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和超越
作者简介:秦刚(1957- ),男,黑龙江人,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 100091
原发信息:《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京)2017年第20176期 第46-53页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和超越,焕发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机和活力。转换国家建设方式,创新基本经济制度,确立阶段性的目标体系,更新治国理念及方式,在开放中走向和融入世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这种更新和超越的重要举措。
The creation of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realized an upgrading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socialism,adding new vitality to socialism in China.Major measures for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realize the upgrading and transcendence including the change of ways of state construction,innovate basic economic system,establish the phased target system,update concepts and means of state governance,and go out and integrate into the world.
关 键 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创新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raditional Pattern of Socialism/Reform and innovation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15AKS012)。
英国学者彼得·诺兰在其《中国能不能“购买”世界?》中有这样一句话:“相对于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超乎想象的繁荣发展。”他认为,“‘中国崛起’与‘苏联衰落’的巨大反差是现代世界史关注的焦点之一”[1]。从十月革命以后的百年社会主义实践来看,中国崛起与苏联衰落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大事件。苏联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困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而中国崛起的因素固然很多,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并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和超越。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和拓展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更新和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
一、转换国家建设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创新经济体制,转换国家建设方式,体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和超越。
运用计划经济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推进国家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普遍采用的办法,也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计划经济有很强的集中性,也有很强的动员力。它可以无条件地把有限的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在一起,解决政权巩固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采用计划经济方式推进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理论上的依据,也有实践上的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计划经济也确实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但是,长期运用这种方式必然会产生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经济上高度集中,必然要排斥市场。经济上没有市场,企业就没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不仅容易造成经济短缺,也会抑制社会发展的活力。这样的缺陷在短时期的突击发展中并不明显,但在长期的持续发展中必然会显露出来。苏联、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很早就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先后做过一些改革尝试。但由于计划经济在原有的理论中一直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许多改革措施都局限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修修补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局限性,通过改革,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转换国家建设方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国家建设方式的转换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伊始就完全放弃计划经济,这是很多人都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事情。无论从认识上说,还是从实践上看,这都需要一个逐步推进、渐进深化的过程。从中国的实践探索来看,这种转换经历了一个从发挥市场作用、到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发展市场经济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改革进程由此不可逆转。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已初步建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用市场经济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发展,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新和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体现,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2]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党的十九大明确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实现了国家建设方式的彻底更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着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建设主要是依靠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确立,使社会主义直接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人们的自身利益产生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样,国家建设既有举国动员机制,也有了人民群众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活力源泉。
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推进国家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缺少内在活力,利益分配带有平均化的色彩。转换成市场经济的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体现出了差异性的特征。社会发展从体现平均转向有差异,在带来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容易产生差距过大的问题。面对新的问题,必须寻求新的理念和新的办法来解决,启用旧方式是不可能解决新问题的,企望回归旧体制是方向性的错误。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经验来看,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而市场经济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无论对资本主义来说,还是对社会主义来说,利用和发展市场经济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和预测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时,认为商品经济将随着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实现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主要是从社会发展趋势的角度去看待商品经济的存亡,而不是以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这样的认识,有其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他们更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首先会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变为一种社会实践。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遵循人类文明进程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把自身的发展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要求。这既不同于背离社会主义,也不等同于搞资本主义。列宁很早就提出了要根据经验来认识社会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已有百年的实践进程,更需要注重以实践经验为依据。
二、创新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除了对单一公有制的盲目追求,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新了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和超越。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建立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人为的设定,而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来说,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选择。但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程度和实现形式,要同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状态相适应,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取决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苏联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过程中,创造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后来,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仿效了苏联的做法及经验,确立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实现形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来说,具有改天换地的意义。然而,很多国家都简单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私有制以及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社会生产的观点,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基本前提,误以为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越符合社会主义要求,把不断扩大生产关系当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把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途径。毛泽东也曾强调:“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3]与此同时,在思想认识上,也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视为互不相容、不能共生共存的两种经济,认为私有经济的存在会对公有制经济产生直接的危害,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存在会成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这样,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就产生了对“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的盲目追求。