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杰里米·科尔宾当选工党领袖，令人们对“英国社会主义”走向尤为关注。其主张究竟是什么，面临何种处境，有何发展前景？本文作了分析。

　　在2015年5月7日的英国大选中，工党继2010年后再次以败选告终，原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辞职，8月14日工党启动新的领袖选举，素有“左翼激进议员”之称、以前在工党内从未任过重要职务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当选工党新领袖，引起舆论哗然。人们不禁发出疑问，工党的意识形态是要极左化吗？科尔宾的当选对于英国工党政治和意识形态变迁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解读工党新变化背后英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处境？

　　工党与“英国社会主义”

　　英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家，今天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个重要的起点就是英国人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写的《乌托邦》，该书最早提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必须实行财产公有制的思想。被马克思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的英国思想家欧文，据考证也是最早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人。20世纪初英国工党成立时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是费边社会主义，是具有英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流派，或可称“英国社会主义”（British Socialism）。英国工党是“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传承者、实践者和政治化身，而作为恢复社会党国际的主要发起政党之一，它也是世界政治中著名的左翼政党。因此，英国工党意识形态的变迁是我们观察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处境的上好案例。

　　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政党，要看它的理论学说和意识形态基础。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形式有多样性，但有三个共同的组成部分：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批判以及持有制度替代的最终目标；二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三是从现有社会主义向未来理想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如渐进改良道路还是暴力革命道路等）。依据这三大部分，英国工党不管是成立之初，还是确立包含“公有制条款”的1918年党章，抑或1995年重新定性，都可以判断为是一个“英国式社会主义”（British-Style Socialism）性质的政党。尽管经1995年布莱尔修改党章之后，工党的制度替代目标常遭怀疑，但也正是经1995年修改党章之后工党才第一次明确定性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科尔宾政治主张的意识形态涵义

　　工党内部虽然常有意识形态上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之别，但主要的历史线索是清楚的，即：费边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年工党成立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是工党“英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由来；1918年党章确立了“公有制条款”，而受一战和二战中资源与权力集中需求的影响，工人阶级理解的公有制等同于“国有化”，二战之后1945—1951年工党艾德礼政府即对煤炭、钢铁、铁路、纺织、石油等各大产业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尔逊和卡拉汉工党政府继承了“国有化”政策和意识形态认知；布莱尔时期则根据变化了的现实修改党章第四条即“公有制条款”，但同时强调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布莱尔执政后的“第三条道路”是工党1995年修改党章后执政思想的体现，标榜“超越左与右”，宣称顺应即将到来的全球化时代，但因其政策上大量吸收了原先撒切尔主义的内容，甚至被讽刺为“布莱—切尔主义”，工党意识形态上的整体右移是显然的。布莱尔时期起，工党便不再提“国有化”。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今天人们忽然重新听到科尔宾的政治主张恍若隔世。当然，科尔宾作为一个典型的工党左派，其大多观点不是今天才形成的，只是他过去作为普通的工党议员尚缺乏“媒体价值”而不被公众普遍知悉。概括科尔宾的政治主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主张增加政府对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公共服务开支，政府提供公租房，取消大学学费，采取更多措施解决社会不平等；二是主张“税收公平”，对富人增税，认为“那些拥有最多财富的，应该交最多的税”；三是主张对铁路等部门重新国有化；四是主张英国废除核武器，单方面进行核裁军；五是对外政策上考虑英国退出北约，曾投票反对英国加入欧盟，也曾反对工党政府参与伊拉克战争和空袭利比亚，最近他还认为让无数青年人送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值得纪念，并主张英国要向外来难民敞开怀抱。有英国媒体称科尔宾的政治主张“左得出奇”，但是如果熟悉工党的历史就能知道，除了对新近事件的表态，其他主张在工党的历史上一点也不新鲜，或者说都是“旧货”。只不过在工党经“布莱尔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改造之后，在今天全球化深入发展而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政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科尔宾的政治主张与意识形态因其鲜明的反主流色彩和“复古风格”而显得“极左”。但是，科尔宾的主张一点也没有脱离工党的意识形态传统。

　　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工党的意识形态处境与前景

　　布莱尔推动工党意识形态调整有复杂的动因，为了打破“执政荒”而赢得选举是其最为重要的考虑。“第三条道路”一方面基于工党意识形态调整之上；另一方面表明是对全球化挑战的回应，声称要帮助人们“安然地度过全球化时代”。从今天回头看，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及其带来的危机和挑战，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颜色革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等，特别是全球化带给每一个人生活的竞争压力，都远远超过上世纪末人们的设想以及“第三条道路”的应对能力。“第三条道路”在全球化深化背景下的失灵是布朗之后工党失去执政权或大选失败的重要原因。那么打破“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纲领基本框架，成为工党要重新赢得选举的关键一环，这就是科尔宾在工党领袖竞选前后抛出“极左”言论的政治逻辑。但显然，科尔宾一味地向工党传统左派回归的“极左”言论并不令人信服，说明工党的意识形态仍然处于尴尬的境地。

　　除非全球化对社会的撕裂使之回到过去的阶级结构中去，否则“老左派”的意识形态不能是工党意识形态下一步调整的方向。工党的“英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前景如何，需要考虑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工党的意识形态调整是必须的，由于“第三条道路”的思路已经失灵，要重新执政需要找到新的意识形态，下一步的意识形态调整不一定写进党章修正案，但必须体现在政策纲领中。二是科尔宾的政治主张是否会上升为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尚存疑，因为在当前全球化深化发展的背景下这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三是由于全球化首先是资本的全球化，保守党是资本更好的盟友，而工党的意识形态传统中一直留存有反资本色彩，迎合资本不是工党的强项，而同时保守党与工党的某些“政策趋同”也挤压了工党走“中间道路”的意识形态空间。四是近两次的英国大选出现了“第三党”这一“干扰变量”，两党制的钟摆效应或许还未过时，但钟摆如何摆回工党变得更加复杂，工党的意识形态调整成为一种需求。大致说来，这些因素框定着英国工党意识形态的前景，也表明其困境。当然，工党的政治纲领与意识形态无论如何调整，都不能改变左翼政治与英国社会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