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郁达夫诞辰130周年。

　　提起郁达夫，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身份，他是小说家、诗人、爱国主义作家、革命烈士；其次是他笔下的文字，是“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的《故都的秋》，亦是“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的慷慨悲歌。可若是看到他写给朋友、写给亲人的那些难得一见的书信呢？

　　自2022年起，笔者就一直四处搜集和整理郁达夫有关的史料——手札、佚文等，哪怕零零碎碎的，也都小心翼翼地收着。而在这些手札中，那些家书中所使用的极为普通的语言，所念叨的琐碎具体的小事，所流露的毫无迂回的感情，都生动地展现了这位新文学斗士的另一面——那个不时胃痛、不能安稳入睡、缺钱便焦虑、想起奶奶煮的粥就会在异国的夜里落泪的郁达夫。

　　他的家书，是一串串耐人寻味的私人记忆，也是值得珍视的历史碎片，更是“认识”他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度。这些旧纸上的温度，跨越了一个世纪，读来依然令人动容……

▲ 郁达夫

郁达夫家书里的漂泊与归心

文/谢华

　　我所读到的“郁达夫家书”不是一本书，而是郁达夫那些实实在在写给奶奶、母亲、妻子或哥嫂的手札。

　　自杭州“入梅”以来，我几乎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是用一个个闷热、潮湿、落雨的日子来阅读郁达夫几十年前，甚至百年前的手札。这些手札本身虽是旧物，却不易读到。《郁达夫全集》也只是有小部分文字著录，从来没有影印出版过手迹版。此时的雨不猛，只是细细地、缓缓地敲着春江第一楼的木格小窗，一滴一滴地响，倒有旧日里写信或等信所特有的那种舒缓、不慌不忙的节奏。

　　说到郁达夫，一般人都会先联想到《沉沦》或那句“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的大声呼喊，或者他的种种不拘一格的风流传说。其实，上述各种外在印象、各种褒贬都不及信中一字一句所载的事实那样实在。信是写给亲人的，用的是私下的语气、平实的口吻，体现着无限的温情。

一

　　1913年9月，郁曼陀（郁达夫长兄）以北京高等审判厅推事职奉北洋政府之命赴日本考察，郁达夫随哥哥、长嫂一同到日本留学，那时他才十七岁。按现在的说法，十七岁差不多就是大学新生的年龄。试想一下，一个原籍浙江富阳、自小在小城中长大的年轻人，突然来到东京，面对不是自己熟悉的语言环境，信中难免有一些压抑感。已见他寄回家里的可能算不上最早的一封信是写给奶奶的“通俗信”，笔者曾反复读过，全信只有三百余字，没有过分修饰的词句，基本说的是家长里短的那些话。

奶奶：

　　长久勿见面了。想想看，实在是想归来。因为夏天路上勿好走，并且回来之后，又要到日本来，恐怕到了那时候，奶奶又要酸心，所以勿回来了。

　　奶奶无钱使用，我也知道。但是我在日本，寄钱又寄不来，并且我也没有多少钱好寄与奶奶，我虽然为奶奶伤心，然而也不能为奶奶出力。

　　今年大哥似乎要想回家，到了大哥将要回家的时，我叫大哥私下交付五十块钱与奶奶就是了。

　　奶奶顶好不要管母亲的事体，随他去说长也好，说短也好，总叫装聋，勿去听他就是。

　　二嫂做人诚实不虚，贤良方正。我也知道，但是二哥勿喜欢她，母亲又勿喜欢她，恐怕她将来必定要生出变来。我因为我的妻子将来亦要同二嫂一样。所以情愿勿娶老婆，做孤老头，将来若说有几个铜钱的时候，我就想到联华菴或者到芧菴里去修行念佛，免得老婆也受苦，我也受苦。学堂里马上有考，不能多写。

