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民进中央开展理论研究机制探索，由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任组长，机关从事思想政治、组织发展、宣传教育、参政议政、会史研究等工作的部分干部为组员，成立“加强民进的作风建设”课题组。课题组成员分工合作，针对民进当前作风建设的需要，围绕“如何理解作风”“如何理解民进的优良作风及建设历程”“如何理解参政党作风建设的要求”三个方面的问题，梳理相关资料，提出意见建议，形成了6份专题报告。本文系专题报告之一。

写在政治协商会议以前

《民主（上海）》1945第12期  作者：马叙伦

　　至于说到政治，依然和满清是“鲁卫之政兄弟也”，虽则花样翻新也不少，总是人家说应该有这样，就来备这样，人家说这儿缺那样，就去补那样，无非头痛救头，脚痛救脚，我们从来不会看见像戏园子那样镲鼓儿未敲，先给人家晓得了从跳加官到压轴的一套戏目，就是国民政府从广州到江宁和到重庆的作风，也不过改唱京戏为文明戏，或者来一套话剧。这是什么原故呢。第一，党国者除了新旧八股式或者对策式的一套自吹自唱以外，根本不晓得政治是什么。第二的确也没有像样的政治家可以帮助他，虽则有唱拿事实来表现的，也不过如是如是。因此三十四年里政局到屡变而不一变，总是大桀小桀大貉小貉，一言以蔽之，官僚政治而已。

论人民应该多说话

《民主（上海）》1945年第3期  作者：周建人

　　这条办法，杜威以为很容易办的，在中国却还不容易做。因为中上层分子，反对贪污还没有像反对帝制的坚决。真正的人民是没有不反对贪污的，但是力量还不够；有些人们还给他曲谅与宽容。而且袁氏皇帝虽然做不成，皇帝时代的专制与压迫的作风却并没有去掉。即使有人敢去调查收入与支出，能够发表出来吗？多半不可能。他会忽然失踪，或者忽然得到一个毫不相干的罪名，坐在牢里了。别人虽然明明知道他在被陷害，但又谁敢去揭穿？如果揭穿了，便是犯了罪。因此没有人敢说话。有些人心里是知道的，知道隐忍不说，就是让黑暗势力去抬头，就是消极的支持黑暗势力的伸长，但是没有具体的办法。

关于新年的希望

《民主（上海）》1945年第12期  作者：周建人

　　五四时代提出过的口号是要求科学与民主，今日所要求的还是这两桩事情，不过应该把民主放在前面，因为必须先有民主，随后才可畅谈其他的文化。到这时候，人民选出了自己爱戴的人来执行政治的各项事情，大家联结成一体，再无须产生打手、暴徒与制造屠杀青年及一切思想清楚的人们的子弹了，社会也成了清明的社会了，这时候科学及其他的文化方面的事业才可以更有效的推进。我因为当公司里的编辑以后，又回过去做一点从前做过的事情，便是教一点书，遂稍微看到这一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在学校教育里的科学教育，特别在高初中里面，还应该参考进步的国家的办法加以改革。在中国许多经费支绌的学校里，往往偏重书本知识，缺乏实验训练。就是在中学里，其实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等学科都应有特别的教室（高中的生物学似可分开为动物与植物，又可加地质学）。而且应当尽力与有关系的制造厂、工厂、农场、试验场、畜牧场、鱼荡，以及与博物馆、博物园等等联结起来。这样学习来的知识才是活知识，而且与技能联结在一起的。杜亚泉先生在一篇某杂志的发刊词上说出两句口号，便是“科学中国化，中国科学化”。科学中国化是须从学校的科学教育与社会上的科学实践联结起来才能做到的。我看出中国的科学者与西洋的科学者作风非常不同。比方西洋的科学者在中国采到植物，如果可能，他总想查出本地的中国人叫它什么名字，把它记下来，有时再注明意思。这是对的，因为是民众叫它的名字，活的名字。中国科学者却很少做这部分工作的，喜欢在书斋里制造出名字来叫别人去遵行。科学中国化里实在包含科学与大众关联起来。中国政治一上民主的轨道就应当竭力推进科学（别方面亦然，不过这里来不及说），一面提高与加深，同时也扩大，由贵族的变为大众的，我想这是大家都同意的。

关于民主与统一

《民主（上海）》 1946 年第14期  作者：周建人

　　叶青所讲的民主当然不是讲“生活的一种方式”，不是指“做人的一种道理”，只是说民主制度的形式，说这种制度是注重选举的，所以须统一起来以便举行选举。并不是讲生活的民主即民主地生活。但是人民之所以要求民主政治，要求施行选举，根本就是为了要求获得民主地生活，一切行动都有民主的作风。因为这种民主生活非由人民起来自己选出相信的人来执政不能得到，所以同时要行选举制度。并不是只要是选举：无论它是包办的选举，无论它是象从前有过的用贿赂劝诱的选举，或者用武力去逼迫的选举，都会满意或赞成的。一切事实都指示了人民，选举必须民主地来选举，不能包办地来选举的，所以民主是先决条件。拿目前的事实，如昆明的屠杀等等事情来看，一点不象能够接近民主，距离实在非常之远，连选举、讨论，都不可能。所以要政治民主化，必要先有民主。

