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各民主党派在半个多世纪的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共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制度。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政党政治模式中的一种。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主线，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为了更好地践行科学发展观，更好地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廓清政党政治模式的迷雾，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西方多党（两党）制作出科学的理性分析。

　  一、政党及政党产生的背景条件比较

　  政党，《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①的解释是：“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奠定了资本主义民主制，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都获得了自由、平等的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也获得了有组织地进行政治活动的空间和舞台。这个空间和舞台就是上层建筑中的议会。在议会中，既有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斗争，也有资产阶级内各阶层各派系的斗争。这种议会的派系斗争直接催生政党的产生。所以政治教科书上称之为“政党产生于议会”。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1679年5月诞生的英国“辉格党”，和与它相对立的“托利党”就是因当时议会中围绕詹姆士是否享有王位继承权而展开的斗争中而形成的政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的飞跃发展提供了先进的通讯、交通、宣传等手段，整个社会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强大的经济实力促使资产阶级意识到必须借助工业革命的丰硕成果紧密团结起来形成政治上的组织即政党。这样一是有利于反对封建势力的反扑；二是有利于追求剩余价值，进而保护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三是也有利于妥善处理本阶级内部的事务关系。

　  而美国的政党则是在美国联邦成立之初，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围绕批准1787年宪法而在资产阶级中分成了两派即“联邦党”和“反联邦党”。这是美国政党出现的背景。

　  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较为彻底的，也是最完整的，并且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一院制议会。法国的政党虽然不是产生最早（1848年才出现了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新山岳党和秩序党，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两党均被取缔）但却最多。最早建立的政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工人阶级政党，而且工人阶级政党和激进民主政党力量强大。例如法国共产党就曾参加过三届联合政府。

　  以上从颇具代表性的英、美、法等国政党出现的历史背景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英、美、法等资产阶级政党的诞生都是在国内相对平静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两个（或几个）对立的党派在总体利益上是一致的。

　  二、现代政党产生基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这些口号的提出并不只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天才创意，而是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商品经济强烈要求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市场秩序；废除政治上经济上的封建专制束缚。这就为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民主、平等的思想基础。

　  三、英、美、法等国家的政党立党宗旨是执政，中心任务是选举。围绕议会中席位的多少而斗争。进一步为上台执政（单独或联合）作准备。换一句话说。西方的政党只注重现实目标即公权力的追逐。

　  四、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政党都具有结构松散，选择党员以选票、选举是瞻等特点。并不具有较强的党的纪律约束。它的党员也不太关心本党的政纲。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中国的政党产生的背景。

　  首先，中国政党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比英、美、法等国晚得多，这和中国的国情有关。19世纪末，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在中国仅仅是萌芽状态，并且仅出现于局部地区。资产阶级本身尚不成熟，远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取得话语权。国内封建专制统治仍然处于高压态势。1905年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孙中山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檀香山建立的政治组织——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其诞生地在日本而非本土，颇具地下的、非法的色彩。

　  其次，中国政党的产生，其政治斗争性很强。中国同盟会自创立之日起便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立党宗旨。列宁曾对这个纲领给予高度评价：“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②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专制力量十分强大，社会政治黑暗时期诞生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封建、落后、保守的中国后的政治响应。它从一诞生起便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将建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作为立党宗旨和最低目标。在政党建设上，它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创立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下简称“俄共（布）”）为榜样。至于中国其他的民主政党也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一诞生便面临抗敌御侮的政治使命。大敌当前，以前的政治派别之争都必须让位于民族救亡大计。它不像西方的政党大都是在国内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在国内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环境中来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

　  三是中国的政党并不只是围绕选举而产生而生存。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根本谈不上坐下来投票选举。

　  四是中国的政党如孙中山领导的改组后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等大党都有党纲、党纪和严密的组织形式，并都注重吸纳本党所代表阶级中的精英或其它阶级人士但承认本党纲领并能为实现本党目标而殊死奋斗的佼佼者。政党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准确地说是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但中国的政党毕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立党均有具体的纲领和明确的奋斗目标。

　  政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具有人性的光辉，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成立到现在也不过330年历史，政党也在经历一条发展改革之路。

　  政党是政治性极强的组织，它是组织国家、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活动，参与政权建构、建设并执掌（或共同执掌）、影响、巩固政权的政治团体。政党在立党宗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服务性质等方面的差别并不以地域或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而是以阶级观念和思想理论来确定其政党性质。因此世界上所有的政党实际上只划分为两个阵营——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

　  二、政党政治模式的比较

　  政党政治，是现代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选择的政治活动形式。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利益集团等，都要通过政党来进行社会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政党政治是一种民主政治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政党政治制度服从于并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度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另一方面政党也要选择或创建自己理想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一）政党对政体的选择与服务比较。

　  英国是从立宪君主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它的执政党必然要服从于并服务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所以执政党也是资产阶级政党。

　  美国则是从英属殖民地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所以它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政党制度都有英国政治和政党制度的痕迹。美国开始实行政党制度时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但不管当时的“联邦党”和“反联邦党”，都是共同选择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只不过两党分歧的焦点在于联邦政府要不要集中控制国家权力的问题。华盛顿虽然是“超党派”人士，但他还是明显地站在“联邦党”一边，主张国家权力应集中在联邦政府手中。

　 法国的情况则相当复杂。法国政党政治模式是典型的多党制，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法国是民主思想产生最早的国家，世界级民主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和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被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大张旗鼓地写到自己的旗帜上。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最为彻底。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国家所没有的。”③正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成熟最早，力量最大，所以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资产阶级成为执政的阶级，自然要选择适应其发展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了。