荫生 字

　　写给奶奶的信所用的是小孩子撒娇一类的语气，在奶奶眼里他依旧叫“荫生”。

▲ 郁达夫的奶奶戴氏

　　郁达夫的奶奶戴氏，富阳赤松村人，郁达夫童年时期曾多次陪同祖母回娘家探亲。他小时候由奶奶带大，因父亲死得早，家中事务主要靠着母亲和奶奶一块应付过来。他对奶奶的感情，比对母亲更重，称她为人精干、做事有条理、性情刚强，若没有奶奶帮忙照料，他所知的那个家庭大概早就不存在了。这诸多经历对郁达夫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1913年郁达夫初到日本没有多久，他就写信向奶奶报告各种生活细节或琐事。例如提到自己胃不舒服，吃不惯日本的食物，没多少食欲等，于是想起奶奶以前做过的那种米粥。或者又说，昨天在街上遇见一个老太婆，她所穿的蓝布衣裳和奶奶从前戴过的那件差不多，愣在那里好一会儿才移开目光、继续走路。

▲ 郁达夫写给奶奶的家书

　　郁达夫在信中所提到的这类小事若各自孤立地看，都是微小的、不值一提的，可若把它们放在一起观察，就会发现某种强烈的依恋。一个人突然离开自己的故乡，漂泊到异国去学习、生活，即便视野开阔了，看尽世相，也能发表很多的奇特意见，但面对奶奶的时候却仍然不能摆脱胃痛或思乡情绪，仍可能因遇到旧衣而停步，不能继续往前走，不能立刻转身离开。

二

　　陈碧岑（郁曼陀之妻，郁达夫长嫂）1913年与夫君、小叔同来日本，即入东京锦秋高等女校就学。仅比郁达夫大三岁的她，勤学而颖悟。叔嫂之间颇和洽，常在一起习学日语、谈论诗词。郁达夫的旧诗写作，起步毕竟比陈碧岑要早得多。

碧岑长嫂：

　　接来书感渐交并。日妇多虚荣心，弟固知之，此后当有所戒矣。“犹忆他乡同作客，哪知今日独思君”，句浅而意深，自肺腑中流出者也。奉答四绝，并未加修饰，当请曼兄为之斟酌。咏史三首，曾博微名，不知果有新意否，弟实尚在疑似间也。日来读《南华》，若有所得，每于明月夜，踏梅影而放歌，几疑吾丧予也。浩兄前有诗云：“形纵难化心将死，蜡未成灰泪已冰。处士头衔原不俗，英雄末路半为僧。”弟叹赏者久之，吾嫂亦曾见之否？弟卒业期尚遥，听盲人鼓瑟，正须等等等等也（富阳俗语）。曼兄年末南归，想起程在迩矣。家乡风味，想煞天涯游子，日来天作死灰色，每读“绿蚁金尊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时，辄依栏痴立，作木偶状。瞑想家居对雪、脚踏铜炉，头披风帽，伸手试暖锅内肉圆光景，诚者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之苦也。黄任轩君尚在京师耶？弟现有日友某（泽田学士），系与黄同学，曾询黄近况。且云黄学英文植物名时，不记字母，但记英文字之形状，如a（哀）字则记作美人头，b（皮）字则记作敲破眼镜之半面等之类。弟为之抱腹笑倒者两日。不识果有其事否？若来时，可一问也。云南乱事，日人极力鼓吹，唯原白头反颇有赞成帝制意，殆因与大隈政见不合故也。沈蕴石君近来信，欲托弟购碑帖，饭店内买葱，不识其意何居？天寒甚，手冰矣。

达夫顿首

　　这是郁达夫到日本一年后于1914年秋写给大嫂的一封回信。是年8月，长兄郁曼陀偕妻子陈碧岑归国，留下郁达夫只身一人在日本继续求学。长嫂回国后也很惦记他这个小叔子。一直以来，郁达夫和大嫂的关系都很好，信里说话很随意，透着亲近。

▲ 郁达夫大哥郁曼陀和大嫂陈碧岑旧影

　　当时郁达夫在日本过得并不如意。家里经济拮据，他靠哥哥们接济，日子紧巴巴的。信里提到的“日妇”是指日本女子——他那时可能正为某个日本女性的虚荣心烦恼，所以跟大嫂吐苦水，表示往后自己也会多长个心眼。

　　说到底，这封信最动人的是那种漂泊在外的孤独感。日本下雪天，他一个人读着白居易的诗，想起家里围着火炉吃热肉圆的场景，难过地靠在栏杆上发呆。但又不忘跟大嫂说说笑笑，讲讲同学的糗事，又温暖又心酸——这就是一个十八岁的郁达夫，在异国他乡的真实样子。