后来,毛泽东虽然意识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有其必要性,但由于既定的思想认识和普遍认同的理论观点,实践上不仅没有考虑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反而更多地考虑如何使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对公有制单一化的过度追求,在短期内可以使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变化,但难以使生产力获得持久的长足发展,反而会造成生产发展效率低下、活力丧失的困境。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打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单一公有制格局,在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支持和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也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制度创新,是更新和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体现。在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人们一直延续十五大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随着实践的发展,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个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始终坚持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只有这样看,才能给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一个长久稳定的预期。党的十八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4-1]党的十九大也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5-1]。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说,生产力是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它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所有制形式也要相应升级。这种升级是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而不是人为的过程。依据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所有制升级就是逐步走向单纯的公有制。从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公有制的实践形式主要是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而改革开放以来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这种所有制的升级不可能再简单走向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种认识和要求,突破了公有制仅仅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实现形式的观念,也解决了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相统一的实践问题。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有利于促进现有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同时也找到了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所有制形式将不断升级的实践出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体现了对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混合经济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同时也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只有长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持续进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才能持续实现对各种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更新和改造。此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改变的走向。既然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合作、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这也就更加明确的表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不仅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始终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往讲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时,很多人都强调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具有多层次性的特征。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来看,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消除的,生产的大型化、集中化和分散化将是一种长久的经济状态。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和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是中国现阶段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较高阶段难以消除的特征。因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反映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长久坚持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通过实行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逐步消除由于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的羁绊,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形成了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建设局面。
三、确立阶段性的目标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阶段性的目标反映社会发展的长期性、过程性,使共产党人的远大追求现实化、具体化,体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和超越。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而“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6-1]。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就作出的明确阐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界定和区分,为后来的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追求,这也是共产党作为共产主义政党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个显著区别。列宁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出界定的同时,也强调过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只能先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但他只是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实践初期,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估计不是很足,他一度把实现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短暂的过程[6-2]。后来,他虽然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新的思路,但因过早离世,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
由于共产党名称本身就同共产主义相联系,共产党的理想追求又是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尽早实现共产主义一直是共产党人的强烈愿望和追求。这样的观念意识,也直接影响着共产党人建设新社会的实践活动。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1936年宣布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三年之后他就把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上了日程。因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过渡进程。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再次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1952年苏共十九大的文件中明确提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7]赫鲁晓夫继任后,提出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思想,后来在二十二大上又提出“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因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大党,又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探索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产生着较大的影响。尽管苏联共产党后来对这样的主张及实践进行了调整,但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突破性的建树。
无论看党的性质,还是看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也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把社会主义同“拯救中国”“发展中国”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来“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建设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8]。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相联系,同时把社会主义同国家富强相联系,这样的认识把握了方向,也立足了现实。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自身理论准备不足,加之受苏联思想及实践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也一度脱离了现实,急于奔向共产主义,并作出错误判断,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9]。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在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同时,充分认识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邓小平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10-1]“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10-2]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根据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状态,作出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这一判断,为摆脱社会主义建设中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提供了基本准则,也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基本依据。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以阶段性的目标体现社会发展的长期性、过程性,并确立从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到初步达到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体系。这样的目标体系,使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体现为贴近现实的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4-2]
