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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理论创新及意义

发布时间:2021-08-13     来源: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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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重要讲话对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辉煌历史进行全面回顾,梳理中国道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丰富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深刻总结,目的是做到知史明道。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前景,号召党和人民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启程,向全世界宣示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黾勉同心、再接再厉,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七一”重要讲话的总基调理性客观,对于百年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理性总结;而对于这百年来取得的历史成就,则将之总结为“历史经验”,谈到成绩而不忘忧患,谈到贡献而不忘根本。这就是说,我们党没有将百年来取得的成绩作为“功劳簿”,而是将百年来的历程放到一个更具纵深的历史进程中,将其视为一个阶段性总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党将会永不止步,继续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前进,而过去的成绩只会更加鞭策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斗。所以,讲话的重心是阐明“九个必须”,着眼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七一”重要讲话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一篇指引中国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七一”重要讲话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并不是仅仅指这部文献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总结历史和预测未来,更重要的是指,讲话在总结百年历史经验和展望未来前景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很多新提法、新概念、新论断、新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产物,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这些理论创造和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了我们党在新发展阶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采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事方式

  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革命史的叙事方式,另一种是现代化史的叙事方式,这两种历史叙事方式过去都有很多著作和文章。“七一”重要讲话转换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叙事方式,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历史背景之中,采取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事方式。

  极其简明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主题。“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的概括,精准、简明,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紧密相连,并凸显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要性。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贡献为标准,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第四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历史叙事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一是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题和历史任务的表述更加明确,过去一直讲的近代以来的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中统一起来了,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它把过去的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高度统一起来了。二是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统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统一的历史主题中,从而避免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割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用某一个阶段的历史否定另一个阶段的历史的做法,同时也意味着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成了中国近代以来追求民族复兴历史主题的一种接续,从而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是外在于历史的一种政治存在,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实践逻辑的历史选择。因为这四个阶段统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之中,是连续且不可分割的历史进程。每一阶段都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深化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和历史主题,并依靠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一步步接近目标。这种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民族的期待,靠着一批批不怕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最终做到了“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脱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牺牲就无法理解中华民族的前行动力。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就体现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不同阶段,始终朝着同一目标奋力前行。三是这一阶段划分吸取了近几年党史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将之提炼升华,以准确、凝练的表述,上升为党对自身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从党的领导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关系上来划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创造,这有利于将中华民族史与中国共产党史有机融合起来。四是这个理论创新实质上是中共党史观的一种时代重构,这就给我们理论界提出了重大的任务,那就是要认真系统地研究这种党史观,并以此为方法论站在新时代的高度重新学习中共党史。

  第一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念

  “七一”重要讲话在党的建设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就是第一次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概念。这个理论创新表现在:

  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在这里,真理和理想对应,初心和使命对应,牺牲和斗争对应,忠诚和人民对应。这种概括以浓缩的语言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执着于共产主义和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的精神追求。可以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样的精神,并以此指引其行动,这种精神也必将指引中国共产党人朝着未来继续奋斗。

  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的中共中央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对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方不同领域形成的一系列精神作了集中概括,并认为形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这次讲话明确了“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精神之源。这就表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领域形成的一系列中国共产党人的具体精神,其实都可以视作建党精神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具体化,而这些不同精神也都可以被建党精神所统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精神的深刻把握,也是他对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各种精神的一种高度凝练,将各个时期形成的精神谱系浓缩为这一32字的精神“原理”,表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又是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概括和提升。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共同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的关系。讲话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可见,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出政治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优秀政治品格产生的精神支柱。对于任何一个党员和党的任何一级组织来说,建党精神是政治品格的内在涵养,而政治品格是建党精神的外在表现。

  号召把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党的建设理论的这一创新意义十分重大。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对建党精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要准确理解什么是“伟大建党精神”。我们不能把伟大的建党精神理解为“创党精神”。有的学者把“建党精神”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的那个“历史时刻”或者“历史节点”的精神,那就把“建党精神”予以窄化了。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概括来看,“伟大建党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一以贯之的精神的一个总体性概括,这个精神贯彻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始终。其次,对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理解和研究都要有“伟大建党精神”的高度和视野,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每一个具体形态,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表现,同时又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地域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三是党性修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党员和党的组织的政治品格的培养,但是政治品格的内在品质在于精神涵养。所以,在党史教育活动和日常党的建设实践中,党员和党的组织的政治品格的养成重在精神涵养,这也证明了加强“伟大建党精神”的教育至关重要。

  重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不是第一次提出,但是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重申意义重大。“七一”重要讲话是对中国百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又是在新的征程上提出的明确要求,把它作为必须坚持的重要思想放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的总体框架中提出,具有深意。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同社区居民代表交流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新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人民民主的本质,昭示了其与西方民主的根本不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新成果,也是理论的新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将人抽象为“选票”,将人民意志理解为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过程中,充分反映人民的具体意志、具体想法,实现人民的具体利益。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具体性、真实性,而不是选票民主的抽象、虚伪。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参与政治实践的具体形式,也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具体联结方式,是党一百年来成功的基本政治经验。这实际上为我们理论界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所取得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成果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也为我们重建政治学知识体系、创立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指明了根本方向和前进道路。

