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晚，央视综合频道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播出了2026年《开学第一课》。基于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的多重时间背景，《开学第一课·我们的长征路》创新演绎，把长征叙事从“先辈的旗帜”推进成了“我们的进行时”。全国政协委员舒勇沉浸其中，看完节目后激动地致信编辑部：该节目用真实遗址代替棚内虚构、用物证叙事代替台词抒情、用蒙太奇对位代替线性编年，把纪录片的真实感、舞台剧的仪式感、话剧的对白感、电影的镜头感、合唱的仪式感融合在一起，演绎了一堂生动鲜活的“大思政课”，给主流价值叙事在重大历史节点进行公共教育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法参考。下面将舒勇的全文呈现，以飨读者。

——编者

　　9月1日晚，央视综合频道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播出了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年刚好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节目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它没有把长征讲成一段封存在纪念馆里的往事，而是用实景课堂、文物细节、沙盘推演、课文互文、两代航天人同台等形式，把二万五千里长征和今天教室、实验室与发射场里的“正在进行的故事”连接起来。这既是对长征胜利90周年的庄重回应，也是一堂面向全社会的大思政课。同时，它在电视艺术层面完成了一件更少被讨论却更值得被记住的事——把纪录片、舞台剧、话剧、电影、音乐合唱的表达形式拆开，重新组合成只属于“国家公益课堂”的独特叙事风格：不是剧目也不是常规课程，不是晚会也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却比所有形式都更贴近“让历史自己说话”的状态。

　　长征最容易被讲成一串数字：8.6万余人出发、湘江战役后锐减到3万余人、行程二万五千里、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人倒下。数字多了，鲜活的血肉就被淡化了，这期节目下的第一番功夫，是把宏观的牺牲拆解回一个个具体的生命。第一堂实景课设在广西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馆长周运良讲述红34师作为“绝命后卫师”阻击敌军的故事，讲29岁师长陈树湘被俘后断肠明志的壮举；军事科学院马卫防用沙盘推演还原四渡赤水，把“用兵智慧”和“流血牺牲”放在一起展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杨仕鑫、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允晖走进课堂，重新讲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13根铁索故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卢勇从课文《丰碑》切入雪山战场，讲军需处长冻成冰雕，讲刘志海烈士临终攥着党证、留下一枚银元作为最后党费，讲朱德组织“野菜委员会”尝百草，任弼时把煮皮带戏称为“煮牛肉”。草地里有人陷进沼泽，战友把探路的棍子插在地上做路标——一根棍子就是一座墓，活着的人踩着死去的人标出的方向继续往前走。江西于都老乡拆下门板搭建浮桥，湖南汝城三名女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留给徐解秀。

　　这些细节不靠配乐催促眼泪，靠实物和地名立住了形象。它清晰地告诉观众：前辈开拓未来，不是顺手就能做成的事，而是主动把“我活下去”的机会换成了“你们活下去”。对坐在空调房里的青少年来说，这种讲述比任何形容词都更有分量——它让“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从一句结论变成了看得见的画面。

　　但真正让这堂课跳出“红色专题片”范畴的，是它处理上述素材时所做的电视语言学选择。它没有像传统文献纪录片那样，让画外音盖过所有内容，也没有像舞台剧那样把红军塑造成戏剧角色，更没有像晚会那样把历史压缩成朗诵的背景，它采用了“分层同帧”的处理方式：前景是当下的讲述者站在真实遗址或演播室的光影中开口讲述；中景是电影级别的闪回画面——湘江岸边的弹孔、赤水沙盘上的行军箭头、铁索桥上的火网、雪山里那件翻开的军大衣、草地中那根插下的拐棍——这些画面带有故事片的布光和剪辑节奏，但没有演员扮演，画面内容全部来自遗址实拍、文物特写和史料复原，因此“真实”和“诗意”不再互相冲突。背景则搭配《红星歌》童声合唱、毛泽东诗词朗诵、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歌声，这些声音不会抢占主体内容的风头，只会在情绪转折处加入，把整堂“课”烘托成一场仪式。这种结构让观众同时处在三个时间层：1934—1936年的长征现场、2026年的讲述现场，以及面向2049年的少年现场。三代同框不只是一句比喻，更是实实在在的镜头语法。

