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1946年6月23日，是一个铭刻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历史上的重要日子。它夹杂着血与火的残酷，却也因先辈之英勇而闪耀荣光。

　　我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名教师，也是一名民进会员。我最初了解“下关事件”，是在大学的《中国新闻史》课堂上，那年我还不满20岁。课堂上，授课老师总是把下关事件和羊枣事件、校场口事件、五二〇惨案放在一起讲述。他说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每一个值得被铭记的重大历史现场，都有记者在参与、在见证、在呼吁、在守护。后来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我遇到大量新闻传媒行业的同行、同好、同道，这让我十分激动和兴奋，有种深深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带着这样的情愫回望“下关事件”，我想用三个关键词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第一个关键词是感动。

　　我感动，是因为民进先辈和新闻记者一起守护和平。当年《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的记者不是请愿团成员，本可置身事外，却选择与马叙伦、雷洁琼等先辈一起走进现场。棍棒落下时，记者身上多处受伤。他们的正义发声，藏着新闻人最本真的东西——记录事实，守护真相。

　　我感动，是因为事件发生后学者们以良知为正义呐喊。与南京师范大学血脉相连的吴贻芳先生公开谴责暴行，认为下关事件侵犯了人权，应该严惩凶手。我曾数次走进随园校区的吴贻芳纪念馆。每次想起她所说的“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这句话，总会激发我作为一个年轻学者的使命感。

　　我感动，是因为先贤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了同一种担当。80年前，民进先辈在领队请愿，新闻记者在现场记录，知识分子在仗义执言，他们共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在时代洪流中我们应该站在哪里。作为一名新闻传播学教师，又每天穿梭于吴贻芳曾经执掌的校园，这份感动于我而言格外深切。

　　第二个关键词是感恩。

　　感恩民进先贤，他们以毕生求索探明正道方向。马叙伦先生留下“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政治嘱托，那不是口号，而是用一生求索换来的结论。今天，我们接住的不仅是一个组织名称，更是一条先贤用鲜血探明的正道。

　　感恩前辈记者，他们用行动守护了职业尊严。80年前的记者用行动告诉后来人：新闻人必须在场，真相才不会湮没。80年过去，智能与算法不能替代“在现场”的勇气，流量与数据不能衡量“为正义发声”的坚守。作为一名新闻教育者，我感恩这份遗产——它让我知道该把什么样的火种交给年轻学子。

　　感恩伟大时代，她让奋斗者有新的圆梦机遇。80年沧桑巨变，中国早已不是当年任人欺凌的旧模样。今天的中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感恩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感恩有机会参与和见证这一壮丽的历史进程。

　　第三个关键词是感召。

　　真正的纪念，是把前人的精神变成今人的行动。这便是感召。

　　这份感召，让我把“走进现场”的精神带上三尺讲台。和我的老师一样，如今我也在课堂上和学生讲起“下关事件”，和他们再次讨论先辈的精神。我也曾专门走访延安新闻纪念馆，在清凉山窑洞里触摸中国新闻事业的初心。不久前的5月27日，我带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专业50多名师生重走了1991年洪泽湖抗洪报道的路线，让年轻学子体会走进新闻现场的魅力。

　　这份感召，让我把“精神传承”的信念融入学术研究。因缘际会，后来的我长期从事中国新闻历史研究，获得多项科研奖励；也多次带领学生调研当代优秀文化精神，赓续优良传统。我们开展的“雷锋车精神”“乡村文化振兴”等调研活动被中国青年报、人民论坛网等媒体广泛报道。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把这份感召传导给学生们。

　　这份感召，让我把“正道笃行”的嘱托化作履职步履。作为民进会员和大学教师，我深知行动的重要。我曾参与调研江苏省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对策建议，也曾参与网络舆情研判并提交咨询报告，让专业判断服务社会治理。每一次履职，我都觉得80年前先辈们的目光在注视着我——它提醒我，正道不是挂在嘴上的，是走出来的。

　　从《中国新闻史》的一堂课，到今天站在这里发言，“下关事件”成为了一个后知后觉的历史线索，教会我很多道理。让我们带着对英勇壮举的感动、对不屈抗争的感恩、对时代使命的感召，沿着先辈开辟的正道，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民进人的力量！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