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赋予新型政党制度之现实价值
与时代意义研究
2018年是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与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催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萌生,拉开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序幕。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坚决地选择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迈上了新征程,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标志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多党合作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篇章。“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自觉的选择、正确的选择”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识。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人类政党制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重要内容。深刻认识“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在新时代的地位与作用,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断的内涵,把握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把这一制度坚持好、维护好、完善好,是今天我们对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的最好纪念。
一、“五一口号”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里程碑意义
“五一口号”特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第5条,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五一口号”初稿共25条,毛泽东将初稿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的这一改动,寓意极为深刻,体现了他作为伟大领袖和政治家的博大胸怀与高瞻远瞩,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昭示出中共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了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标志着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
“五一口号”发布后,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广泛影响,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12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表联合通电,表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倡议。自5月8日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决议和声明,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的宣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说,中国共产党应是新政协的“当然的领导者”。
“五一口号”播下中国新型政党关系、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种子,这粒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种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快速生长,不久即结出多党合作累累硕果。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等一系列,具有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深刻凸显了“五一口号”的非凡历史意义。《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人民大宪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执政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明确了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将长期存在。
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只有成立联合政府才是目前中国时局的出路,反映了共产党与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真诚愿望,逐渐成为各阶层有识之士的共识。在中华民族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过程中,民主党派与中共走到一起,一道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争取和平与民主,在团结合作过程中结下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真挚友谊。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与中共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各民主党派才有可能与中共团结合作,走过一条从爱国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由与中共团结合作到接受中共领导的历史道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策划和制造一系列惨案,打压民主党派的生存空间,使民主党派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民主党派逐渐在政治上、实践上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和挚诚拥护,具有非常的标志性意义,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已经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和倾向中共到公开自觉接受中共领导的转变,标志着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历史性的改变。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英勇卓绝的斗争中,在与民主党派并肩战斗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历史条件所形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切条件。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先后有几百个政党亮相,许多政党都被历史淘汰。我国主要的民主党派,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自然而然,从抗战胜利到旧政协,再到新政协,从政治合作、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到最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经历了一个比较、鉴别、选择的过程。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经历了反复的权衡比较和长期的思想博弈,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从最初的相互排斥、对立到逐步了解、信任,由初步保守合作到全面团结合作,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到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郑重选择多党合作,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追根溯源,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合作始于抗战初期,只是基于共同斗争目标的政治合作关系,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追随共产党行,取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取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自身发展。民主党派不可能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强大独立的政治力量,为实现自身目标,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必然怀揣理想抱负和道德良知,去追随一个彼此认同、有能力和魄力并能够支持、团结、带领自己的政党前进。民主党派十分清楚,国共两党的关系决定着中国政治的走向。国共两党也十分明白,民主党派支持谁,谁就居于政治上优势。民主党派核心的政治诉求是民主,推动民主、争取和平是民主党派重要的政治实践,心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始终是民主党派不变的情怀和追求的目标。这种与生俱来的进步性决定了民主党派不断探寻与共产党的契合点,民主党派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最可依赖的朋友,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景。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之际,民主党派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大势,在是非面前经受住了考验,选择了跟共产党走。这种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基因决定的,是注定的历史安排。这种政治基因和历史注定便是民主党派的政治思想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合拍同步与最终汇流。