中国共产党是高举共产主义旗帜、担着社会主义道义的执政党,党的目标追求很高,人民群众对党的期望也很高。但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去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基础,去完成许多本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历史任务。如果不能牢牢把握基本国情,坚持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而是仅仅从主观愿望出发,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出发,就很容易犯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的错误。把远大追求现实化、具体化,以阶段性的目标体现社会发展的长期性、过程性,凸显了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关键都在于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明确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发展依然是社会的主题,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途径。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5-2]
利益决定人心,人心向背是决定社会主义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可以充分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权益,尤其要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把远大追求现实化、具体化,以阶段性的目标体现社会发展的长期性、过程性,有利于更好坚持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义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事业,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应顺应人民期待,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就是靠发展来说话,用发展的成就来证明。
四、更新治国理念及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改变依照个人意志和主张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促进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体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和超越。
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国家,如何领导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这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长期未能解决好的一个问题。由于缺乏国家治理经验,再加上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各国共产党对法治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认识不足,对法治建设缺乏应有的重视。政治上缺少民主,社会生活中没有法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也就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明显缺陷。没有法治,国家的安危就只能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国家权力的运行和社会秩序的维系缺乏相应法律制度的制约,往往会导致人亡政息和社会的动荡。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这个方面进行过有一些探索,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但并没有形成依法治国的思想。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不仅在法治建设方面没有新的建树,相反却产生了用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法律、践踏法治原则的问题。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生活中就必然产生个人崇拜、滥用权力等的问题,各种思想分歧往往依靠斗争的方式去解决,社会矛盾常常依赖专政的手段来处理。越是强化斗争和专政,法治观念就淡薄,而社会矛盾和问题就越积越多。长此以往,不仅导致社会主义本质的扭曲,也为敌对势力反对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口实。如果说斯大林时期搞肃反扩大化是苏联缺少法治的悲剧,那么,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搞垮共产党也可以说是苏联长期没有法治的恶果。
对于苏联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是有所认识的。针对斯大林违背法治原则、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曾明确地说,“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1-1]。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也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法律,但没有将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他提出了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没有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因此,国家治理延续了人治传统,社会生活中也就普遍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人们“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作‘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11-2]。这样的问题存在,固然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但也同采用苏联模式、沿用高度集中体制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使宪法和法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同时也努力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纳入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从制度上防范人治的出现。到党的十五大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式上实现了根本性转变,正式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在党的十八大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部署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此,中国法治建设已进入新阶段,彻底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和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12]推进依法治国可以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的贯彻实施,可以把党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通过国家政权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使人民逐步充分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法治建设也是抑制和防范权力滥用的基本手段。加强法治,立好规矩,把法规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就可以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五、在开放中走向和融入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应时代的潮流变化和要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在一起,追求和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并以自身的发展促进和带动世界各国的发展与繁荣,体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和超越。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后,国际上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遭受西方国家的遏制和封锁,没有走向和融入世界的条件。斯大林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的基本状况出发,依据对资本主义世界各种危机加深的判断,也是基于应对帝国主义国家实施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考虑,提出了“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思想观点。他认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13]在这样的理论主导下,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相对隔绝状态,意识形态上也特别突出的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进入20世纪中后期,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扩大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也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对立,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条件。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固守已有的理论,无视时代潮流的变化和科技革命潮流的兴起,使经济社会发展依旧处在相对封闭落后状态。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也一度产生了与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斯大林思想观点的影响,也有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产生了的偏差,尤其“左”的思想发展,使自身的发展陷入了相对封闭的状态。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后来作过深刻的总结。他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10-3]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重要论断。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思想观念的确立,为中国摆脱封闭状态、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过程中,中国始终注重寻求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并提出和形成了以合作取代对抗、以求同取代同化、以共赢取代独占的共同发展理念。不断扩大和日趋紧密的联系,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了多层次的利益交汇点,结成了多形式的利益共同体。世界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的发展变化,已成为世界整体变化的一部分,也对世界产生着越来越大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加之中国的快速发展,凸显了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明显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市场。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以更加积极务实的态度参与了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活和国际问题的解决,同诸多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和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在维护世界和平、抑制地区形势恶化、缓和危机等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面对这样的发展局面,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这不仅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顺应世界合理走向的体现。其目的和意义,就是要更好地推动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原文参考文献:
[1]彼得·诺兰.中国能不能“购买”世界?[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4:2.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94-95.
[3]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43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G].北京:求是出版社1982:15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4,267,275.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450.
[1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41.
(本文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