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民进中央开展理论研究机制探索，由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任组长，机关从事思想政治、组织发展、宣传教育、参政议政、会史研究等工作的部分干部为组员，成立“加强民进的作风建设”课题组。课题组成员分工合作，针对民进当前作风建设的需要，围绕“如何理解作风”“如何理解民进的优良作风及建设历程”“如何理解参政党作风建设的要求”三个方面的问题，梳理相关资料，提出意见建议，形成了6份专题报告。本文系专题报告之一。

　　一、追求民主、参与民主、体现民主的民主作风

　　民主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核心价值理念。我们所理解的民主，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既有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西方民主理念的吸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伟大创造。将民主与作风联系，“作风民主”，即在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上的追求民主、体现民主，包括：一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价值取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参与民主政治实践，开展民主协商、选举等民主活动；二是在政治生活和本职工作中贯彻民主集中制，集体议事决策；三是对待不同意见保持开放开明和民主态度，平等公正、尊重坦诚，善于倾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民进领导人一贯具有民主思想。蔡主席指出：早在民进成立之前，民进创始人就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站在人民的立场，主张团结、民主。基于这种进步的政治立场，马叙伦、周建人、郑振铎等就经常针砭旧时的政治作风、政党作风、民主作风，强烈抨击独裁、专制、官僚、虚伪的作风，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民进诞生于抗战胜利后追求民主、反对独裁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浪潮中。在《周报》《民主》《文萃》《昌言》等民主刊物中，他们撰写了大量争取民主的文章。1945年9月，柯灵、唐弢创办的抗战后上海第一份民主刊物《周报》发刊词表明，包括民进同人在内的文化界人士，“站在人民的立场”，“主张：加强团结，实行民主”，以后又多次强调这一点。同样，郑振铎主编，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蒋天佐等民进同人为编委的《民主》周刊，在发刊词中强调“我们以中国国民的立场来发言。”郑振铎说，我们要“不含糊地在谈民主”，“我们不仅仅谈，我们要身体力行。”这表明民进前辈主张的民主，不仅在思想理念层面，也是在行为层面，是民进前辈的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他在《把主人当作了什么人？！》（《周报》1946 年第38期）指出国民党“新旧官僚们的作风，却还一成不变”，肆意压迫侮辱人民。他发出怒吼：“他们今日把人民们当做了什么样的人？是主人，还依然是奴隶？主人们是非做主人们不可的！不管新旧官僚们怎样的挣扎着，甚至还有瞬刻间的“回光返照”之势，但他们是必须被淘汰的！必定会被淘汰的！只有真正的“公仆”们才会替主人们真心的服务着。”

　　马叙伦在《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期内》（《民主》1946年第21、22期合刊）一文中提出了“改造国民党的十二条建议”，他认为，国民党应当严格整顿党风，一方面是国民党的作风，要加强民主作风，反对专政；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党员的作风，要反对官僚化。他又说：“国民党过去的作风，已不能尽满人意；近来的作风，‘每下愈况’。这样不是国民党精神堕落的表示吗？”精神是作风的根源，读者自然可以从此领悟到国民党的作风改善，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周建人在《关于民主与统一》（《民主》1946 年第14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将选举与民主等同，“人民之所以要求民主政治，要求施行选举，根本就是为了要求获得民主地生活，一切行动都有民主的作风。”在这里，民主的作风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政治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要政治民主化，必要先有民主。”而从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来看，“如昆明的屠杀等等事情来看，一点不象能够接近民主，距离实在非常之远，连选举、讨论，都不可能”。

