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尤其是甲午海战以来的五十多年，学习西方、引进甚至照搬西方制度成为许多仁人志士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共同选择。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焕然一新的领导集体和生机勃勃的建设景象，使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前景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和信心，但这种热情和信心缺乏与西方制度进行全面比较的认识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主动打开国门、拥抱世界，但也一下子看到了同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差距。

　　对外开放既引来香花，也带来毒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影响使许多中国人又开始崇拜西方、仰视资本主义制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更是使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谷，“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我们守住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但很长一段时间，面对中西制度比较的话题，我们很少直接讲优劣，更多讲适合，强调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取决于其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基础，中国制度适合中国国情，西方制度适合西方国情。“适合论”是符合客观规律和现实情况的，但从制度自信的角度看，片面强调“适合论”，回避与西方制度的正面比较，在话语上是处于弱势和守势的。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各个领域改革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整体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是治国理政优势日益显现，我们对中国制度越来越有信心，也越来越不怕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正面的比较。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

　　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国家规模、经济基础、民众心理等），其中，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毫无疑问具有直接影响。实践证明，应对此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在国家治理的能力和绩效方面具有明显优越性。比如，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有利于集中力量、统一指挥、统筹协调，行动更迅速，应对更有效率；有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党组织体系和开展群众工作的政治优势，更有利于进行组织动员，尤其是更有利于做好基层和社区层面的组织动员工作；有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坚守，更有利于做到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助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格局和宽广胸襟，更有利于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与国际社会团结协作、携手应对，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真正得以全面充分的展现，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为之付出巨大的艰苦的长期的努力，切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逐步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旧的矛盾和问题会得到缓解和解决，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可能会产生和出现，然后我们再来解决新矛盾、应对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个过程中将得以不断发挥和彰显。最终，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作者黄天柱系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复旦大学统战基础理论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正文内容有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