日本法西斯主义消灭了吗？

《周报（上海1945）》1945年第12期  作者：周建人

　　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了三个多月，但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恐怕还没有消灭。它还要把中国扭住，不肯放手。本来日军既奉日皇的命令投降，办法只有缴械，设法把他们送回去；侨民也是同样办法（送回去）；这种办法报上早发表过，且已为大家所公认。不知怎么一来，据说有的报上发出谬论，说日侨可以入中国籍（原文我没有看到，只在别一种刊物上看到严厉训斥的文章，指出他的荒谬）。自此以后陆续有日侨请求入中国籍的消息传出，——有一次汉口有日侨请求入籍，前几天又有上海日侨七千人请求入籍；十一月十九日报上说华北方面日方官兵及侨民大多数不愿归国，要求给予工作，留居中国，这种请求，会不会答应呢？明白的人自然会懂得这种道理，不明瞭的人恐怕一时不容易了解它。假如像清朝时候，皇帝发兵打仗，与中国的人民确极少关系。至于日本天皇领导下的军阀主义下面的到外国去的商人，如说不受这等主义的影响，实在没有人敢相信。我随便举出几个例子来谈谈。有一次我在北平，正值俄国发动大革命不久，有一处地方的日侨，组织起来，去阻挠与干涉革命，遂被暴动的民众所杀掉。在北平的日人就非常忿怒，对于干涉革命之不应该一点不加以批评，只是口口声声说要打俄国，其中还包括平时好像很和平的人。那时候中国人却是这样说：“人家革命，外人本不能干涉的，日侨出去干涉，咎由自取！在俄国的侨民各国都有，甚至么不杀别人，独杀他们的呢？不杀中国人呢？”实际上中国人还在参加革命。不是《钢铁怎样炼成的？》的作者便说起有中国人协同作战吗？北平的日侨却只是说要打俄国，一直到日本出兵以后，传到以进攻了些地方之后，心才平下去。汉口与上海的日侨是否与那些北平的人思想两样？是否是反法西斯的？这种扭住中国不放的作风是否与先前要派谢罪团相似的作风？

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期内

《民主》1946年第21、22期  作者：马叙伦

　　第二大大会里，各中委热烈的检讨党务，也表现了国民党确实尚有更生的希望：如谷正鼎的主张“加强民主作风；”黄宇人强调：“党的革新及团结民主之必要，”又主张“严申党纪”；罗贡华“以三民主义皆未成功，而民权民生尤待努力；”萧铮“要求对党的制度及人事作彻底清算，以明了利弊及其责任问题。”我们以客观的态度，认为都是至诚坦率，不夹有何作用的话来看，也确实见得国民党还有觉悟分子。假使国民党分子都能觉悟，前途不但仅有希望，还大大的可以有为。

　　（五）须先统一内部   我们当听得国民政府主席谈政令须统一，但是蒋先生在国民党的地位是总裁，国民党内部是否统一？这是天晓得。自然，在总裁制度下，我们从没有看见国民党有不统一的表现。但是外间为什么传说派别有六七个的多，而且不可否认的，彼此队里都到尖锐化。我们早晓得党内无派的口号，为什么居然有这样许多派别传到人们耳鼓里。而这些派别各有各的作风，就是胜利以后，各处畸形的现象，传说也由这些派别制造出来。那末国民党的力量在民众里一日减一日，民众对国民党的印象一日坏一日，都是由于国民党内部的不统一。

　　（六）须严格整顿党风   现在国民党的党风要分两面来说，一是党的作风，如谷正鼎说：“加强民主作风”。换句话来说，如昆明惨案重庆较场口活剧的作风，至于费巩教授会失踪，杨潮记者会瘐死，虽则不能咬定这也是国民党的作风，但是一党专政底下难逃这种责任。所以众口哓哓，几至铄金。我们以为这种作风，无异国民党自掘坟墓。因为对于国民党丝毫没有利益，而反激动民众对于国民党的恶感，使国民党在民众里的力量，一下子锐减的。这些事件是有极大关系，因为人是有极大同情心的动物，所以说“人为高物之灵”，所以说“万物之性人为贵”。我常体贴到的人的同情心总是给与死者为最大，所以在一个政府党的地位，如果一干这些事，就拿失去民众对你的同情。真是是是非非的公道，也是人类的高尚道德。而且这里失了同情，还会影响到别的方面，例如东北的事件虽则各处也有学生的游行，似乎社会上不甚起劲。这是什么原故，不是他们不爱国，只是他们对政府失了信任，横竖你到我们怎样，我们应得的权利掯住了不给，倒要我们来负这样的责任，我们爱国不必也用这种方法来表示。这种消极的不与政府支援，不是从这件事直接产生的，不是对于国事的淡漠，而是对于政府表示其淡漠。然而现在政府是国民党专政的政府。