碧岑长嫂惠鉴：

　　此番春假考，弟考一半，共七科目，弟只考三科耳。官立学校无补考。此番不考各科，虚在暑假考完了后，再定分数矣。所以不能考者，因半途神经病发作故（所谓神经病者，即刺激性神经衰弱。一时昏绝如羊癫病。但无痉挛状态耳，记忆力，忍耐力，理解力皆已去尽矣），今日犹未痊也。医师劝弟修养，弟亦不得已听之。富阳来信，殊令人厌。嗟嗟予欲何言。此信是未病前二日来者也。春假中本欲往东京，以现势观之，已不能矣。病后犹咏一绝，嘱同学书以与汉文先生松本云：“大罗天上咏霓裳。亦是当年弟子行。今日穷途余一哭，由他才尽说江郎。”同学某曰，才未尽也。呜呼！才纵未尽。其如人之将近何！

　　…………

弟达夫 顿首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那会儿，家里条件一般，学费生活费经常接不上。综观郁达夫给大嫂陈碧岑的几封书信，可以看出郁达夫在日期间的费用大多是她把学费凑齐，然后及时汇寄日本，让他能安心读书。除了钱，俩人还经常写信对诗，郁达夫写完寄回家，大嫂也会和上一首，算是他当时为数不多的能聊聊诗词的家里人。大嫂陈碧岑性情温和，他们关系一直很亲，陈碧岑不光操心他的花销，还惦记他的衣服穿得暖不暖。郁达夫也像和一位亦师亦友的长辈一般通信，信中谈到读书、工作都不少，牢骚也未尝没有，但分寸拿捏得很准确，不似对奶奶说话时那样毫无保留、全然放松。

　　除了书信，郁达夫的文章里也经常提到大嫂，语气都挺敬重。可以说，在他年轻时的那段苦日子里，陈碧岑既是经济上的靠山，也是精神上能说上话的人。这份情谊，他一直记着。

三

　　相对来说，郁达夫写给大哥郁曼陀的手札却不曾见到。

　　1900年他们的父亲就去世了。长兄郁曼陀年长郁达夫十二岁，就如父亲一般照顾着奶奶和母亲，并带领着弟弟们和妹妹郁凤珍成长，早早肩负起支撑门户的责任。

　　他们与通常的兄弟关系不同。郁达夫出生后不久，郁曼陀已离家去杭州府学堂就学，自幼到大，兄弟二人共同生活的时间不多。但郁曼陀为幼弟铺路、筹划，竭力为郁达夫的成长与留学奠定基础，这种牺牲实常见于传统中国的家庭。

　　每次郁达夫给大哥写信，开头便是一句“曼兄鉴”。郁达夫自由不羁，思想的差异曾一度引发兄弟间的矛盾，这是因为大哥对他严格管教，这种管教让他觉得像是受到了不公对待。即便如此。郁达夫还是要更多地依赖大哥，尤其是在经济上，而郁曼陀作为长兄，也一直给予他支持。后来兄弟俩则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心态，郁曼陀与郁达夫的矛盾更像是一场青春期的叛逆，最终两人通过对话和理解和解了。

　　久不作书矣，想亦时念及也。……尔时改人已久，吾兄知势已难挽，故作是书以塞责。且又引亡父为前词，欲以鸣弟之不弟。见书之日，怒愤奚似，吾兄非弟，断不能推知当日之情景也！自后每夜就眠，泪流盈席。或霜天将晓，怨画角之无情；或寒月初沉，痛前人之已逝。心伤肠断，片刻无安，出则不知其所至，处则恍恍其若失，虽怀沙逐落入海孤臣亦有难与比拟者矣。尔时诚欲跃身入海，寻葬地于鱼鳖肠中。然白发高堂，犹思游子，弟朝死则二老夕亡。……因感父母之心亲，益觉弟兄之情伪。……呜呼，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所谓无事者，乃万种悲哀不解从何说起耳！夫明达如兄，犹不能察弟平素情性，则能识弟者，更有何人？……

