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名称的由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政治协商会议”名称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也有的说是周恩来首先提出的，还有的说是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提出来的，也有的说是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提出来的，再有的说是国民党CC系陈立夫、陈果夫提出来的。

　　诚然，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它是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实践需要，国共两党在具体商谈过程中经过多次演变而逐步确定下来的，国共两党以及民主党派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对此都有所贡献。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被确定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则完全是共产党人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而逐步确定下来的。

　　综合相关文献和资料可以看出，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围绕着以什么方式组建新国家的问题，国共两党都曾经主张过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协议的形式来进行。具体到以什么方式(平台)来解决两党合作建国问题，在1947年前大体经历了国是会议——党派会议——政治会议——政治协商会议等四个阶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为了筹建新国家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和随后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其组织和性质来说，都不是发源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而是源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党过去所主张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形式。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筹备和建立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则经历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两个阶段。于是，追溯政治协商会议名称的由来，应该包括1947年前的四个阶段和1947年后的两个阶段，总共经历过的六次历史性转变。个中复杂的演进过程和曲折的演进路径，既透视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殊轨迹，又昭示着中国协商民主的旺盛生命力。

　　一、国是会议的提出和放弃

　　虽然中共二大上已经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在国民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也曾经两度合作，这些都可以作为追溯政治协商会议由来的源头，但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协商会议名称，则是在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和民主党派为了谋求新的合作方式、筹建新的国家政权而逐步提出来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为了合作抗日曾举行过多次谈判。但是，当时的两党谈判，基本上都是围绕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承认边区政府、扩充军队和划分作战区域等问题进行的。1944年春夏，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情况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决定向国民党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全盘改革要求，以求实现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和派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4月29日，林伯渠受中共中央委派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5月16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二十条谈判意见，其中包括全国政治问题三条和两党关系问题十七条。6月5日，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等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中共代表林伯渠，林伯渠则向他们递交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书十二条，中心内容是要结束国民党的训政(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8月初，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过的文件《目前紧急要求》中提出：“立即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1944年8月中旬，即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认为可以相机公开提出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8月17日，他在董必武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8月18日，周恩来起草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中提出：“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和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9月1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时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

　　由上可以看出，共产党最先提出的实际上是“党派政治会议”的主张，即通过召开党派政治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是，蒋介石消极地总结国共内战时期的教训，一直是忌讳党派会议的，坚持通过召开国民大会以实现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于是，为了便于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就酝酿提出了召开国是会议的主张以抵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

　　9月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8月中旬提出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

　　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董必武、林伯渠出席会议。9月15日上午，林伯渠作大会发言，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具体介绍了国共两党谈判经过，提出政治主张：“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此后，在国共会谈中，毛泽东认为应把成立联合政府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9月27日，他在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指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得到了很大发展，共产党可以同国民党讲平等了。他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时很自信地提出：“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

　　10月10日，周恩来又发表了题为《如何解决?》的双十节讲演，提出了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6个具体步骤，表示“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起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

　　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的任务》的演说中提出：“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国是(事)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仅得到国内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海外侨胞的拥护，而且得到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出于军事上的权宜之计，美国政府也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尽快解决国共纠纷。同时派人在延安设立美军军事观察小组。1944年9月，罗斯福总统还派赫尔利作为其特使来到中国。赫尔利来华后，曾于10月中下旬接连三次找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林伯渠交换意见。赫尔利一再表示，他代表罗斯福总统帮助中国团结，绝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东西亦不偏重某一方。还说中共应取得合法的地位，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参加等等。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是不认同的。因此，他们一方面对这一主张不置可否，另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国民大会，企图以此抵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国共两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同时使用了“国事会议”和“国是会议”两种用法。严格说来，当时所要解决的是国家发展的重大事务，因此，准确的用法应是“国是会议”，而不是“国事会议”。不过，形势比人强。“国是会议”本来就是因为蒋介石忌讳党派会议，中国共产党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主张而相机提出的一个变计，既然蒋介石坚持国民大会而不接受国是会议，那么，鉴于国是会议难以准确反应当时政治形势发展要求的状况，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国是会议主张，而与民主党派合作及时提出了“党派会议”的新主张。

　　二、由国是会议到党派会议

　　进入1945年后，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党派分别都在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

　　针对国民党通过召开国民大会以抵制联合政府的图谋，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与民主人士进行了商谈并达成两点共识：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党派会议。中国共产党召开党派会议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的认同。1月15日，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明确要求国民政府“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并筹备正式国民大会之召开及宪法之制定”。这表明民主党派是支持召开党派会议的。

　　1月24日，周恩来在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表示：“此次来渝，即系本此方针，代表我党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这就是说，进入1945年后，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了国是会议的主张，及时提出以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的新主张，以适应党派合作的新要求。

　　为了阻止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毛泽东在1月28日复电周恩来时指示：“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在“没有联合政府”的条件下，宜“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

　　同时，为了促成党派会议的召开，国共双方进行了一系列谈判。1945年2月2日，周恩来在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谈判过程中，根据毛泽东要求起草的一份《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中提出召集党派会议的设想：一，党派会议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将来国民政府召开的国事会议，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

　　但是，蒋介石根本没有联合政府的概念，也不同意召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党派会议。2月13日，他在会见赫尔利和周恩来时说：“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时表示：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并宣布将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这样，正在进行中的国共谈判一度搁浅。