　　和中共以“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民主为核心价值追求、以密切联系群众为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类似，民进组织因“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而成立，从一开始就把民主的实践行为放在重要位置。可以说，民进的成立就是对民主作风的呼唤和践行。民进成立过程是民主的，由团结在核心人物周围的爱国民主人士聚会座谈发展而成，其成立是交换意见的产物；成立后无论是选举产生理事、常务理事，还是对事项的公开、讨论、充分发表意见和决议，可见组织运行原则是民主的；民进成立后，立刻投入了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为爱国民主运动特别是上海爱国民主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民进的前途命运由民主的方式确定，在酝酿解散的时期，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约马叙伦谈话，马叙伦同志同意再做工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在民进一大的预备会议上向代表们作的重要讲话，做通了思想工作。最后，民进一大上，经过充分讨论，作出了《关于本会应该继续存在并加强工作的决议》，而部分创始人则根据自愿，按照成立时的章程自行退会。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原则。民进二大工作报告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代表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的合理要求，随时提出积极的建议”，“鼓励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独立思考，提倡自由争辩的风气，是我会今后思想工作重要的一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民进致力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在民主监督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近年来，在自身建设方面，通过不断强调民主集中制、开展会内监督工作，领导干部下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等，民进组织的民主氛围越加浓厚。以上皆是民进组织“民主的作风”的具体表现。

　　民进领导人一贯具有民主思想，无论治学、从政，作风民主，为人称道。王绍鏊从事统战工作，“择其善者而从之”。赵朴初作风民主，善于倾听和总结意见。顾颉刚极力提倡学术讨论，欢迎批评并勇于改正错误，与钱穆论学不害交谊，推荐其到大学任教，学生谭其骧有不同意见，鼓励其深入研究，与其往来讨论。全面抗战期间，吴文藻在云南大学开办人类学讲座，和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开展以魁阁为基地的研究实践，形成了中国社会学史上著名的“魁阁”精神，强调“学术自由”，鼓励个人表达、公开辩论和合作。在五十年代前期编写《汉语》教材的过程中，叶圣陶先生主持全体成员集体讨论，不分年龄长幼、学问深浅、地位高低，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坚持自己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徐伯昕同志和邹韬奋一起创办了“最早用民主方法管理的书店”——生活书店；在全国政协期间，他建议制定了政协历史上第一个《政协全国工作委员会工作组组织简则》，提出工作组要实行“三不”方针，创办双周座谈会，坚决贯彻“双百”精神。

　　二、善于协作、团结群众、广交朋友的团结作风

　　发扬民主作风，意味着平等、尊重，体现在工作生活中，则需要采取团结而非斗争的方式。“团结的作风”是由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特质所决定的。它是中国文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传统的体现，也体现了统一战线“合作共事、广交朋友”的优良传统。团结的作风表现为：一是团结协作，善于协调各方面力量推进工作；二是善于团结群众，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利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善于做思想工作，采取说服而不是采用压服手段；三是广交朋友，诚恳待人、耐心沟通、谦虚谨慎、宽厚温和、与人为善、先人后己、友善奉献等。

　　民进组织本身是团结力量大的产物，是由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团结而成、发展起来的。马叙伦在当时谈及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因时说：“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凑在一起”，即表明了成立之初创始会员之间的朋友关系。民进一产生就致力于民主人士、各党派团体的团结工作，牵头成立“人团联”，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上海民主运动。民进团结会内外知识分子参加新生的人民政权，理事会对全体会员的专长和志趣进行调查，同时强调，确有成就地位的专家，不属于其他党派而为我们会员所熟知者，也可以负责推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进协助党做好团结知识分子工作，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实现自我改造，积极投入国家建设。马叙伦在民进一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回顾过去，首先应该指出本会起初虽然只是一些爱好民主的进步文化教育工商界人们，在国民党卖国反动统治之下激于义愤，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平而联合起来的一个团体，不是政党组织，但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在斗争过程中却表现了一个党派的作用，我们的斗争方式主要是依靠结合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组织联合战线。”

　　1956年8月召开的民进二大通过的新章程增加了体现民进特点的基本任务的表述：民进要“团结教育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分子，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代表他们的正当利益”。民进恢复活动后，积极协助中共和政府有关方面落实政策，团结带领广大会员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民进团结带领会员和所联系群众，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受党的领导，与党通力合作，亲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做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团结，既是民进参与中国民主政治的方式，也是民进组织和个人在工作中时时刻刻体现出的行为准则。

