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上累累的土馒头，是埋着为颠覆满清而革命的志士的忠骨，是满清忠臣张鸣岐唱了一出拿手戏的成绩。我们不怨，我们不恨，我们还可恕他，因为满清本是野蛮帝国，张鸣岐本是奴才胚子，七十二烈士本是准备着牺牲生命而换取中华民国的。

　　段祺瑞执政时代，“三·一八”惨寒是由革命的教员和学生和老百姓联合起来，向军阀政府示威，致被段祺瑞卫队枪杀了学生十几人。我们将和上面说的相类的理由，也不怨他，也不恨他，也还可以恕他。

　　我们以为“三·一八”惨案，永远不会再被发见于这次“三·一八”以后的历史上，因为这场教训会很深刻的印入政治舞台上人们的脑里；然而不到二十年，竟然又有“一二·一”的惨案，——昆明军人屠杀学生的惨案。原来我们中国人是怪会健忘的，所以闹了近百年的维新，闹了近四十年的立宪，还是这样一个“妾身不分明”的中华民国。那么无怪其然，或许还有继续的“一二·一”、变相的“一二·一”惨案，我们只有自己警告自己准备做刍狗吧。

　　“一二·一”惨案详细情形，我们终究为了新闻的封锁，还不能尽量得到确实的消息，据本月十日上海大公报，综合各方面的报道及记载，“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省立英专四大学，预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举行一个反对内战的时事晚会，昆明军政当局预于二十四日晚宣布禁止集会游行。四校晚会于二十五日晚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举行，到四校师生据说有六千余人，有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相继演说。在各教授相继演说时，先是电灯线断，墙外随即有枪声机关枪声，子弹在空中飞啸。晚会结束，昆明各校以当局如此举措，系干涉自由，三十一个大中学校于二十六日罢课。两日之后，已有陆续复课的。二十九日三十日学生有游行演讲者，遭宪警制压，有殴打及拘捕情事，三十日有第二军官总队学员一队经过联大，据说先遭学生投石，遂相斗殴，双方各有十余人受伤。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时许，军官总队学员三十余人，往联大师范学院质询隔日之事，又生冲突。当时有人投了两个手榴弹，以致死四人，伤九人。死者四人系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联大师范学院女生潘琰、昆华工校学生苟极中、师范学院学生李鲁连。有此悲剧，风潮乃益扩大，联大教授罢教，他校也有响应者，目前各校尚未复课。最蹊跷的是投手榴弹的人。投弹的两主犯现已捉到，一名陈奇达，一名刘友治，据审讯，这二人都是失业小军官，当时系被另一名姜凯者以三万元买通去投弹，这姜凯在逃，或有背景。”

　　我们综合所得的报道，亦大致相同，只十一月二十五日晚联先有类似军人的包围，后来又有正规军更加包围，学生无法出校回家，有从校后走白泥坡逃出的，第二日某报有自泥坡匪警一段新闻，说：“中央社讯，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急赶往捉捕，匪徒竞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联大教授周炳琳(国民党党员，前任教育部次长)说：“我们被打了还说我们是匪。”又据说有李时杰等四人向某报投书，质问二十五日联大晚会时，主席团不许老百姓王某讲话，而会方却说这人是什么局的，他说：“天下是委员长打下的，你们要来讲民主!”这些或者出于卸脱责任，或者出于故为宣传，我们亦不去推求。

　　但是我们晓得昆明反内战和要求民主的空气早已浓厚了，而且并不只是学生方面的口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张奚若诸位都是大学教授，都不是以左派著名的，而且如张奚若，十年前真是右得很的，为什么到这时却得到学生的信仰，他们为什么也附和青年小子高谈民主，那是耐人寻味的。

　　西南联大教授会在惨案发生的第二日，议决了：(一)通过为“一二·一”惨案屠杀学生抗议书。(二)向地方法院控告关麟徵。(三)向重庆高等法院控告李宗黄。(四)向重庆高等法院控告十一月二十四日云南党政军禁止集会游行之决议。(五)招待昆明全市新闻记者，说明“一二·一”屠杀学生真象。(六)派教授周炳琳、姚从吾、冯友兰到重庆请愿。

　　这件事我们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最高学府西南联大(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成的)全体教授的行动，他们这种行动定是从客观而产生的。他们的代表三位教授里的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儒雅木讷的人，而且是个从旧理学里淘洗出来要创造新理学的人，他决不会冒昧来做这案的代表，那么这件惨案的是非我们也从这里可以得了大半个定论。

　　虽则在一个“妾身不分明”的中华民国里，也不该谈民主和反对内战就得被禁止集会，就得被军警来包围会场，就得被拘捕，就得被手榴弹和枪子所杀伤。如果云南一省的党政军当局可以这样办，那末各省市的党政军当局都可以这样办，就是“妾身不分明”的中华民国，也不会竟至于此，何况这种是近于背叛国家的行为。因为禁止中华民国的国民谈民主，是不是有意图变更国体的嫌疑?