  明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让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壤,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始终焕发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七一”重要讲话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提出了“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提出了“洞察时代大势”与“把握历史主动”关系的重要哲学命题,而且强调了处理好这个关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而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性。“洞察时代大势”就是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穿透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看到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握历史主动”就是要求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洞察时代大势”是“把握历史主动”的认识论前提,“把握历史主动”是“洞察时代大势”的目的和归宿。“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就是要求在洞察时代大势中把握历史主动,就是要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掌握主动权。具体到当前,就是要在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势中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全局的历史主动权。

  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新论断。“能”“好”“行”这三个命题其实早已提出,理论界也有很大研究成果。但是,过去没有系统研究过这三个命题之间的关系,没有提出过“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论断。这个创新性命题的提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的根本意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也就是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这也是中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持续稳定奇迹的原因所在。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命题。在讲到“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后面,讲话加上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去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在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当然也不是完全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而是在解释和理解“具体实际”的基本内涵时,捎带提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七一”重要讲话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并列来提,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两个结合”,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1年3月他在福建考察时就指出,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在此次“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实际”,属于“心理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要素,自觉认识到这一文化心理作用,有助于凝聚全国人民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同时,中华文明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贡献既体现在历史过程中,也体现在中华文明的思想精神对于未来人类发展的意义上。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很多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具有融通性,特别是在文明理想层面,都区别于某种形态的霸权文明、排他主义。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人类未来的深刻思考。这一结合不是策略上的,而是理论上、实践上的。

  提出了立足新时代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讲话指出:“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自觉地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新论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理解,并将之贯彻于我们的理论工作之中。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在新的历史形态的研究中具有根本的意义。“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显示的是重构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重要性。二是马克思主义“行”在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的“归根到底作用”,显示的是真学、真用、真信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推进的根本意义。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实际上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重新定义。我们要以此为关照重新思考、甚至重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同时也意味着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中国特性的彰显。四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结合”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判断

  早在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就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这以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论及人类共同价值问题,“七一”重要讲话又重申了这个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提出人类共同价值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我们反对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但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必然需要有共同价值作为观念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场合明确地将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再次宣示了出来。普世价值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普遍化为人类必须遵循的价值,把个别国家的价值强行推行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而共同价值是以承认各个国家的文化个性为前提的,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寻求共同的东西并使之成为合作的基础。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由此,讲话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并不是将中华民族的复兴孤立于人类共同进步的历史进程,更不是要走“新殖民主义”道路从而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在其他国家、民族的痛苦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价值在于,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绝不会是颠倒了的“金字塔”霸权结构,我们在实现自身民族复兴的同时,也将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探寻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霸权结构世界的模式。共同价值的强调,其实意味着要终结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逻辑”,在文明论上对人类未来道路进行新的探索。共同价值相比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更强调国与国相处的底线、价值的多元,强调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尊重。这一价值同样是具体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论述的一贯特点,我们反对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美好,而注重现实的、具体的、可实现的价值范式。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想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彰显。我们的任务是加强对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哲学研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奠定哲学基础。

  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命题

  “七一”重要讲话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百年历史经验,极具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从哲学层面概括中国道路的新命题。讲话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走的是自己的路。二是这条道路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三是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文明论的角度看,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是当今世界的三大文明体系。从伊斯兰教登上世界舞台之后,整个世界就产生了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奠定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文明仍然主导着世界秩序。但是,基于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现代性出现了自己难以克服的弊端和矛盾。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把这种弊端暴露无遗。伊斯兰教文明至今没有完成世俗化的过程,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状况说明了其内部存在的问题。儒家文明虽然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取得了一定限度的成功,但其问题在于不具有独立性,与西方文明是依附关系,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文明形态。可以说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文明形态独立性的缺失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一种现代变形或者说是一种延伸。

  自古至今,中华文明就是以儒家为主导的文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国现代化之路,形成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这个新道路成功实现了现代化发展,但是又避免了西方现代性弊端。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呢?它首先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文明形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信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原则,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中国也是传统的中国,中国不可能离开传统搞建设,尽管儒家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时段不被看重,但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人的根,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今后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以之烛照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五大文明的协调推进形成了一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为主导的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新型的文明形态,既有儒家信仰的传统又有共产主义理想这样一种科学的主义的指导。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激活”状态下出现了现代化转型。这就使奠定在现代化基础上的中华文明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文明形态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从全球范围看,这条产生于中华文明基础上具有特殊性的现代化道路也就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给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不仅将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很可能预示着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

  这些理论创新提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怎么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既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避免了西方的现代性迷茫,又克服了东方一些国家和地区信奉儒家文明却从根本上又受西方支配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弊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

作者:王立胜     责任编辑:吴桂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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