“五一口号”是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由一般的政治合作进一步跃升为在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合作的重要转折点和分水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认同了中共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心悦诚服地承认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界标。以此为标志,吹响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团结一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号角,揭开了双方亲密合作、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新篇章,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新的一页,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诞生,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看,“五一口号”是建立新中国的动员令和集结号,它使全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社会贤达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踏上了建立新中国的征程。“五一口号”顺应了我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指明了国家民族发展的方向,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愿,开启了我国发展人民民主的新进程,为形成新型政党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同样,在这个紧要的历史节点,民主党派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毅然完成了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转变,为民主党派自己带来了新生。“五一口号”的发布早已定格于历史长河,但其承载的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风雨同舟的精神力量却能穿越时空,世代相传。
二、“五一口号”的价值与内涵之于当代的启示
“五一口号”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在于奠基构建了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所以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显优势而独特,经风雨而弥坚,为人类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路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70年前中共发布“五一口号”,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红色基因,奠定了重要的坚实基础,成为坚固的基石。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能够带领全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逐渐形成并确定下来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经过70年的实践,这种政党制度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团结和谐方面具有明显的独特优越性。中国的政党制度及其蕴含的理论,是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魂之所在。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本质区别,也是多党合作坚持正确方向、发挥制度效能、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保证。中共的领导地位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多党合作一开始就有的,更不是中共强加的,而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自觉选择,是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政治认同的重要体现和实际步骤。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其精髓和特色就是合作。这种合作是长期合作,伴随中国共产党实现初心和使命的全过程,而不是权宜之计;是稳定合作,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宪法保障,而不会因领导人认识的改变而改变;是全面合作,既有政治上合作,还有政权中合作,而不是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这也是区别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长期稳定全面发展的合作格局,铸就的基石是“五一口号”。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三个规定性:中共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形成两个格局: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实现了从利益纷争向利益整合、从政党恶斗向团结合作、从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三个深刻变革。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始终坚持长期共存、同舟共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超越了传统政党的竞争共存关系,形成了基于共同价值理念和奋斗目标的、牢不可破的政党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实践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凝聚起促进国家发展、共谋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
“五一口号”的发布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政党制度理念的集中体现,不仅是宣传口号,更是促成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口号、行动口号。重温“五一口号”,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的初心,发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进一步理解中国何以能够突破普遍的“政党竞争”制度模式,让地位独立、政见各异的不同政党走向合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历史实践证明多党制、一党制、两党制这些政党制度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带领中华民族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中国独特的革命历史与经验教训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下的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舞台中央。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不广泛联合其他阶级,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方面具有启发性意义。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的主导下,中共积极寻求与其他党派的合作,争取最广泛的政治力量的理解与支持。这种政治优势使中国共产党能够使不同政党在“民主建国”的政治理念上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形成不断壮大的同盟军,逐步主导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五一口号”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理念。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代表,要接受工人阶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民主党派在革命实践中超越了自身狭隘的阶级利益,将对民主的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成功交汇,自觉地凝聚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群起响应、挚诚拥护,走上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崭新政治道路,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肇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提新型政党制度并作深刻阐释,为推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标志着这一制度臻于成熟,走出了中国政治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充分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是为国家人民奋斗的先锋集团”,充分体现和证明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独创性和优越性。
三、“五一口号”赋予新型政党制度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我国政党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尤其是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2018年3月,习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联组会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习总书记从“三个维度”深刻阐述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鲜明特色,深刻阐明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点,精辟论述了发挥多党合作独特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用“三个新”作出精准概括: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其能够历久弥新的魂之所在,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深厚的文化根基、牢固的历史根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有根有魂的政党制度,在中国土壤中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立了一种新的“政党—政权”关系、新的“政党—政党”关系、新的“政党—社会”关系,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反映了世界政党制度演化的大趋势,丰富了世界政党制度模式,拓宽了各国实现民主的路径,更新了政党自我净化方式,破解了世界政党关系的历史难题,拓展了世界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路径,创造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崭新实现形式,打破了世界政党政治的西方话语霸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宝贵财富,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展现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风范。
