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患过幽闭恐怖症，特别在青春期以前较为严重。一旦进入狭小黑暗挤满人群的空间里，我就会胸闷、气短、心悸、恐慌，似乎要窒息昏眩，恨不得立刻逃出去。在此期间，夜里我常常会在相似的噩梦中被吓醒。成年后，多少学了点心理学常识，我认为这同抗日战争时期年幼时曾遭受过几次重大的心理冲击和精神创伤有关。

一

　　第一次冲击，是在我4岁而弟弟陈颖不到1岁时发生的。那时我们一家四口从镇江逃难到南京，难民流塞满了向西的马路，中间夹杂马车、驴车、卡车、小汽车、人力车和手推车。我们有幸租了一辆破旧的小汽车，但很快车就被撞毁了，只好丢弃了行李，精疲力竭地徒步走到南京，母亲一路抱着颖弟坚持了下来。

　　父母本打算在南京乘轮船逃往汉口，谁知道南京要逃难的人更多，更恐怖的遭遇还在后头。在南京下关码头要登上一条很大的轮船。那轮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船尾扬着很大的米字旗。父亲早就预订了此船的船票，之所以选上这艘洋船，当然是因为1937年秋英美尚未参战，估计日军飞机不敢袭击此船。当我们赶到码头时，只见那里人山人海，每一层的甲板上都挤满了人，还有一串串的人流从四面八方用各种办法向船上爬。逃难中，我同当时千千万万的幼童一样，亲眼看见了这个年龄的人本不该看见、更不应亲历的种种人间惨剧，现在回忆起来，深感心灵还在剧烈地震荡。

　　当时我们一家好不容易挤上甲板，可是被四周的人群挤得紧紧的，既不能进，也不能退。弟弟颖吓得哇哇大哭，我则被挤在大人们的腰部以下，像被活埋在一个坑里。周围一片漆黑，被压得几乎窒息，先是狂呼乱叫，后则声嘶力竭。母亲急得大喊：“注意孩子，这里有孩子！”一边喊，一边使尽全力想把我拉起，但她右手紧紧抱着弟弟，单靠左手根本无力拉动我半点。在挤成一团的乱哄哄的人群里，母亲的呼唤和孩子们的哭叫都被巨大的嘈杂声淹没。近处的人自身难保，即使听见也无力相助。有人竟从别人头顶或肩膀上爬过去。母亲抱着弟弟被挤得只能直挺挺地站着，一步也动弹不得，我被困在人群的腿部已经半死不活。如此地狱般的恐怖场景前后持续两三个小时，直到父亲勉强挤出去找来一架吊车，用粗麻绳编成的大网兜把我们母子三人吊离轮船回到码头。

　　这样可怖的场景，在我幼稚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4岁前后发生的生活突变，实在反差太大。我出生于1933年的江苏镇江，那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小城，相对闭塞而平静。父亲是个银行小职员，有固定的工资，家庭虽谈不上富裕，至少衣食无忧，我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在我记忆中，那时只要风和日丽，全家三口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郊游，我们的足迹踏遍了金山、焦山、北固山、甘露寺等著名景点。而叫我最着迷的还是随大人们去骑自行车：我侧身坐在车架的前端，父亲从后面骑上去，自行车就沿着公路疾驰，一边是白练似的大江，另一边是翠绿的山丘、明媚的田野、清幽的丛林；后面不远处紧跟着骑着一辆女式车的母亲，浅蓝色的旗袍襟摆，长长的洁白的丝织围巾，同她的乌黑长发一起在风中飘荡，衬托得她因运动和兴奋红彤彤的脸庞分外好看。

　　但风云突变。1937年秋，淞沪会战失利，战火快速地逼近镇江，幸福的童年戛然而止，噩梦似的可怕现实突然降临。而弟弟颖，从他刚有点自我意识的萌芽起，就不得不面对种种恐怖的场景，毫无童年幸福可言。我们先是从惊惶的成年人口中听到了“打仗”“轰炸”“逃难”“防空”等当时孩童还不太理解的词语，这之后切身的经历让我们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这些词语指向的实际是何等残酷。

