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2026年10月28日 第11版）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有一批报纸报道了这次举世瞩目的远征。

　　这里掇取几种，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去感知那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历程。

《少年真理报》最早宣传长征

　　《少年真理报》是共青团江苏省委在上海创办的，每期油印1000余份，除在团员中传阅外，还主动向工厂、作坊、农村学校、兵营、码头各处推销。1934年11月20日，中央红军出发刚满一个月，该报就发表了《远征军向湘粤桂挺进中》一文，介绍了长征初期红军在湖南、广东的军事行动，又明确地写道：“各地劳苦民众都排队欢迎。”

　　1936年2月到5月，《少年真理报》从第110期起，分7次连续、完整地刊载了西屏所写的《中国红军的铁流》，把中央红军转战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四川诸地的情形写得淋漓尽致、生动鲜活。更难得的是，此文与差不多同时期在《共产国际》杂志及巴黎《全民月刊》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有十分清晰、可辨认的段落重合，显然彼此有直接关联。

　　同年9月，该报又推出了在上海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宣传长征的小册子，同样取名《中国红军的铁流》，手写体印刷，内收西屏及李璜所写的《红军的铁流》《红军西征是怎么胜利的呢？》。李璜的文章对从1934年10月离开江西到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过程做了极好的梳理。更难得的是，其间总结了红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严守纪律、替老百姓着想，都是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又有广大群众主动帮助与掩护。

　　与此形成极好呼应的是，《少年真理报》也从未回避对国民党无耻宣传的批判，有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予以揭露：

　　红军刚挪几个地方，国民党的宣传家就放出一百遍“凯旋”“胜利”的消息，实情是国民党宣传远远落后于红军的长征。

《大晶报》在国统区记录长征

　　《大晶报》是爱国报人冯梦云等创办的报纸，冯梦云先后办过《小日报》《大晶报》和《铁报》，一贯坚持不怕权贵、不怕威胁，凡该批便批，凡该言必言。

　　1935年6月27日，《大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写长征的通讯，作者署名“天雄”，标题十分醒目，主标题为《四川剿匪一大转变》，副标题为《万里长城外继以八阵图》和《贺国光说四面八方均足制匪死命》。

　　这篇通讯1000余字，从国民党统治者的角度落笔，把国民党军队屡败屡退的真相告诉了读者：先写贺国光进入四川之后围剿战术从“动”转“静”，不再穷追猛打，而是改为张网设陷阱，到处修碉堡。贺国光是国民党陆军中将，蒋介石派他入川有明确目的：一是围剿红军，二是为蒋介石插手四川、控制川军扫清障碍。他本人对自己的“碉堡政策”十分自得，认为只要碉堡修得足够多，红军就无路可逃。但文章在此后笔锋一转，转入川康防军总指挥刘文辉赴成都见蒋介石一事，借刘文辉之口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内幕公之于世，又详细、有力地交代了5月25日凌晨双方交战的情形及著名的“大渡河十七勇士”。前后两部分内容形成极好的对照，讽刺意味自现，丝毫不见生硬之感。

　　历史大潮不可阻挡，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四川军阀对红军围追堵截，布下天罗地网，意在消灭红军，但是红军数度从绝境中突出重围，而安顺场、泸定桥两役又把敌人的“让朱毛当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打碎得十分彻底。

《文摘》披露第一部长征回忆录

　　1937年8月1日，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了《文摘》杂志第2卷第2期“卢沟桥抗战特辑”，刊载了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中选译的《毛泽东自传》，同时发表了记者任天马所写的《集体创作与丁玲》一文，丁玲本人在文中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在这里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没什么拘束。也许正是因为这里一切都不受拘束，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乃得写就了它的初稿。”

　　原来，1936年斯诺去陕北采访时，毛泽东认为此时正是对外宣传红军极好的机会，当年8月5日，他与杨尚昆联名给参加长征的同志写信，正式提出要出一本《长征记》，请大家就长征中所经之战斗、行军、工作诸种经历写下片段，不要求文辞华丽，但求意思清楚，写出来的目的是为红军做宣传。

　　当年11月终由上海抵达陕北的丁玲和成仿吾一起直接参与了该书的编纂工作。据可靠资料记载，他们从数千篇短文中先选几百篇，再层层筛选至100多篇，按时间顺序予以编排，最终自然形成一部长篇。