　　尽管国共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中国共产党却并未放弃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3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指示在云南做龙云等人统战工作的华岗：“党派会议是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个实际步骤，并以此坚决反对蒋系包办的御用国会，各方应一致主张。”3月8日，中央再指示在重庆的王若飞：“要到处坚持党派会议，结束党治，联合政府及战后无拘束的国大选举一系列主张，以杀蒋之气焰。”3月8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评论最后指出：中国人民必须振作精神，整顿国家，以便打败日本侵略者。“整顿之法，就是追问独夫蒋介石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改，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他还明确表示：“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党的七大上的发言——《论统一战线》中也谈到，“我们的方针是，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联合政府，战后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联合政府”。

　　这样，中共七大实际上就把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作为全党的意志和奋斗目标确定下来。直至重庆谈判之前，共产党都在为争取召开党派会议而努力。

　　8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仍向国民政府提出：“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三、由党派会议到政治会议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不但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且也反对召开党派会议解决政治问题。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声称，中共“所唱联合政府乃亡我国民政府之毒计”，表示非使中共服从军令政令，决难与谋。5月17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提出：“现值国民大会召开在迩，本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之初愿，不久当可实现，为巩固国家之统一，确保胜利之果实，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所愿中共党员，亦能懔于民国缔造原非易事，抗战胜利犹待争取，共体时艰，实践宿诺，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同时，大会通过决议案，单方面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中共中央则根据七大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奋斗目标，于6月19日决定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组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并且将开会时间也定在11月，以反对国民党将于同月召开的国民大会。

　　国共双方针锋相对、关系愈加紧张，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力量决定出面调停国共关系。5月28日，民主同盟负责人开会商讨出席国民参政会态度问题，同时决定由左舜生起草致国共两党的信，内容为反对内战，促速实现民主团结、重开谈判。6月2日，国民参政会七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国共两党“惟有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不惟抗战得早获胜利，建国新猷，亦基于此”。同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必当无不乐于商谈”，并欢迎七参政员“诸公惠临延安赐教”。

　　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能同行)在王若飞陪同下访问延安。在延安期间，中共领导人同他们就停止召开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等问题先后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形成《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会谈记录共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双方共识，即双方一致认为国民党应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另一部分是中共建议，其中就政治会议的组织、性质和会议事项做了具体阐述：

　　“中共方面之建议：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与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战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

　　(一)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有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二)政治会议之性质：1.公开的；2.平等的；3.自由的；4.一致的；5.有决定权的。

　　(三)政治会议应议之：1.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2.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举国一致的政府)；3.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4.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四)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

　　(五)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

　　中国共产党此次与中间力量所达成的关于召开政治会议的提议，既摒弃了此前王世杰与周恩来谈判时所提的政治咨询会议提法，也没有坚持由民主党派提出却被蒋介石恨之入骨的“党派会议”，而是采用了“政治会议”的名称。

　　恰在此时，美苏两国从各自的国际战略考虑，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够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建立能够包容各方的政府。于是，蒋介石也开始酝酿着如何借助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的问题，这就有了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至23日10天内三次电报催促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情。为了掌握谈判的主动权，蒋介石在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的腹案中也有“政治会议”的提法。他对国民党谈判代表说：“现战事完结，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至于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士，刻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拟暂不变动。俟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之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认同政治会议的主张，是考虑到这可能是当时各方能够接受的方式，也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党派合作的现实方式。周恩来在国共重庆谈判中谈到政治会议问题时，曾对政治会议的性质、功能、目的再次做过如下阐述：“所谓政治会议，即是党派协商会议，此项政治会议，在顾全国民政府法统原则之下，就各党派推出之代表以及政府所遴选之无党派人士，事先经过两党协商决定，即由国民政府召集之”[14-1]，“政治会议之意义，在训政结束之过程中，使各党派由协商而趋于合作。一改过去一党在野一党在朝方式，亦非以此党代替彼党之方式，乃求党派合作，共同参加政府，以求全国政治之安定”。由此可知，政治会议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抵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而提出的变通方式，目的是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推进党派合作找到一种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一)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有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二)政治会议之性质：1.公开的；2.平等的；3.自由的；4.一致的；5.有决定权的。

　　(三)政治会议应议之：1.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2.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举国一致的政府)；3.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4.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四)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

　　(五)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12]

　　中国共产党此次与中间力量所达成的关于召开政治会议的提议，既摒弃了此前王世杰与周恩来谈判时所提的政治咨询会议提法，也没有坚持由民主党派提出却被蒋介石恨之入骨的“党派会议”，而是采用了“政治会议”的名称。

　　恰在此时，美苏两国从各自的国际战略考虑，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够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建立能够包容各方的政府。于是，蒋介石也开始酝酿着如何借助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的问题，这就有了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至23日10天内三次电报催促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情。为了掌握谈判的主动权，蒋介石在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的腹案中也有“政治会议”的提法。他对国民党谈判代表说：“现战事完结，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至于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士，刻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拟暂不变动。俟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之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认同政治会议的主张，是考虑到这可能是当时各方能够接受的方式，也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党派合作的现实方式。周恩来在国共重庆谈判中谈到政治会议问题时，曾对政治会议的性质、功能、目的再次做过如下阐述：“所谓政治会议，即是党派协商会议，此项政治会议，在顾全国民政府法统原则之下，就各党派推出之代表以及政府所遴选之无党派人士，事先经过两党协商决定，即由国民政府召集之”，“政治会议之意义，在训政结束之过程中，使各党派由协商而趋于合作。一改过去一党在野一党在朝方式，亦非以此党代替彼党之方式，乃求党派合作，共同参加政府，以求全国政治之安定”。由此可知，政治会议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抵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而提出的变通方式，目的是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推进党派合作找到一种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作者：虞崇胜，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周理，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