老台门”的墙壁上，黄黄的，暖暖的。蒋氏宗祠门口，几个老人坐在那里聊天，旁边有几个小孩在相互追逐着玩耍。这样的画面，朴素而祥和。

　　其实，这些报刊本来就不该拿来做单纯的收藏，而是应该有更好的传承；这些“老台门”，也不该修缮后就保护起来，而是需要有人气。那些在展柜前看了许久的年轻人，那个说“历史是真的”的女大学生，还有那个讲述《新华日报》的老同志，那群打算回老家创业的年轻人……

　　这些就是红色报刊赋予乡村最好的回答。

　　（作者系民进会员，原载《北方文学》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