　　难得的是，丁玲对稿件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稿纸上密密麻麻皆为小字。实际尺寸约一尺宽、一尺半长、两寸厚，绿纸封面，毛笔横书，边边角角都见丁玲修改时所写的文字。

《大公报》提供长征关键信息

　　1935年9月18日红军打下哈达铺小镇，毛泽东反复叮嘱侦察兵：去搜集近期报纸。在通讯闭塞的1935年，敌人的报纸，就是红军最珍贵的军事情报。

　　当天下午，侦察连长梁兴初带人去哈达铺邮政所，翻出几份8月份的《大公报》，又从当地一位国民党少校副官那里直接搜到若干报刊，连夜将报纸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接到报纸如获至宝般，挑灯夜读。其中有一份两个月前的《大公报》，登载着：

　　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赤卫队二十余万，赤军二万。

　　另有一份与此相隔数日的《大公报》，明确、干脆地写道：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

　　两份都系一个多月前的报纸。毛泽东看了以后十分兴奋：绝处逢生的机会来了！

　　另外，《晋阳日报》也写道：

　　陕北刘志丹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并可能与徐海东部会合。

　　这段话可以看出陕北有红军活动，而梁兴初又带回了《西安报》《民国日报》诸种报刊，几份报纸互相对照便毋庸置疑。

　　深山小镇哈达铺，位于当年落后封闭的深山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报纸呢？据说是因为哈达铺盛产当归，各地客商往来频繁，因此报纸种类非常多。

　　毛泽东和众人看到这些报纸后非常激动，但是单凭报纸就拍板去陕北实在冒进，若这是国民党设的圈套怎么办？因此首先要弄清真伪。

　　毛泽东想到一个人，即贾拓夫，他是从陕北来的，和刘志丹、谢子长都十分熟。1933年底贾拓夫赴中央红军汇报工作后便留在红军中，参加了长征。于是毛泽东把贾拓夫找来，让其谈谈陕北红军及刘志丹诸人的情况，基本上验证了报纸上有关陕北红军的报道内容的真实性。

　　哈达铺的旧报纸、贾拓夫的意见坚定了红军前往陕北的决心和信心。1935年9月22日，中央红军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向大家讲述了当前形势：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详细信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大会果断作出往陕北走的决定。

　　有人自然会问，中央红军把陕北当作落脚点，是不是仅仅因为几张报纸？不是的。早在到达哈达铺之前，红军就曾提过北上陕甘的计划。1935年6月底的两河口会议就明确提出两军会合后往北去陕甘建立根据地，8月中旬的毛儿盖会议上，再次提出去陕甘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红军当时就已经知道陕甘有可能有红军自己的力量，这是贾拓夫1933年带来的可靠情报。但三年时光，战事纷起，陕北根据地其时的实际状况无人可知。故而哈达铺几张旧报纸加上贾拓夫的汇报内容完全吻合，让毛泽东对陕北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才坚定了中央红军北上陕北的信心。

　　哈达铺后来被人们称为“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北上的里程碑”，古镇上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的邮政代办所，也收藏有当年那几期《大公报》复制件。

《救国时报》最早向海外传播红军会师

　　中共在国外创办的《救国时报》，其根本目的就是向国外及时、有力地传播抗战、红军长征的信息。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同一天《救国时报》在巴黎创刊，它的前身是莫斯科创刊的《救国报》，由于从苏联直接往世界各国寄送宣传品极不方便，故转到巴黎以旅法华侨名义重新申请出版。法国政府迫于外交压力及南京方面的直接干预，下令禁止《救国报》继续邮寄发行。就这样，在法出版发行只有15期的《救国报》被迫停刊了。

　　在共产国际七大结束之后，党组织派吴玉章赴巴黎设法恢复刊《救国报》。吴玉章抵达巴黎后即与当地党员商量，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法国人不是公开标榜新闻自由吗？那么就在原报名上加上一个“时”字，改为《救国时报》，可谓“改头换面”。吴玉章后来总结道，中文报头多一个字不显眼，法国政府一见是新报纸，也就自然不再过问。

　　《救国时报》每期四版，连续发行了两年多，其报道长征的情形有一个特点：大量引用国内外其他媒体的消息。当时红军主力有的已经到达陕北，有的尚在途中作战，而国内信息封锁极严，《救国时报》只能从种种报道中筛取真正可靠、有价值的信息。

　　1936年6月8日第34期第一版刊载了《晋陕红军势力扩大，朱德与贺龙在西康会师》，同年10月第63期又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所载消息为基础，发表了《红军主力全部会合北上抗日》。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之后，该报及时予以报道，标题即《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