　　民进组织发展和发展会员的过程，其实是不断团结的过程。民进不断团结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旗帜性人物，除创会时期的一大批知名人士外，车向忱、吴若安、杨东莼、吴贻芳、冰心、叶圣陶等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受邀入会的。民进组织团结发展会员，以志同道合为基础，以民进前辈的崇高风范为旗帜，许多会员都是在民进前辈的精神感召、身边民进会员的示范影响下加入民进的。民进人团结发展会员最初往往从自己身边的亲友故交开始，从亲属亲戚、老师、学生、朋友、同事、邻居中发展会员；民进在各地的组织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团结当地代表人士的过程，离不开中共党委、统战部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也离不开老一辈民进人致力于团结的努力工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特殊时期，民进前辈克服左倾遗毒的影响和物质条件艰苦等困难，或骑自行车走街串巷发展会员、或屡次登门耐心说服、或连夜起草印刷文稿、或自掏腰包解决经费场地，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民进的团结作风，体现在各级组织、领导集体、民进会员之间充满着团结友爱。民进领导集体充满团结，领导人之间终身交往、友谊深厚，君子之交贵相知，风雨之际见真情，留下了一段段佳话。在民进的工作中，民进领导人是团结同志、团结各级组织、机关干部和会员的典范，亲切和蔼，言传身教，保护帮助，无微不至；民进的会员爱会如家，会员之间亲如家人。在民进的组织发展、开展工作，各项会议、活动中，在民进成员的言谈举止中，无不体现出“爱满民进”的团结氛围。

　　民进前辈的团结风范，表现在他们与人交往时的共同特征，如谦虚谨慎、宽厚温和、与人为善、先人后己等等。如周建人关怀劳动人民，年轻时与鲁迅一起为黄包车夫治疗伤口；叶圣陶、叶至善待人谦逊宽厚的君子家风；雷洁琼对待素不相识的群众的一片爱心；心胸开阔，风趣有爱的冰心；春风化雨、有求必应的赵朴初等等。叶圣陶多次写下“得失塞翁马 襟怀孺子牛”赠人，93岁高龄的他在辞去民进中央主席职务后以“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勉励会员，后经赵朴初先生手书后赠给大家，成为民进成员代代相传的修身格言。民进前辈重视团结，尊重、团结、保护知识分子。他们关心青年，帮助青年的成长，热心培养人才。不少民进前辈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深厚的友谊，共同书写了团结协作、风雨同舟的佳话。

　　三、实事求是、朴实认真、求真务实的求实作风

　　我们都知道，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首。同时，民进历来有老实、朴实、踏实的传统，是讲老实话、办老实事的“老实党”。因此，我们理解的“求实”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客观、理性、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进行深入调研、整改、钻研等活动，投身实践，务实工作；二是为人朴实、做事踏实，认真、细致、勤奋工作，不尚空谈；三是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直面问题，敢谏真言。

　　民进产生时的宗旨即为促进民主政治之实践，一产生即投入民主运动的实践之中。在民主革命时期，民进追求真理，坚持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进脚踏实地，务实工作，投身促进民主政治之实践，为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从五十年代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调研和协助党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到恢复活动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主要工作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协助落实政策，再到民进四大服务四化建设所做的工作；从“健康第一”的提出，到开创服务四化新局面，到教师节、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尊师重教，都体现了民进务实的工作作风。民进四大报告中说：“领导作风要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民进的各项工作都体现了“务实”的作风。

　　民进前辈为人朴实，不尚空谈，治学和工作，注重实际调查，理论联系实际，勤勉踏实。马叙伦一生务实，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阶段，他都是言出必行，解放以后，他在领导全国教育工作时，同样是不务空谈，而是不断深入实际，研究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王绍鏊在担任建国初期的财政部副部长时，向组织提出建议，应该走出办公室，到基层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周建人精通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崇尚独立思考，倡导“如实地想，如实地说，如实地做”，他最重勤劳朴实的品格，要求大家说实话、办实事、做老实人。雷洁琼在治学上始终坚持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她强调从事社会学研究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一定要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学以致用”。直到1998年，93岁的雷老还在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一行到苏州调研农村与农民问题。20世纪20年代，车向忱在东北投身平民教育，用自己的工薪，创办平民夜校，脚踏实地、服务社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民进前辈做事踏实，勤勉认真。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绝不马虎，“开明风”就是典型的例子。以叶圣陶为灵魂，汇集了叶圣陶、顾均正、贾祖璋、傅彬然、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唐锡光、叶至善、卢芷芬、覃必陶等诸多民进前辈的开明书店，形成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著名的“开明人”“开明风”和“开明精神”：其特征是朴质、笃实、严谨。开明人孜孜不倦地从事于学问研究，以教育家的态度来办书店，脚踏实地，一句不苟，一字不偷。就连做广告都体现求实作风，没有夸张的词句，为人称道。