文谨叩

三月四日

　　这通收录于《郁达夫全集》中郁达夫写给郁曼陀的信，大意是：大哥又要说“我”小题大做了。因郁达夫那年的学费不够，写信求长兄帮忙。信发出去半个月没回音，郁达夫实在没办法，只能哭着求监督把他转到第一部。其实转之前郁达夫就告诉过郁曼陀了，想着长兄疼他，总该给他拿个主意，别让他白费一年功夫。结果呢？郁达夫干等一个月没动静，等真转了，郁曼陀的信才慢悠悠来。且郁曼陀在信里说对郁达夫期望太高才那样，劝他能不转就别转，还搬出他们的父亲来压他，说郁达夫“不弟”。郁达夫收到回信，特别生气。

　　那之后，郁达夫天天夜里躺床上哭泣，白天跟丢了魂似的。有时候真想跳海算了，可一想到家里的奶奶和母亲，倘若自己要是死了，他们还能活吗？郁达夫只能咬牙硬撑，大半年没一天好过。今年嫂子写信来，他读着读着又哭得不成样子，第二天顶着肿眼泡去学校，同学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了。四月家里来信说奶奶和母亲为他哭得吃不下睡不着，他听了更难受。最后，郁达夫以质问口气对郁曼陀说，你怎么就看不出我什么性子呢？这世上还有谁真懂我？放心，为了奶奶和母亲，他会熬着。旁的什么富贵穷酸，他早就不在乎了。

四

　　除上面提到郁达夫写给奶奶、哥哥、嫂子的家书外，郁达夫与母亲的情感虽深，但受限于时代，他们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彼此的笔谈。他对母亲的感情，浓缩在“愧疚”与“相依为命”这几个字里。可以说，他用笔“写”尽了母亲，却从未能用信“说”给母亲听。正因无法直接通信，他把全部思念化作了笔下那些忏悔式的独白——母亲是他文学里“故土”与“负罪”的化身。

　　1920年9月，郁达夫从日本回国与孙荃在富阳家中完婚后，没多久就离开了。抵达上海后，临赴日本前，郁达夫在入住的旅馆中给母亲写了一张明信片：

　　儿于今晚安抵上海。宿振华旅馆。拟于明日出去买船票兑日币。今日儿身体颇好。在上海小住三四天，即欲东渡。明晚当更以书告也。此问祖母、母亲两大人均安

郁文 寄

八月九日夜十二时

　　此卡宜保存之

　　就这几十个字，猜想是新婚的妻子或别人代为诵读的。其实他第一次东渡是1913年的事，母亲陆氏把首饰都典了来买船票。这次是利用暑假回乡、结婚，九月他还须回东京大学继续完成学业。

▲ 郁达夫写给母亲的明信片

　　临行前夜，母亲依旧在灯前补他的旧衣裳，针脚走得细密。她清楚儿子所受的苦，在外头受过的白眼、缺钱的窘迫，但儿子向来倔强，从不把烦恼讲出来。次日清早，母亲即送他到富春江边乘船，往他包中添了两双新纳的布鞋，又拿出卖鸡蛋积攒的银圆。郁达夫接到这些时，看到母亲掌上的老茧，他说不出话来，只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船已开动渐行渐远，郁达夫回头望见母亲仍站在岸边，秋风卷着她的蓝布衫，人显得格外瘦小。他后来写进日记的话是：

　　此后不知要过多少年才能再见母面。

　　那一年他二十四岁。

　　当年的通信实在太慢了。由东京发信到富阳去，至少要花上十天或半月的光阴。信一走，要等到回信回来，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光景。这样一个月时间对家里来说意味着什么？祖母大约天天要问“荫生的信到了没有”？母亲可能把已读过多次的信又拿出来，借灯光细看所写之字，拿手指轻触每个字，试图由笔迹本身得到一点儿子尚存的、温暖的体感信息。

　　若以理性来想一想，十七岁就孤身到异国陌生地方的少年，心里怎么可能无委屈、无恐惧？但不能因之而写信诉苦。家中有祖母，有母亲，又添了新媳妇，此时若说“我思乡、我痛苦”会令亲人多么不安？于是他写“一切都好”。所称的“一切都好”恰好是多数离家者在写信时习惯用到的一种表达方法。报喜不言苦，不一定是虚伪，而是为亲情着想。