二

　　轮船是乘不上了，当夜只好再去挤火车。一上车我就累得睡着了，醒来已是早上。火车已经开到了乡间，正在拐弯，我看到前面的车厢顶甚至车头上面都爬满了人。到芜湖车站附近的时候，列车还未进站就停了，听说日本飞机把前头的铁路炸断了，我们只能下车步行。前行不远闻到一股呛鼻的焦煳味，只见有另一列火车东倒西歪地散布在铁路边，车头和几节车厢正在燃烧。先是见一具满面是血的尸体靠在一节扭曲了的车厢上，后来又看到成片的支离破碎的人体。我吓得不敢看，紧紧躲进母亲的怀里。

　　父亲总算雇到一条小木船，把我们送到长沙，后又转到汉口。不久，日寇侵占南京后中国军民遭受大屠杀的消息传来，我们这些逃出来的人听了全都后怕得脊背发凉，庆幸逃得及时。成年后我查了资料，得知日军对中国平民的大屠杀远不止南京一处。根据《侵华日军暴行总录》（1995，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记载，日军侵华时制造的屠城、屠镇和屠村惨案总共有2289起。从我家逃难经过的几个城市看，镇江和芜湖当时算两座小城，陷落后分别被日军屠杀的平民超过万人，而长沙和武汉这两个大城市，遭难者超过10万人，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日军对来不及撤退的大量难民和各类留守人员，包括老弱病残和医务人员，用枪击、虐残、活埋、奸杀、焚烧等凶暴手段实行屠杀，甚至把大量平民驱赶至江边集体射杀，出现“街巷堆尸，江水浮尸”的惨状。

　　最危急的情况出现在我们逃离芜湖期间。日军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其左路部队先行占领芜湖，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并形成对南京的合围，开始对这个当时的总人口仅有15万左右的小城大肆屠杀。而我家坐小船离开芜湖仅仅比敌人抵达提早几个小时。

　　后来，我们经长沙、汉口溯长江而上，穿过三峡逃到了重庆，其间艰辛危难难以细说。重庆那时是大后方，虽已涌进不少难民，日机也来轰炸，但比前线城市相对安全些。我的伯父一家已先期从上海迁到重庆，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休息了几天后，伯父忙中偷闲还带我们去市郊的花滩溪畔，那里山清水秀、溪水清澈，有温泉，有瀑布，两岸遍布奇花异草。父亲游兴再起，拿出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小莱卡相机照了一卷胶片，主要是照我们母子三口的。

　　伯父是银行较高级的职员。他所在的银行处于市中心，是一座很坚固的四层洋楼。底下两层是营业室和办公室，上面三四层是员工的宿舍。伯父一家住在三楼。1938年初我们刚到重庆时，也同他们挤着住在一起。经过艰难的颠沛流离之后，生活看来要走向正常了。

三

　　然而，我们这种平凡的愿望再次落空。

　　日寇敌机对重庆的轰炸愈演愈烈，从军政目标扩展到对市民聚居区狂轰滥炸，市中心自然首当其冲。幸好银行楼的后院有一个坚固的防空洞，空袭警报一响，员工和家属可以就近躲入其中。银行对面，隔着一条大街有一家糖果店，店面也有一间地下室，平时一有警报，店主一家和正在购物的顾客们就下去躲避。有一天我恳求母亲带我去买点零食，于是她领着我们兄弟俩和几个堂兄弟，刚走进那家店里，就听到空袭警报响起。这次日机的偷袭来得很突然，机枪已经沿街扫下来，路上的行人四下乱奔躲避，有人已经跌倒在地。店家好心，认为母亲带那么多孩子去过马路回去很不安全，不如先下到他家的地下室躲一躲。我们下去才发现，所谓地下室原来不过是一个存放杂货的地窖，狭小、阴冷、潮湿，店主全家和我们及其他顾客共十多个人挤得快喘不上气来。一盏小灯泡突然熄灭，黑暗中弥漫着一种难闻的气味。在此情况下，我对幽闭的恐惧感再次出现，幻觉自己陷于漆黑的深渊，无比焦虑，眩晕恶心，全身不适。此后，我再也不敢走进这家店门了。

