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下午3时许，一架美制B-24轰炸机飞临延安上空，并降落在了延安机场。从飞机中走出来的第一个人就是时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机长、作训参谋、代理作训科科长的刘善本，也是我的爷爷。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在成都休息时，看到了当天的《华西晚报》报道“下关事件”，以及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和平请愿的民主人士被打伤的消息，让他久久不能平静，下决心第二天一定要将自己驾驶的530号B-24轰炸机飞到延安去，反对内战。

　　我的爷爷刘善本1915年1月25日出生于今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泊庄村，小学在家中读私塾，初中到安丘县上学，17岁时逃婚到北平投奔亲戚，在平大附中上高中。1935年考入国民党空军官校（原中央航校），并在黄埔军校空军教导营第3期完成新兵训练，在空军官校洛阳分校完成基础理论和初级飞行训练，于1937年到杭州笕桥总校进行轰炸科中高级飞行训练，并得以在地面观摩了“八一四”空战，极大地提升了抗战热情与信心。于1938年底毕业于空军官校第8期，先后辗转于广西柳州、云南昆明，被分配到驻成都的第六轰炸机中队。在战时训练中被僚机碰撞，指挥机组跳伞后，他最后一个跳伞严重受伤，经历了近一年的休养和康复才归队，又考入成都空军机械学校第5期高级仪表员训练班进行学习，其间第六轰炸机中队扩编为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

　　在璧山空战后，第八大队奉命向西北转移，保存力量，飞机隐藏到了接近新疆的小镇安西。刘善本在兰州自学领航技术，经常夜晚拿着六分仪在院子里对着星空观察、辨别方向。1943年1月，他参与了危险性极高的为驼峰航线开辟高原备用航线和备用机场的飞行任务，先后到达青海玉树、西藏昌都、新疆和田等地，我们今天使用的玉树巴塘机场、昌都邦达机场都是在他当年降落的机场原址基础上经过翻修建成的。

　　1943年9月，他作为国民党空军第一批轰炸机受训人员赴美进行B-24轰炸机训练。1945年5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因为提出改进教练机仪表的技术建议获得嘉奖。在美期间，他还看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对革命圣地延安和共产党军队敌后抗战有了全面了解。回国途中，他们奉命在卡拉奇停留了5个月，于1945年10月才回到阔别两年的祖国，也因此错过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击。直到航委会主任周至柔训话“3个月消灭共产党”时，他终于明白，原来滞留卡拉奇就是为了留着他们打内战的。当他在上海街头无意中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时，深深地被毛主席的论断折服，他下定决心绝对不能将炸弹投到同胞头上，尤其是不能投到抗战有功的共产党军队头上。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去延安。

　　他主动请缨承担了1946年6月下旬将昆明美军留下的通讯器材运送到成都的任务，6月22日从上海出发飞赴昆明，6月24日将通讯器材由昆明运送至成都，他没能找到机会将这一飞机的通讯器材运送到延安去。6月25日晚他看到《华西晚报》对“下关事件”的报道，决心第二天一定要飞向延安。当6月26日早上他得知通信器材厂陈副厂长和几位通信学校的毕业学员要搭乘飞机时，计从心来，起飞后利用完全隔离前后舱人员，对后舱搭乘人员说前舱机组人员要去延安反对内战，对前舱机组人员说后舱都是共产党逼迫他们去延安，上演了一出“空中空城计”，并克服了恶劣天气、航线不熟等困难，成功将飞机降落在了延安机场。他率先走出飞机，向着围上来的战士大声说：“我们是来反对内战的！”巧合的是在这一天清晨，国民党30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开始。

　　在6月29日的欢迎大会上，朱总司令在发言中说道：“你们的义举对我们解放区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一个沉痛的打击，对保卫和平、民主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给战争狂人泼了一瓢冷水！”起义机组在延安休整后，与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一道奔赴东北，投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的建设。1949年9月，刘善本作为解放军总部代表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并做了大会发言，也得以与当年“下关事件”中受伤的各位民主人士会面。10月1日，他作为C-46运输机分队分队长参加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新中国成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人民空军的建设工作中。

　　80年前的“下关事件”体现出全国人民盼望和平的决心，在中国飞速发展、加快统一步伐的今天也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再次感谢民进中央，让我讲述自己的爷爷，一位深受“下关事件”影响，弃暗投明的爱国军人的事迹。

　　（作者系刘善本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