　　难得的是，此文实际是从陕北寄出的，作者因怕被审查，特意将稿件译为英文后再寄出。由于路途遥远、邮递缓慢，直到1937年3月10日第87期才得以刊出。

《全民月刊》连载《随军西行见闻录》

　　1936年3月在法国巴黎创刊的《全民月刊》，是一本综合性刊物，其目的就是给留法华侨及欧洲华人一个谈学问、交流思想、讨论时政的平台，每期除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外，也谈救国之道。它曾经连载了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1935年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恢复党组织，继而赴苏联，因此他有机会直接观察红军的实际状况，也听到国民党种种荒诞离奇的谣言，即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把红军说得跟土匪一般。陈云毫不犹豫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红军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世。

　　当时国民党审查极严，若公开声明“我是共产党员，我来写长征故事”，不但不可能出版，而且连性命都难保，因此陈云想了一个极其巧妙、稳妥的办法：化名加伪装。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廉臣”，假定自己是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很自然地以“外人”的身份将红军从江西出发、一路打到四川的经过做了客观的记录。更难得的是，作为一个本来与红军势不两立的国民党军医，被俘之后又亲见红军官兵平等、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战士浴血奋战，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诸人皆有天下胸襟，此种转变比单纯喊口号有强得多的说服力。

　　书中没有半句拔高的颂扬，读来犹如一个诚实的人在讲述他亲见的真人真事，毫无矫饰之嫌。更绝妙的是，陈云写此书时为了把这个“军医”的身份演得更真切，特意加入大量具体、细腻的医学细节，诸如如何救治伤员、行军途中卫生条件等。全书写得极其真实，因此很多人读完都信以为真，确以为是国民党军医所写。

　　1936年3月，文章先在巴黎的《全民月刊》上开始连载，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成为世界上第一本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

　　1937年，进步青年王福时及若干朋友把此书收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集子中，以附录形式偷偷印出，这才让国统区的老百姓第一次见到介绍长征的真实资料。

《逸经》记述长征全过程

　　1936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逸经》杂志是典型的文史类半月刊，发行人是简又文，先后有两位主编，撰稿人群中聚集了许多文化名家，林语堂、俞平伯、柳亚子、周作人、谢冰莹皆为其常客。杂志的办刊方针明确“开卷有益、掩卷有味”，内容亦十分丰富，历史、考古、文学、遗闻诸种题材兼收并蓄，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尤有扎实的讨论。

　　1937年7月，其“今代史料”专栏刊载了一篇署名“幽谷”的文章《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实为董健吾所写。他以在陕北见到的《二万五千里》书稿为基础，写了约1万字的长征述史，时间、地点都交代得极其清楚，对红军的战略战术又有极好的分析。为规避国民党新闻检查，他故意把“长征”写成“西引”，并作了相应的措辞伪装。

　　此文一出便引起极大轰动：这是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刊物第一次正式宣传红军长征。半个月之后，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月报》（第1卷第7期）也转载了此文，改标题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

《大美画报》刊载“西行漫画”

　　1938年5月创刊于上海的《大美画报》半月刊，属于综合性时事画刊，由高尔特任编辑，大美晚报社负责发行，报社地址位于上海爱多亚路19号。具体停刊时间、停刊原因等信息不详。

　　当时上海被称作“孤岛”，该刊创办之初便明确提出宗旨：让大众知天下事。画报的封面全为彩色，所载照片皆配有中英文说明，内容极其丰富驳杂：有人物介绍，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诸位国共将领都曾登上其封面；有抗战纪实，台儿庄战役、八路军新四军的照片均有收录；也有揭露日军暴行的炸广州现场照片；还有市民生活题材，如春末妇女服装、难民谋生、报童卖报等诸种内容；甚至经常刊载电影戏剧明星的照片以招揽读者。

　　1938年10月5日，《大美画报》在第2卷第1期刊出7幅漫画图片，并在阿英撰写的“题记”中说：“西行漫画，得在本书出版前在本报先行发表，是我们认为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这里所选七幅，可以说是全部作品中最精彩的代表作。”

　　《大美画报》中保存了大量抗日战争时期的真实照片和报道，为现在的抗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图片资料。刊内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和生活状态，能为读者了解这一时期民国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该刊内刊登了大量广告信息，反映出了当时上海地区广告业的发展情况。

　　（作者系民进会员、杭州市富阳区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