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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郑振铎的交往

发布时间:2026-11-19
来源: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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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郁达夫到了北伐的策源地广州,写下《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郑振铎在上海也参加了革命活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郑振铎领衔发公开信抗议反革命屠杀,大革命失败后只好出国避难。临走前,他发了一篇散文《离别》,分三大段,一段向祖国告别,一段向祖母、母亲和亲友告别,一段向妻子告别。郁达夫读后,感动不已。

  1935年8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了郁达夫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选取了郑振铎的《离别》和《蝴蝶的文学》两篇。郁达夫在导言里评价道:“郑振铎本来是个最好的杂志编辑者,转入考古,就成了中国古文学鉴定剔别的人。按理而论,学者是该不会写文章的,但他的散文,却也富有着细腻的风光。且取他的叙别离之苦的文字,来和冰心的一比,就可以见得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了。大约此后,他在这一方面总还有着惊人的长进,因为他的素养,他的经验,都已经积到了百分之百的缘故。”这是散文大家说散文,是我们见到的对郑振铎散文成就比较早的评价。

  20世纪30年代初,《小说月报》一停刊,整个文坛就好像缺少了一个中心刊物,左联办的杂志在当局的压迫下又难以生存。郑振铎十分着急,1933年4月初,特意从北平赶回上海,找茅盾商量,希望能办一本大型进步刊物。两人又去问了鲁迅的意思,这才定下要创办《文学》月刊。郑振铎列出了一个编委会的名单,一共十人,都是新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鲁迅、茅盾、郑振铎、郁达夫、叶圣陶、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

  4月6日晚,编委会成员在会宾楼聚齐。郑振铎由周建人陪着,亲自去把鲁迅接了过来。会上商量下来,鲁迅就不公开列名了,正式编委会由九个人组成。主编由郑振铎和傅东华出面,但实际上主要是在上海的茅盾就近负责编辑事务。版权页上起初也不署他们的名字,只写“文学社”,意思就是编委会集体负责。《文学》定在7月1日由生活书店正式推出,社址就在拉都路,也就是现在的襄阳南路敦和里。这顿饭吃完没多久,郑振铎就回了北平,顺带着负责平津区域的组稿。郁达夫在《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迟暮》。

  1934年9月4日,陈望道在上海东亚酒楼请客,商量要办《太白》杂志,郁达夫和郑振铎也都去了。《太白》是半月刊,于这年9月20日创刊,主要是为了对付当时所谓的“文言复兴运动”,提倡大众语。这本刊物也是由生活书店出的,编委会成员有艾寒松、傅东华、郑振铎、朱自清、黎烈文、陈望道、徐调孚、徐懋庸、曹聚仁、叶圣陶、郁达夫,名单是按当时罗马拼音字母顺序排的。一大半都是《文学》的编委,鲁迅、茅盾、胡愈之虽然没挂名,其实也都参与其事。郁达夫和郑振铎都在上面发表了文章。

  说起来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和郑振铎都写过新式的历史讽喻小说。这种文体的开山鼻祖是鲁迅。不过鲁迅在1935年以前只发了《补天》等三篇,剩下的基本都是1936年才发表出来的。郁达夫也是这一领域的名家,1935年以前发表过两篇。郁达夫的历史小说当时影响不小,对郑振铎肯定也有启发。郑振铎则于1933年至1934年一口气发了七篇,还结成了两本书,之后还接着写,这对鲁迅开创的这一路,算是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七七事变后,郁达夫和郑振铎都一头扎进了救亡运动。1937年8月10日,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开会,郑振铎跟“别妇抛雏”只身回国抗日的郭沫若,还有郁达夫、茅盾等六十多人聚在一起,给北平文化界同仁发了封电报,激愤地说:“暴日寇夺平津,屠戮民众,而于文化机构,尤狂肆摧残,逮捕我学人,炸毁我学校,屠杀我知识青年,焚烧我图籍。如此兽行,实蛮貊之所不为,人神之所共怒。我北平文化界同人,身居前线……心爱宗邦;赴汤蹈火,在诸公自是求仁得仁,在我辈只差先死后死。尚望再接再厉,抗敌到底,维系国脉于不坠。”那次聚会后没多久,郁达夫和郑振铎就各奔东西,再也没见过面。

作者:谢华
责任编辑:满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