　　想不到这倒让我又逃过一劫。有一天敌机来袭，我们一家躲进银行的防空洞，耳听得炸弹在空中凄厉的呼啸声和落地的爆炸声越来越近，一颗炸弹就好像落在头顶上，地洞乱颤，耳膜震痛。警报解除后出去一看，银行楼安然无恙，只是窗玻璃全震碎了，大街上躺着几具尸体，而原来我们熟悉的街对面的那家糖果店，已变为一个冒着浓烟的弹坑，一颗炸弹径直击中了它。后来搜救人员在那个弹坑底部挖出了十多具尸体，是店老板一家和一些顾客，其中好几个是儿童，都是在地下室被炸塌后活活闷死的。

　　日机的空袭愈来愈频繁，父母觉得银行的防空洞已不太安全，决定全家都到稍远处的十八梯大隧道去躲避空袭。那是重庆市区一个大型的公共防空设施，刚刚建成不久，是直接从山体岩石中开凿出来的，结构复杂，分支众多，看起来非常结实。因处于人口密集地区，遇到敌人空袭前来避难的人每次都达数万之多。每次进去，为了更安全，父母总会领全家七弯八拐地进入地道最深处，但那里空间狭窄，人更拥挤，空气污浊，孩子哭成人骂，乱哄哄地叫我窒息昏眩。因处山岩深处，炸弹飞下来呼啸声听不清，但炸弹愈来愈近的爆炸声却震得地洞里尘土飞扬，空气更加浑浊。这种可怕的躲避一般都要持续半天以上。有一天，敌机扔下大量燃烧弹，市区燃起成片的大火，到处飘来焦煳味，侥幸逃生的人群呼天抢地，哭声连片。在这类情况下，我既惧怕进幽闭的防空洞，又不得不进去躲避的心理纠结越来越严重。

　　后来我家被迫搬到市郊，在一幢两层民居的二楼租了两间房住下。1939年，我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一天，母亲领我去附近的小学报了名，让我在操场上规规矩矩地向两位女老师鞠了一躬，知道几天后便可去一年级上课。可是日军狂轰滥炸扩展到郊区，我还没有来得及走进教室一步，学校就被炸成一片废墟。有一次因敌机一批又一批连续地密集轰炸，我们一家被迫在一个山洞底层躲了一整天。过后出洞一看，整个街区大多已成断垣残壁，而紧挨着我们家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弹坑，我们所住的那幢两层的民房虽然还出奇地耸立着，但被齐齐整整地削掉一半，好像用刀切过似的。这种土木结构的当地老式民居，其墙壁特别是内里的隔墙，大多是用木条或竹条编成篱笆，然后两面涂上白石灰构成的，轻巧单薄。这次轰炸受炸弹气浪的冲击，那留下的半间房里的后壁和残存的家具，全都被插满了锐利的竹条木条。父亲看了叹口长气对我说：“你看，要不是躲进防空洞，我们全家都会遭‘万箭穿身’！”这“万箭穿身”是我看过的一本连环画中的话，画的是古代一位将军战败后，被几十支箭镞钉死在墙壁上的故事。父亲这话，意在警告我和弟弟不要再为躲进防空洞闹别扭，但我对进洞的恐惧感并未减退，反而引起我梦见自己被木条穿透的噩梦连连。