　　有人以为这些党政当局都是党国柱石，他们绝对的忠于党国，他们以为民主的主张是共产党主张的，这种集会是有阴谋的，而且如钱端升教授还主张建立联合政府，正是共产党的主张，如果真是这样说，我们倒明白了，从前军阀的痛恶三民主义，正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共产党主张过民主，我们便不能谈民主，那么如果共产党说你们要孝敬父母，我们也便不能再谈孝敬父母吗?古人说：“言而非，虽出诸孔子，不敢以为是，言而是，虽出诸庸人，不敢以为非，”民主是世界政治潮流的会归；难道别国的人好谈民主，我国的人因为曾经共产党一谈，便要把民主两个字从词典上挖下来吗?至于联合政府，现在世界上也很流行着，将来我们中国是不是绝对不会有联合政府，怕谁也不能下这个断语。

　　内战是三十四年来全国老百姓所痛心的，试问从反对内战的口号出来，有没有提出反反对内战的，人心如此，能够用枪杆禁止他们谈反对内战，决不能叫老百姓心里不反对内战，老实说，请禁止我们谈反对内战的人们去考察考察自己家庭里各人的心理是怎样。

　　有人以为从各方面看来，国民党没有撤销党治还政于民的意思，蒋主席也不过把还政于民实行民主的话来和缓时局，所以如昆明的这些党政军当局看准了苗头，来这一套巴结主子，希图邀功，如果照这样说，那么把世界四大强国之一领袖人格看低了，我们绝对不应这样说，尤其不应当这样想。蒋主席近十几年来研究儒家的道理，真是大有发挥，易经上说：“孚及豚鱼”，论语上说：“民无信不立”，蒋主席岂肯背了这种圣经贤传。况且我们听到去年蒋主席生日时，有人要铸金鼎献给他做寿，蒋主席很申斥他们，说：“你们真当我是皇帝么?”这件事如果真的，可以证明蒋主席的态度光明，决没有什么苗头给人家看出，这次昆明惨案，或者是昆明党政军当局如十日上海大公报社论里说的张皇失措，但是数千个教员学生开会游行，真是数见不鲜的，决不可与来了大股敌人相比，何至张皇失措。

　　从行为论的法律来看，上面说的这些，都可不管，杀人偿命一句古话，已经够了，至于死者，给点抚恤，生者给些安慰，也就了事。但是这件惨案毕竟不能这样糜糊办理。一则这样一件事，给国际看了，充分表示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二则民众要求的一切法律上应当享受的自由，不曾完全得到，而反失去身体的保障。三则养成前代藩镇专权的恶习。四则偿命者至多不过陈奇达刘友治两人，死者不必说了，生者的怨恨难平，举国民众给予死者和昆明各校教授学生的同情拿什么来安慰他们。五则蒋主席在民众的信仰心上将一落千丈，怎样可以挽回。

　　所以我们要提出的要求，(一)除陈奇述刘友治自有应得之罪外，对云南省各当局应严重的课其责任，．至少先行撤职，军队调防。(二)宣布民众应享受法律保障的一切自由。严禁官吏阳奉阴违。(三)除正规军外不得有类似军队或秘密组织之特工。(四)由国民党向全国宣布撤销党治，实行民主，除政府机构暂不变更外，所有党在政治上之各种权力即行停止使用，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进行民主政体之临时机构，交卸其责任。

　　我们以为有了中华民国，安慰了黄花岗烈士的幽灵，有了国民革命军的成功，安慰了“三·一八”烈士的幽灵，现在必须实现民主，才得安慰“一二·一”烈士的幽灵，而上面提出的四项要求，是我们试验政府磁石，也是国民党重得人心的机会和必要的条件。

1945.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