　  而旧中国的国情则相当复杂。1911（辛亥）年，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了不起的历史功勋。革命后的中国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各实进会、国民公党等政党组建了新的政党——国民党，要来一场“国民革命之运动”，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④改组后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主张“以俄为师”，但又极欣赏美国的民主政体。孙中山先生说，中国要“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⑤这种犹豫的矛盾的不彻底的革命态度，很显然会影响对政体的选择。加之国民党的成员也很复杂，既有大官僚、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工人农民，还有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共产党员，但掌握领导实权的大多是资产阶级代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孙中山多年来生活在国外，受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的影响很大，所以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国民党选择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二）新型政党创建新的政体。

　　 尽管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政党制度，但政党却也要选择或建设新政体。

　  我们先来看 “俄共（布）”的建党历程及对政体的选择。俄共（布）的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在关于要否无产阶级专政及党的纪律等重大问题上，党内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与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少数派）发生严重分歧，以致成为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列宁曾给孟什维克作了大量的工作，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些孟什维克分子还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孟什维克仍然坚持机会主义立场，甚至与高尔察克分子和邓尼金分子结成联盟，公开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发展到这一步，布尔什维克只有坚决地与他们作斗争。正是基于这一教训，所以在后来的建国方略中，列宁坚决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一党执政，并于1921年3月党的“十大”通过关于党统一的决议，禁止党内任何派别活动。但是正因为一党执政，缺乏有效监督，缺少法制意义上的纠错机制，才导致后来斯大林任苏共总书记后滥用权力、破坏法制、鼓励个人崇拜、违背集体领导原则和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的发生。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是在一张崭新的白纸上描绘未来，他们就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计和列宁本人的规划来新建一种崭新的政体——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建构及完善

　  俄共（布）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伟大创举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⑥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注重学习俄共（布）的先进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国情，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斗争历程中，联合其他革命政党并肩战斗，并与民主党派相互了解，互相信任，在许多关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民主党派由衷地拥戴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在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敬重中共领导人，佩服他们的人品和胆识，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8年，新中国呼之欲出之时，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相关事宜。“五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组共23条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5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实际上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大多数革命政党对政体选择的一个宣言。中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此积极回应，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或谈话，赞成“五一口号”，赞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将一批在国内外享有崇高民主政治威望和各界别有较高知名度的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或他们的代表接到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经过1949年6月和1949年９月先后两次的政治协商会议（又称“新政协”以区别于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筹备会，1949年9月21日正式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中国政党政治建设框架已定，也体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的革命政党对社会政体的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模式，首先要根据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就是执政党奉行的理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奉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要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它联合其它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共同组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基础是稳固的，它的组成元素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的追逐。不像西方国家两大党之间为执政而彼此争斗和算计，也不像西方国家许多小党之间为与大党抗衡而无尽内耗。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根本就没想到要和谁为执政而争斗。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全心全意为国家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以及统一战线的建设而作更多的事。中共的领导地位是其他政党和其他阶级一致公认的。也就没有必要在本来就稳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内再人为地竖立反对党。所以，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政治模式是正确的、科学的、合理的。

　  政党政治制度是也是需要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新中国开国之初，特有的政治制度初成格局。中共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关系有个大框架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有关建国的诸如国名、国都、国旗、国徽、纪年等具体国事的确定上和建国之初的人事安排上真正做到了“民主协商”，这本来是个良好的开局，但因为没有制度化，缺乏法律层面的保证和约束，以致在其后的“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差点把这种很好的政党政治制度彻底断送，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政治损失。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举，恢复经济摆在了首位，但经济的改革必然要拨动政治改革的琴弦。经过有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和后来的“检验真理的标准”等一系列大讨论，加快了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建构⑦。特别是东欧剧变后，中国共产党着力抓政治制度的建设。1989年12月，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中发[1989]14号）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各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14号文件）是恢复和重建新时期中国政党政治制度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14号文件中，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调整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前进方向。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14号文件第一次给其他政党定义为“参政党”。

　  从此，中国的政党政治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步入了快车道。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人们希望中国的政党政治制度更合理，更理性，更科学，更民主。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具有了法律意义和制度保障。

　  2005年2月，中共又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中发[2005]5号）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5号文件），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和政党制度作了明确、严谨的表述：“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这种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且专门对中国的政党政治模式作了定义：“这一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既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掌政权的精准表述，也是对其它民主政党地位与政党功能的明确定位。

　  5号文件从人事安排上保证多党合作进一步实施：“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次代表大会，胡锦涛同志在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政治报告的第六部分中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前后相承，一以贯之，继续沿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胜利前进。

　  四、 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和西方的多党（两党）制从政治学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政党政治制度，都是民主政治进步的产物；都是由各自政党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所决定并为一定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利益集团服务的；都在各自的执政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也积累了丰富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经验。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上，在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上，在抗御洪水、非典、冰冻雪灾、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能审时度势，科学决策，能迅速反应并及时有效调动和集中全国人力财力办大事、办急事，保民生，这更充分体现了她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优越性。而不像西方某些多党（两党）制那样，执政党时时处处被在野党掣肘，决策在无休止的争吵中耽误，时机在无止境的内耗中丢失。

注释

①《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1741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602

④《孙中山选集》第594页

⑤ 《孙中山年谱》转引自《民主与政党》（吴江 牛旭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⑥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⑦ 参见拙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的五次大建构》

（本文获“多党合作 共铸辉煌——民进 纪念多党合作制度确立60周年”征文三等奖，作者系民进四川绵阳江油中学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