五

　　若要论及家书，就无法略过郁达夫的妻子孙荃。

　　孙荃是郁达夫的原配妻子，来自富阳本地宵家井村，两家早就是世交。郁达夫到日本以前，婚事已经由家人安排好了。1917年他自日本归来，即和孙荃结婚。此时他刚满二十一岁，而孙荃大约二十岁。据查证所得的资料看，孙荃虽未进过现代学校，却不是文盲，有绘画与写作的才能，旧学基础并不差。郁达夫当初对于这桩婚姻是不大愿意接受的，因他在日时已沾染新思想，把包办婚姻当作落伍、不合理的事物。但他又孝顺，不能违拗母亲，最后还是成婚。

▲ 1922年初，郁达夫与妻子孙荃、龙儿（郁达夫第一个孩子，五岁时夭折）合影

　　他写给孙荃的信与写给家中其他人的信不完全一样。有时是冷淡的，只把写信当作义务来办；有时忽然又很温柔，会令人动感情；另有一些，可以清楚地读出他所抱有的愧疚或所遇到的困难。

　　有封信是1926年写的，那时郁达夫已到广州，孙荃尚在北京同孩子一起生活。信上所言是：

　　荃君，这里的情形都还好，只把孩子们当作想念的对象。你若身体不适，切勿太费心，家中事能少办便少办一点罢。

　　所写的话不繁复，没有甜腻的词句，可一读下去就会明白：夫妻相待的温情虽淡如水，却正是真实、具体的牵挂，是彼此不能缺少的感情联系。

　　两个人后来在感情上没有完全平静。郁达夫同王映霞所经历的热恋一般为人所知，基本属实无误。孙荃做妻子的日子原是有生气的，但时间一久就靠分居来终止这种关系。虽然未用法律形式解除婚姻，婚姻实际已不可能完整地继续下去。

　　孙荃收到上述信之后情绪如何？信上既写旅途情形、又提孩子、又论及身体状况，可夫妻间那种最柔和、最私密的话此时是绝对没有的。她本人是清楚这一点的。就感情的敏感性而论，一般说来女人比男子要强很多。她早该于某刻就看出信的含义，即“你不是被遗弃者，只是不占首要地位的人”一类的意思。

　　孙荃按她的习惯写回信时，语气依然比较平和，只提家里平安、子女无恙，嘱咐丈夫在外当心。这是旧式女子所持的体面或所知的自尊。她不效仿新式女子的做法——不发问，不吵闹，不一定要有解释。她只是静默着，不动声色地把应做之事完成——把孩子带大，把老人服侍好，把家里的事一一料理清楚。

　　郁达夫本人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所写的散文里，有时谈到孙荃，总是带点难以说明、不能确定的感情。不完全是愧疚，也不只是怀念，而是某种较复杂的感受。对她的亏欠他是清楚的，可人世间有亏欠的时候，未必能用什么来把它补上。

▲ 郁达夫旧影

　　1945年，孙荃一听说郁达夫已去世，便大哭不止，泪下如雨，许久不能自持。彼时，孙荃曾想抚养王映霞的儿子郁云。她原以为孩子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王映霞亦改嫁了，孩子太可怜。不过所设想的情形没有成真，因郁达夫二哥提出要领养郁云，孙荃遂不继续坚持。到了1960年前后，郁达夫的著作被整理成集，孙荃把所得稿费分为十份，把属于八个子女（王映霞子女在内）的钱都发掉，每份都是相等的金额。

　　即便与丈夫已分居多年，她还是把他的安全当作一生的期待。所藏的丈夫照片是堂屋中固定之物，节庆时用新碗筷加以祭奠；有关遗物及著作也从不丢弃，常做整理。他们原定的婚姻只延续了八年，但离婚之后她没有改嫁，而是自己把三个孩子都抚育成年。她一生未离开郁家，始终在故居守望。

　　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那张烈士证书成为她晚年最大的精神寄托。随着时间流逝，心中的怨恨逐渐淡去，只剩下思念与回忆。据说她1978年临终前表示，自己“可以心安理得上天堂”。

六

　　郁达夫写给二哥郁浩的信不多。即便是这样，他们俩的感情，说白了就是那份天塌下来有二哥顶着的底气。郁达夫在外面再落魄、再拧巴，只要想到二哥郁浩，心里就踏实。二哥从来没跟他红过脸，他写那些颓废东西时，二哥就默默看，从不劝，也从不拦。郁达夫心里门儿清，这世上也就二哥能容他这么折腾。