　　民进前辈爱做实事，对待挚爱的事业，民进前辈总是精力充沛、充满热情。他们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雷老89岁高龄时深入到北京郊区最西部的山区调研；高年卧床期间，有一个家乡广东话说的口头禅：“起身啦！”（意思是起床啦），直到最后一刻仍然想起身工作；冰心“生命从八十岁开始”；赵朴初高年进入民进参议委员会后，说“我虽然年纪大了，是‘老公坐而论道’，坐而论道是可以的，不但坐而论道，还可以前行。拿着拐棍可以走，人家扶着也可以走嘛，能走是可以做些事的。”83 岁高龄时他还代表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到云南昆明视察工作。潘承孝以98岁的高龄，挨家挨户探访和慰问在天津的参议委员。民进四大时，周建老90岁高龄爬上5楼看望大家，86岁的叶圣老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79岁的冰心老健步如飞前来讲座……民进前辈的长寿也来自于对待工作的认真忘我态度。

　　我们常说求真务实，求实必然意味着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公道正派，不畏强权，正直敢言。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进前辈追求真理，坚持正义，敢于斗争，奋不顾身；经受反右扩大化和“文革”考验，民进前辈依旧对党忠心耿耿；拨乱反正后，他们反思“文革”，批评社会丑恶现象，不遗余力。冰心先生讲话、写文章，针砭社会，直抒己见，敢讲真话，老而弥辣，她寄语民进后人，要“为人民说话”。她多次书写祖父的自勉词“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赠给友人。叶圣陶、周建人为刘中月事件发声，都体现了民进前辈的担当和胆量。民进前辈崇尚讲真话，不说阿谀奉承的话，始终对夸赞自己的话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一点同样体现了民进前辈的求实品格。

　　四、淡泊名利、简朴自律、公私分明的清廉作风

　　清廉，即清正廉洁。清廉的作风，包括在消费、会务、出差、交往等方面贯彻八项规定、学法守法、严守法纪、接受监督等的底线要求，但更多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刻苦自律、克己奉公、公私分明等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事实上，民进前辈大多以教育文化出版为业，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躬行君子，崇尚为国为民、大道为公，崇尚气节，不注重物质生活，不谋个人和家庭的私利。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幼家贫，苦读出身，即便后来身居高位，依然不改简朴本色，严格自律，两袖清风，一心为公。

　　民进前辈发起成立民进组织，出于公心；民进的成立，不为做官，不为谋名，成立之初的简章规定：“本会至国民代表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后，由大会决议宣告结束。”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进前辈据此退出了组织，“去留两公心，进退无私利”。民进领导人高风亮节，在担任会内领导职务方面，只求为组织作贡献，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常常主动辞让，引进贤能。如：徐伯昕多次登门热诚相邀叶圣陶先生到民进担任高于自己的领导职务。范兴登忠心耿耿为民进，他在广东民进负责会务多年，几次辞让民进中央候补委员、广东民进主委、广州市民进主委职务，为民进引进人才。在“反右”“文化大革命”等重要关头却挺身而出，保护领导，保护机关。

　　民进前辈淡泊名利、不求回报，轻个人进退，重事业兴衰，主张“做事不做官”。周建老一再说起自己最想做的职务是图书馆长；叶老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雷老曾经表白：“说到底，我只是一个老教师。在所有的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我虽然做过一些社会工作，但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教师岗位。”她为社会学恢复发展尽心竭力，身为与费孝通比肩的社会学家，却从未担任社会学学会会长，而是支持比自己年轻的同志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领导请雷老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 社会学》卷主编，她一开始推荐别人，后来她知道了其中的困难情况后，才欣然同意，亲自参与工作。郑振铎“做事不做官”，辞让文物局长。因为领袖的信任就任后，将自己所有收藏陶俑捐献国家，从此不再收藏文物，也要求下属不再收藏文物。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