　　不久，还有一件事刺激到我。原来在镇江时，我家租住在一家四合院的厢房中，房东一家与我家关系友好，他们夫妇有4个孩子，其一是小名叫宝宝的女孩，能歌善舞。我和宝宝同时上的幼儿园，同出一个院门，关系自然亲密。他家是镇江本地人，原是不想离开家乡的，日军进城烧光他家的祖屋，不得已才开始流亡。千辛万苦辗转来到重庆，偶然同我家相会，老友异乡相聚，大人们自然感慨万千，孩子们也高兴得不行。他们一家也租住在附近村庄的民居中。一天有熟人传来消息，说他家在轰炸中已遭灭门。我问母亲“灭门”是什么意思，母亲迟疑再三，才说是全家都被炸没了。从此，我的噩梦中反复出现了那个活泼可爱、善良无辜的小女孩被木条贯穿的惨景。我在空袭时想进又怕进防空洞的心理纠结日益加剧。

四

　　重庆真待不下去了，日机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日甚一日，银行决定向西更远的地方疏散部分员工。1939年冬父亲被派往滇西，于是我们全家搭乘运货卡车经贵阳到昆明，再沿刚修成的滇缅公路到达云南省西部边陲的一个小镇下关。这千余里路多是重峦叠嶂，高山深谷。当时都是仓促修筑的简易的砂砾公路，坡陡路仄，迂回曲折，路况极糟，很多地方仅能勉强通车，还要经过许多著名的险段，如滇黔公路上的“二十四道拐”等。那些地方，上山下山险象环生，上为千仞峭壁，下临万丈深渊，坐在车上都不敢向下看。再加多日奔波，风餐露宿，水土不服，沿路还有瘴气、塌方、滚石和山贼的威胁，神经整天绷得紧紧的，母亲面色憔悴，眼眶发黑，显得老了许多。我也噩梦不断，心理恐惧难以平复，幼小的弟弟颖竟染上了当时属于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到了下关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

　　1941年，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的消息传了过来，惨案里因窒息、践踏而遇难者超过千人。而那条隧道，正是我家在重庆时多次进入的，我们又一次逃过一次大劫。

　　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军对重庆共进行了6年10个月的空袭，造成的直接伤亡超过3万人，间接伤亡达6000余人，房屋损毁近两万幢，对民众特别是孩童造成的心灵创伤久久难以弥合。这是日军有计划的无差别的战略轰炸，主要针对平民，旨在摧毁我方军民的反抗意志，但其罪行，反而激发起广大民众坚定持久的抗战精神。

　　1942年，弟弟颖病重离世，母亲抱着他背着他逃亡数年、行程数千里的努力全都白费。更不幸的是，这年5月开始，日军在滇西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母亲和刚出生的幼妹相继感染遇难。半个家庭被毁，我们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大劫。父亲受刺激太大，一度精神异常，除了每天工笔抄写屈原《离骚》全文，全不顾家事和公务。9岁的我和1940年在下关出生的弟弟被托付给亲戚抚养，无人可托时只有我们兄弟俩相依为命。日军细菌战的后果触目惊心，慈母的早逝对我的精神冲击巨大，我的心理恐惧症进一步加剧。我怕进山洞地窖，怕进曲折小巷，怕见人群拥挤，同时又怕孤独、黑暗和被冷落。噩梦醒来时，常常冷汗淋漓。

　　青春期真是人生发展的神奇蜕变期，短时间内全身心能够焕然一新。我幼时因沸水烫伤了左脚背，结疤后皮肤疙疙瘩瘩十分难看，想不到青春期到来后，皮肤竟光滑如初。心理也一样，原来懵懵懂懂的孩童，猛然间变成会思考的少年，有了初步的家国情怀。刚好16岁的我赶上了1949年的革命高潮，这宏伟的大潮把我推进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在这座革命大熔炉中接受教育、经受锤炼，我噩梦全消、心病康复、豪气萌生、容光焕发，成长为新时代身心健康的新人。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文艺学、外国文学学者。曾任民进中央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河北省委会主委，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