郁浩君：

　　久不通信矣。不识近况何若。二嫂归宁，不时亦已反富阳否？闻曼兄于十二月中有返富之志。果否？北五省荒旱频仍。恐非吉兆。吾恐大乱之将兴也。弟病已愈，勿念。上贴之纪念邮票颇佳。乞宝藏之。

弟 文 叩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

　　在外头他是郁达夫，到了二哥跟前，他就是那个叫荫生的小弟，啥都不是事儿。那份情，不轰轰烈烈，却像老棉袄，破了洞也舍不得扔——因为那是他在这世上，最后的、最暖的根。

七

　　郁达夫在《雪夜》中曾提到初到日本时的孤独状态。文中说那时日语尚不精通，与人说话都有困难，白天基本只靠看书打发时间。多看书倒不能使情绪得到缓解，反而更觉寂寞。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一个人睡在东京旅馆的床上，半夜被电车的响声惊醒，顿时感到所见的世界非己所有。

　　像这样的感想，他大概不放在家书里写。

　　他写给奶奶、写给孙荃、写给大哥大嫂的信中，有时仍会不由自主地表露一点脆弱的情绪。例如某年冬天所写的一封信提到东京下雪的情况，又说起他特别想尝尝奶奶的腌笃鲜。

▲ 郁达夫写给二哥郁养吾的明信片

　　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在异国的雪夜所怀念的其实不是宏大的理想、不是将来的成就，而是灶上那道温热的、家常的腌笃鲜。所念的东西是极具体的，具体得能嗅到气味，能听见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起来的情形。

　　书信所具有的魅力正是这一点。它把人所带有的全部社会身份都暂时拿开，使你面对最根本的关系——亲情。即使你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是靠耕作过活的农民，在向亲人写信时也并不以作家或农民自居，不考虑别的角色，只当儿子、孙子、丈夫或父亲。此时用的是极普通的语言，表达的是毫无迂回的感情。

▲ 郁氏三兄弟合影。左起：郁达夫、大哥郁曼陀、二哥郁养吾

　　家书的意义是，这种文字不是写给一般人的，而是为某一个人准备的。它不讲究修辞之美，不追求形式的巧妙，只求把事实、真情说出来。若郁达夫所写过的家信全都不复存在，我们对于他本人的认识是否缺少一个必要的角度？就其小说及散文而言，他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斗士，是勇于承认心理弱点的诚实作者，是在时代巨变中努力求生的有知识的人。但用家书的眼光来看他，就接近于观察一个活人。这个活人不时胃痛、不能安稳入睡、缺钱便焦虑、想起奶奶煮的粥就会在外国漂泊的夜里落泪。

　　若把所提的两种形象都考虑上，便得郁达夫的全貌。

　　1945年8月，日本已经投降。这时郁达夫仍困在苏门答腊，他所期待的回国、与家人的重逢都快要实现了。可他没能活到归来的那一天。日本投降之后没过很久，他就遭日本宪兵暗杀，有关时间、地点的可靠说法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他的生命就此中断，如同水滴落在热带干燥的空气中，迅速地、毫无痕迹地蒸发掉了。

　　郁达夫年轻时所作的某首诗，其中有两句：

　　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

　　按地理来说，严陵滩就在富春江附近，距富阳不很远。他写过很多有关他乡，有关流落，有关孤寂的篇章，但最终所依附的根仍应算作富春江畔这块土地的一部分。纵然他到过远方，纵然他见识过广大的世界，心中依然有“家”这样一个位置。这个家是奶奶旧居的影子，是孙荃的缄默，是大嫂的温情，是后院所见的桂树，是灶上烹煮的腌笃鲜。

　　一切都好，请勿挂念。

　　这几个字是郁达夫用过的，他奶奶曾读到，孙荃、大嫂也读到过。离乡的人写这类字，留居的人读这类字，来来往往，数也数不清。纸上的字轻得像片叶子，可有时候，它又能压住心里的翻腾，让人没那么慌。

　　郁达夫所处一代人曾实际经受战乱之苦，要走很多路，冒很大风险，有时甚至须以生命为代价来完成通信。但所遇困难也使他们笔下的文字具有特殊的分量与价值。所言之字非空话，是有关具体情感、有关时代真实面相的记述。这就是家书。这就是家。

　　（作者系民进会员，原文载于《名人传记》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