　　最引起关注的那处转场——讲完草地上的“拐棍碑”，节目并没有直接做总结，而是直接切到2026年7月长征十号乙首飞、一子级可控回收、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的尾焰。这表面看是题材跳跃，深层来看其实是电视艺术中“蒙太奇对位”的成熟运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厚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师熊天赐同台，讲述“为什么火箭要叫长征”，钱学森那代科研人主动选用“长征”二字，把草鞋走出来的二万五千里，延续成通向星辰大海的燃料之路。镜头从泥泞里的拐棍慢慢淡出，再从文昌发射塔架的烈焰慢慢淡入，最后落到海上“领航者”号用网系接住一子级的画面——三个画面在“长征”这个词的内核里，完成了精神脉络的同名接续，它没有采用话剧的幕间换景，也不是电影的硬切，而是电视直播课特有的“实景—演播室—外场信号”三段式切换，因为叙事立意足够开阔，反而比电影处理得更从容。

　　从教育传播的角度来看，这种“历史现场—当代现场—少年现场”的贯通，刚好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的要求，长征不再是距离遥远的“先辈的旗帜”，而是变成了“我们同行”的路——这正是从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先辈的旗帜”，到2026年“我们的长征路”最为关键的命题转变。而完成这道转变的媒介，不是某一句台词，而是整台节目的艺术整合：它用实景课堂代替了演播棚里的朗诵，用沙盘代替了平面地图，用《丰碑》课文做引导代替了从头到尾按时间编年，用文物原件出镜代替了图片展示，用两代航天人同台代替了单独采访老科学家。它让“大思政课”在电视综艺的逻辑里第一次不再尴尬：既不是单纯说课，也不是文艺晚会，而是影像史学、课堂仪式与国家叙事的三重结合体。这种“课堂史诗体”的核心特征可以总结为三句话：用真实遗址代替棚内虚构，用物证叙事代替台词抒情，用蒙太奇对位代替线性编年。它的结构性要素包括“分层同帧”的镜头语法、“物证优先”的叙事原则、“课文互文”的情感锚点、“诗词与合唱”的仪式烘托，以及“不做总结”的结尾思路——相信观众已经自行完成了意义的构建。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档节目表面在讲怀旧故事，实际是给大家点透关键：身处绝境该相信什么、被围堵该如何突破、面对牺牲该怎么选择、对待人民该秉持什么态度、换了新战场该怎么出发，所有答案都藏在长征的历史里。

　　对青少年来说，这一课将能够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解不出题的焦虑，和过草地的艰苦比根本算不上苦；对党员干部来说，当年红军平均年龄不到25岁，奋斗的目标就是让后代不用挨饿受欺，对照这段历史，正好给“政绩为谁而树”这道题照了镜子；对科技和产业从业者来说，韩厚健从零开始创业，熊天赐靠着几根线条草图就完成海上网系回收，走的都是和当年红军一样的路——前人没走过的路，后人敢凭着手绘稿一步步摸索出来；对普通人来说，题做不出来再算一遍、球投不进再投一次、伸手扶一把倒地的老人，这些小事其实就是普通人自己的“飞夺泸定桥”，就是自己的13根铁索。长征精神没有被放进玻璃柜供起来，反而在我们日常使用它的时候散发能量，这正是伟大长征精神“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在今天的鲜活展现。

　　这堂公开课原本是给中小学生准备的，但9月1日当晚坐在屏幕前观看的，还有教师、干部、工人、科研工作者。节目真正的价值是把长征从党史里的专有名词，翻译成了普通人都能读懂的生活语言：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路，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必须闯过的难关。当主流价值的讲述不再用生硬说教，愿意用沙盘还原战场、愿意请现役军人讲述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愿意让90岁的老红军和“10后”少年同框出现，历史自然就会讲出自己的故事；而这档节目更进一步的贡献，是融合了纪录片的真实、舞台剧的庄重、话剧的独白张力、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合唱的仪式感，形成了一套独有的电视表达，把“铸魂”这项工作，从“内容正确”推进到了“内容及形式都正确”的层面。形式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外壳，形式本身就是教育：当孩子看到草鞋和卫星整流罩能共用“长征”这个词，看到无名烈士的棍子墓和海上网系回收，在同一个镜头逻辑里先后出现，他记住的就不会只是一句“弘扬长征精神”的口号，而是一整套属于中华民族的语言——如何把牺牲转化为智慧，如何把苦难熬成照亮前路的星空。

　　90年前，长征路上的革命者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模样，只知道必须一直走下去；90年后，我们能看到他们用生命标记出的路标，也清楚知道自己手里这根“接力棒”该用在什么地方。《开学第一课》每年都会开办，但“我们的长征路”，其实每一天都是崭新的“第一课”。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开明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