　　另一方面，当然是指国民党党员的作风。这点，我简单地说，现在党员太官僚化了。（自然也有不官僚化的）党老爷的口号，随处可以听得，就是证明。

　　一党的作风，表示着他的精神。国民党过去的作风，已不能尽满人意；近来的作风，“每下愈况”。这样不是国民党精神堕落的表示吗？如果改造国民党，便须严格地整顿党风。

当前一个严重问题

《民主》1946年第23期  作者：马叙伦

　　而且国民党有没有权把他党里的决议送交国民代表大会？就是拐个弯儿经过国民政府，也是成问题的。我以为国民党就是还有补提意见，应该交给他的代表，提出宪草审议委员会，审议会可以提出意见，请政治协商会议再行协商，这样才是合理合法，而且贯彻和平团结的精神。如果再经协商以后，仍旧维持以前决议案，便当忍耐一下，等到决议案实行以后，看见利弊，再图筹补，这是政党和政治家的正当作风。切不可以恃着国民代表大会里自己党的代表占了多数，硬要坚持到底，那末是预备再流政治血，但是便流一次政治血，不晓得能达到目的否？在国民党不曾树立新生命以前，我是替国民党很担忧的。多难兴邦，是国民党现在的箴言，甘为戎首，也是国民党现在的戒条。

希望政协不要再让步了

《周报（上海1945）》1946年第31期  作者：马叙伦

　　我这样关了房门，自说自话，真是“臣罪当诛”，但是“杞人忧天”，“鲁嫠泫绩”，终究不是为着自己有什么企图。我更可以说，看了近日几个报告，如陈立夫先生要长内政部，内政部和选举有密切关系，当然惹起我们的注意；还有朱家骅先生要长沪市，张道藩先生要长京市，似乎象征着政府将要着手改组，但是政协闭幕以后，像煞政府立刻就要改组，各党各派有提出人选的预备。但是后来消息，须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以后方可产生改组的联合政府。现在距离二中全会闭幕也有十日了，距离政协闭幕足足八星期以上了，据中央社二十五日重庆电：“二中全会所选出之中央常务委员，今日……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法，”那么政协决议的改组政府案，仍就须得国民党核准，那么国民党仍就掐住了王灵官的秘决——法统，改组政府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改组怎样的政府？现在似乎都谈不到；那么这种算不得政府将要改组的象征，一方面我们又看见本月二十六日行政院例会决议，把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免职，换了沈鸿烈；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免职，换了王陵基。我们认为黄绍竑和曹浩森不是不应当换的，但是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似乎更应该马上撤职倒还不换，而且假使诚意的“还政于民”，一切用人行政应该由改组后的政府按着政协决议的和平建国纲领来办，何以把改组政府好像倒丢在脑后，而仍不断地像表示着在行政上更积极的做，这又像并不预备“还政于民”，还在挣扎着，想等到国民大会里“妥筹补救”。有人说，这种换人，是所谓起身炮，正是官僚政治应有的作风。我觉得“比不于偏”，恐怕正是切切实实布置一番。

应该由人民来打开这个混乱的局面

《民主》1946年第26期  作者：马叙伦

　　我不愿再拿我的意见来评判国民党的合法政府，我只请大家（除了在朝的一部分国民党党员）把身体上实受到的快乐和苦痛想一想，把半年了上海几份非党政机关办的报纸看一看，甚而至于党里自己揭出来的什么贪污，什么官僚作风，什么官僚资本，和何所谓合法的参政会里的决议案，也注意读一读，那末是不是合法政府的政治应该这样？那末是不是掮了这块所谓合法政府的招牌，应该把所谓非法政府消灭了？

