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不仅在国内“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在一衣带水的朝鲜半岛，同样备受关注、影响深远。在漫长的历史中，屈原正直高洁的爱国情怀，峻洁纯美的楚辞作品，为儒学背景深厚的朝鲜文人所景仰和推崇，推动了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发展和演进。

　　屈原作品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并无定论，但普遍认为可以追溯至4世纪前后《史记》《汉书》和《文选》传入之时。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曾作为基本的文化教材使用，对于《文选》则“尤爱重之”。随着这些典籍东传朝鲜半岛，屈原和楚辞也为朝鲜文人所熟知、评论和研究。

　　屈原作品传入之后，首先在朝鲜半岛文人之间引起巨大反响，他们通过诵读、讲解的口头传播方式，使楚辞文学深入人心。朝鲜王朝著名文臣学者李宜显(1669—1745)在《陶谷杂著》中称屈原作品为“诗歌之冢嫡”，且表示“余少日甚喜之，颇费诵读”。宋相琦(1657—1723)在《南迁日录》中说:“余自儿少时，喜读《楚辞》诸篇，朝吟暮诵，至于《离骚经》，则读八百遍。” 南有容《观清寒子庙退述峰字》诗注有云:“先生喜读《离骚》，读已辄哭，哭已又歌。”

　　与此同时，朝鲜文人出于对屈原及其作品的雅好和推崇，在诵读的基础上，也对其进行深入的阐释、评论和研究。李朝时期，学习屈原诗作形成高潮，《楚辞天问篇》《屈原楚辞》《屈子离骚》《离骚意》《离骚解》《楚辞集注》等书大量被引进和刊行。朝鲜文人利用文学评论气息浓郁的“诗话”对楚辞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说，颇具代表性的有李齐贤《栎翁稗说》、李晬光《芝峰类说》、张维《谿谷漫笔》、车天辂《五山说林》、宋相琦《南迁日录》、李宜显《陶谷杂著》和李瀷《星湖僿说》等。其中，李瀷对屈原作品的评论系统丰富、自成体系，不仅在校正考辨前人疏误、准确阐释楚辞文学特质方面颇有成就，而且在楚辞原注本的基础上曾作《离骚解》，并用其教子:“《离骚解》近因课儿，看《离骚经》，略疏其义，其已显于本注者不赘焉。”

　　在文人研读楚辞，纵情谈论“诗变为骚”的同时，国家层面的倡导和推崇也促进了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传播。《离骚》在朝鲜王朝时期已经成为文坛尊崇的中国典籍，且被列入科举应试的重要内容。发明朝鲜文字的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李祹曾下令翻刻《楚辞》。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1428年11月世宗下令:“庚申，御经筵。命在代言金赭曰:‘《文章正宗》、《楚辞》等书，学者不可不知，其令铸字所印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朝鲜半岛最高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屈原作品的嗜好。

　　另外，明清与朝鲜半岛间的宗藩关系为屈原作品的东传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当时伴随“朝天”、“燕行”等朝鲜文人的出使活动，通过中国朝廷直接赐予或朝鲜使臣个人购买的方式，大量楚辞注本传入朝鲜半岛，其中传入最多的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在国家的重视和倡导下，随着翻刻业的发展成熟，屈原作品在朝鲜王朝时代的翻刻现象十分普遍，极大地推动了汉籍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普及。

　　在诗歌文化浓厚的古代朝鲜半岛，伴随着屈原作品的诵读和评析，在实际文学创作中，涌现出大批尝试运用屈原作品内容和形式、模拟楚辞进行文学创作的文人，拟骚作品由此大量出现。

　　朝鲜半岛拟骚文学作品最早出现于高丽时期，因当时的文化环境和政治语境与屈原所生活的时代类似，朝鲜文人对楚辞及其隐含的精神世界感同身受，大量创作类似作品。李穑的《流水辞》《山中辞》和《永慨辞》等皆是仿骚之作，形式方面借用《离骚》，内容方面表达了生逢乱世、胸怀政治理想却被无视的忧戚之感。金时习(1435—1493)在作品中提及屈原和离骚之处俯拾皆是，如“还嗟人世事，谁识屈原醒”(《甘泉》)，“古人如可重相见，欲把离骚问宋生”(《秋思》)，“无端起我悲秋兴，细读《离骚》心未平”(《闲适扫叶》)等，他还在《读楚辞》《楚屈原赞》《汨罗渊赋》《怀沙赋正义》中解读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对屈原作品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层接受之后，金时习创作的拟骚作品直接在诗歌题目中体现“拟”字，如《拟离骚》《拟楚辞九歌四首》《拟天问》等，其崇屈拟骚之作大多以充沛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充分表现他对屈原作品的钟爱和尊崇。

　　此外，朝鲜文人在《离骚》和《思美人》等作品的影响下，高丽末至朝鲜王朝时期出现了大量以“思美人”命名的辞赋，如郑澈《思美人曲》和《续思美人曲》，与屈原的《思美人》一样，利用男女之情来隐喻君臣之间的关系。李滉《思美人》、金春泽《别思美人曲》、李真儒《续思美人曲》等通过“美人意象”的描写，表现忠君爱国之情。另外，张维的《续天问》、李玄锡的《拟九辩》、申光洙的《反招魂》等也都是著名的拟骚之作。通过比对，不难看出朝鲜文人仿效模写的屈原作品主要集中在《离骚》《天问》《九辩》《思美人》等，而这些作品作为楚辞体的典型代表，也正是中国文人推崇备至、奉为经典的楚辞作品。这体现了共处汉文化圈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在文学价值取向方面的高度契合，可以说中朝文人审美趣向的趋同性直接推动了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接受。

　　古代朝鲜文人在屈原作品诗学内涵的挖掘以及屈原形象的把握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他们最为推崇的当属屈原精神中的爱国忠君思想，从高丽至朝鲜王朝，多数文人对屈原的接受都定位于“忠”字。

　　朝鲜汉文学始祖崔致远(857—915)在汉诗《荆南》中曾写道:“遥思屈宋忠魂在，应向风前奠一杯。”在歌颂屈原“忠魂”的同时，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之心和报国无门的苦闷之情。金时习有着与屈原类似的经历，在《楚屈原赞》中吐露了继承屈原爱国忠君思想和儒家仁义传统的决心，最终恪守忠贞、不事二君。在朝鲜王朝诗人以屈原为题材而作的汉诗中，讴歌屈原“忠魂”的作品占相当比例。成海应(1760—1839)在《研经斋全集》称屈原“义侔于箕子比干于纣也”，认为屈原的忠贞之义同如箕子与比干。当代韩国楚辞学界对屈原的接受依然界定为“忠”，认为“忠”是屈原作品的核心思想，屈原在大量诗歌中，反复表达的就是他对楚王和楚国的忠爱之情。在屈原爱国忠君思想的背后，是其贞洁高尚的人格，长期以来朝鲜文人对屈原人格的赞美与歌颂始终未曾中断。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