　　民进前辈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公私分明。马老一生自奉简约，抗战期间困居上海，他拒绝贿赂，痛斥汉奸拉拢，两袖清风，身无长物，生活捉襟见肘，也不改清廉之志。据宓轶群回忆，“马老平日家居，自奉极俭，解放前，晨间往往亲自赴菜场购买副食品，有时且购收摊货（俗称落脚货），我曾几次看到他在家捡绿豆芽荠菜等，当时通货膨胀严重，货币极度贬值，记得周建老亦常常上菜场自购副食品，二老见面，每每议论青菜萝卜价格，当时煤气尚未普及，家居以煤球为主要燃料，每晨发火，一般家庭用小柴片引火，马老常亲自在门口后坐小凳上以柴刀劈柴爿为小块，马夫人常笑骂为‘贱骆驼’（杭州土话，带有自讨苦吃的意思）马老不以为意，且还吟诗以见其志。”王绍鏊毁家纾难，两次变卖祖产从事革命活动，全家靠借贷过日，建国后，也一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对家人严格要求，从不谋求私利。周建人抗战期间贫病失业，依然拒绝为汉奸写文章，商务印书馆同人得知后，为他写下“士穷节乃现，民主安无倾”的对联，他终身悬挂家中堂上。解放战争时期，物价飞涨，处境艰难，他依然拒收国外组织赠送的大米、面粉和火腿等物。建国后身居高位依然以恬淡清苦自甘，拒绝疗养，调动工作时主动让妻子退出工作，退还房子，不去疗养院疗养，不坐“公务车厢”。叶圣陶和夫人在同一个院子办公，却不肯让夫人同车前往上班，夫人因病请假，连工资也要退还。雷老生活朴素、廉洁自律，她长期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但从没有为家人徇过私利，对家人和晚辈要求非常严格，告诫他们自食其力，不要走后门。即使是长期陪伴在她身边的侄女雷浣妍大学毕业后要被分配到云南艰苦地区工作，她也从没想过靠关系把侄女留在身边。1994年，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参观毛泽东同志遗物展时，雷老写下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传为佳话。赵朴初长期从事救济工作，经手的钱财物可谓不计其数，他两袖清风，有一次要到北京去，只好去找朋友吴企尧借钱。在“三反”运动中，他的审查结果没有任何问题，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被誉为“国宝”。林汉达生活朴素，夏天在家里，有时他所穿的背心已破得没法再补了，但为家乡学校捐钱捐物时毫不吝啬。车向忱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宋庆龄副主席请他和东北几位老同志去她家吃饭，当时外出本来都是由国家事务管理局或东北驻京办事处派车，他却带着警卫员自雇两辆三轮车，为国家节省。徐伯昕创办生活书店，不以营利为目的，默默地站在生活书店金字招牌后面，不谋私利，甚至连子女生病都无钱买药治病。从生活书店到主持民进中央工作，他从未利用职务之便安排亲友的工作。他很注意为公家节省，写东西，包括写批示，常用旧纸翻过来写。有的朋友送给他土产食品，他还拿到机关与大家分享。在他逝世前两年，还把积蓄的3000元捐给民进作为文教基金。吴贻芳不搞特殊化，自己既然当了副省长，按照行政干部拿工资，不能按照一级教授拿更高的工资。1979年，她赴美接受母校颁奖，旅费国家拨款25000元，她一路节约，只用掉3500元，余下全部上缴国库。在美国的校友赠给她一台收录机，送给民进南京市委会使用。她病危醒来，把组织上送的用来滋补身体的钱全部捐给了基金会，而自己穿着打着补丁的衬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少民进前辈留下遗嘱，后事从简，捐赠遗体，抛洒骨灰，其后人按照其遗愿捐赠藏书和文物给国家。他们真正做到了将一切献给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