中国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第一,突破了西方政治制度中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思维模式,摆脱了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轮流执政的制度设计,创造性地确定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领域处于领导地位,发挥着领导作用,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处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国家政权的地位。执政党与参政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国家政权中共同发挥作用。第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具有牢固的共同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共同纲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主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和新宪法。第三,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相互监督而非相互竞争的关系,是中国政党制度长期存在的基本条件。监督是一种合作。我国多党合作中的相互监督,由于共产党处于执政党地位,更多的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和对共产党领导国家和执掌政权情况的监督。这种监督是政治监督,民主监督,具有广泛性、多样性、灵活性和建设性等特点,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反对和否定甚至取代共产党的领导。第四,中国的多党合作、相互监督有制度化的非权力机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中国政党制度的又一大创举,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
中国政党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第一,我国的政党制度生动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广泛参加国家政权、参与政治协商、进行民主监督,使中国的民主选举与民主协商有机的统一。第二,中国的政党制度在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等方面都发挥出了独特的作用,显示出了其它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第三,中国的政党制度能有效凝聚社会共识,有效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照顾同盟者利益,从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第四,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有利于促进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和组织不同社会群体同举一面旗帜、同走一条道路,同奔一个目标。第五,中国的政党制度,开创了世界民主监督的新形式,这种监督方式打破了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权力监督的固有模式,找到了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有效途径。
与西方政党制度的竞争性政党关系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执政与参政相结合、领导与被领导相统一的政权运作方式,形成了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合作性政党关系,并以宪法、法律和制度形式赋予民主党派稳定、合法的参政权,形成了“一参加三参与”制度化模式。各民主党派广泛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物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各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赋予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在这个大框架下,通过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各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助手、好同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参政党建设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要求,这是参政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总书记提出“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的四新要求,为多党合作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今天我们重温“五一口号”,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合作初心,弘扬优良传统,增强责任担当,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我们必须立足新时代新方位,从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参政党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自觉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历史使命。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在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内,构建起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讲政治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根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也是对发展历程的高度概括,是执政党、也是参政党制定正确工作路径的前提。政治建设是一个重大命题,参政党要坚定“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践行“四新”要求。讲政治、保持进步性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根本要求,坚定的政治立场、鲜明的时代意识和突出的政党意识不可或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恪守的根本政治原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共识。强化参政党意识,是建设高素质参政党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
思想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永恒主题。高素质参政党,必然是能够高水平开展思想建设的政党,思想是参政党最重要的能力。思想建设最关键的是各民主党派要加强自我教育。不断巩固认同,巩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参政党保持进步性、履行职能和实现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参政党宣传思想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组织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根本基础和基础性工作。党派组织的发展壮大,也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成就。人才队伍是参政党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层组织是参政党事业活力的展现,新时代,参政党的组织建设必须适应形势,切实加强领导班子、人才队伍、基层组织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注重以人为本,完善制度,改进作风,规范工作制度,创新活动方式,丰富活动内容,保持党派特色,把组织发展、组织活动与履行职能相结合,与自身学习工作需求相结合,与成员特长相结合,真正产生吸引力。在研究新情况、应对新问题的实践中,不断破题、解题,提炼规律性认识,在知行合一中不断将组织建设向纵深推进。
能力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履职保障。习总书记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科学论断标志着中共对各民主党派性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对推进各民主党派自身建设,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各民主党派更好履行职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刻领会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践行新型政党制度的时代要求,建设高素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新时代展示出新气象、新作为、新面貌,把能力建设贯穿于参政议政的全过程,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是各民主党派面临的重大任务。
理论与制度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深入研究和创新发展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民主理论、政党理论、政党关系理论,不断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是新时代参政党建设的内外要求和面临的重大课题。从理论层面、政治高度、合作深度、历史角度,对70年来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实践,进行全面系统提炼升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政党理论。70年来,多党合作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中共中央法规和文件为主体、以相关配套政策为辅助的比较完备的制度框架体系,为多党合作制度有效运行、发挥效能提供了重要保障。面对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新要求,要进一步完善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共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的相关制度,使参政党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要深化多党合作理论研究,建立健全多党合作的制度规定,使多党合作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不断激发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中国的政局要稳定,多党合作这个政治格局必须稳定;中国的社会要和谐,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必须和谐,参政党要更好地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的责任担当。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同心携手、共襄盛举,充分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程中续写辉煌壮丽的精彩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