国民党反民主的证实

《民主（上海）》1946年第27期  作者：马叙伦

　　二十世纪是民主的世纪，这句话也没有经世界的人们来否认，当然由于公认民主是真理的原故。这次大战是民主国家集团抵抗法西斯国家集团，是明显的事实。不过民主国家集团里的美法两国是道地的民主，英国是君主其名而民主其实；苏联的政治作风，因他们信仰的主义关系，所以和法美不同，而实际也是民主。我们中华民国呢，民主其名而独裁其实。仗了这个民国两字的牌头，挨进了民主集团，也跟着唱出打倒法西斯的口号，究竟有点羞答答地。所以胜利将要来临，不能不预备应付，因此独裁者不得不吐出“还政于民”四字，心里自然怪痛的。但是穷人装富，挺起肚子过桥，不过一时做作做作。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闭幕的时候，怎样夸奖，怎样赞美，怎样说要把决议案见诸实行，转背就在二中全会里掉枪法，又在参政会玩把戏，管他什么“君子慎于言而敏于行”，什么“驷不及舌”，好在自己人多，出了题目，有人做文章，一气呵成，至于“人言藉藉”，只装聋子不听见。

中国人真没出息？

《周报（上海1945）》1946年第33期  作者：马叙伦

　　经过八年的抗战，证明了我们的民族并没有生理上的蔫萎，的确是两种病菌作祟，在抗战期中第一种病菌的发育少许迟缓，而第二种病菌的培养加强，这种病菌的发育，也非常迅速，他的一部分表演出来的，就是政治上的贪污作风，文武官吏的奢侈和发国难财，就是打仗胜少败多，以至于“日蹙百里”的主要原因，也是胜利来临，还会弄得一塌胡涂的主要原因。

内战还不停止吗？

《周报》1946年5月18日第37期  作者：马叙伦

　　如果只是迷信武力一定可以消灭共产党，那末共产党假使真被消灭了，国民党还存在么？我们实在不能替他写下包票，因为一则恐怕两汉和唐、明末年的现象，不等共产党被消灭了已要发生。再则共产党被消灭了而两汉和唐、明末年的现象一经发生，不是国民党能够了事，是有决定性的。因为大家不愿意打仗，而你强迫他再打一回，死的伤的损失的总归不是你们而是老百姓，他们的怨恨到怎样程度已经有眉目了。等到他们已经潮起来了，再用武力，恐怕个个要“倒戈相向”，这是历史写下的教训。就使你再把民潮压平了，政治有办法么？我们看看宋初的情形，就不觉地要“毛骨悚然”。因为五代的末年也是社会总崩溃了，所以宋初经过近百年的时光，还没有好办法。拿国民党近时的政治作风来看，扬汤不换药，固然不行，换汤又换药，会行么？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好的办法，给坏人一行就糟了，国民党造成的贪官污吏，他们如果有半分良心，这次内战也不会起了，那末假使他们还握著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政治会得好么？

由人民来解决“内战”

《文汇报》1946年5月24日  作者：马叙伦

　　自生自灭。唯政府方面，较为现实，尚拟作最后努力。现在中国人在美国一般人民眼中地位，已大为低落。八年抗战，等于无功。一般说来，一般人民对我政府，差不多已与西班牙之佛朗哥等量齐观。最近我等实习均受影响不小。各地报纸每日将中国内战消息，用第一号最大标题刊出，尽讥刺之能事，令人啼笑皆非。在美国人民眼中，几乎无一中国官员不贪污。八年来，一般民众忍耐，吃苦，流血抗战的辛苦，都被几个月贪污枉法的作风，扫得干干净净。中国这次在抗战中的供献，终被人遗忘。可怜得很！美国人对共产党批评要好些，但本质上美国人不会喜欢共产党，……日本倒慢慢地抬头了，看来实在危险。

南通血案抗议

《民主》1946年4月13日第26期  作者：郑振铎

　　我们以为这次南通血案，并不是单纯的地方事件。同样的事件，处处都可以发生，假如特工组织不彻底废除，地方官吏的作风就不根本变更。

人权保障在那里？

《民主（上海）》1946年5月11日第30期  作者：郑振铎

　　关于此次选举市参议员，我们不想说什么，因为这样的选举方法，我们是根本反对的。就极小的一点看来，有所谓区域选举的，硬把某某人放在某某区，其实他是并不住在这一区里的；这和从前把某某人硬塞在新疆、西藏等等区域，作为国民大会代表云云，而他却根本上与新疆、西藏无关的作风，并无不同。这样偷天换日的作风，实在是蹂躏民权的一件大事。

把主人当作了什么人？！

《周报》1946年5月25日第38期  作者：郑振铎

　　这样的直到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华民国建立了。然而民贼袁世凯和依附着他的官僚阶级，却依然的施行着专制的手法，以人民们为牺羊，为俎上之肉，依然的丝毫不变易前朝的一切作风，不过表面上把“大清帝国”换做个“中华民国”而已。

　　……

　　这种古老的观念，到了今天，虽然民主、民主的呼声很高，其势也非实施民主政治不可，而新旧官僚们的作风，却还一成不变，依旧的以人民们为被统治者，为任意压迫、剥削的对象，为牺牲，为俎上之肉，甚且有变本加厉之势。油灯快熄的时候，会突然的亮了一下。难道这便是回光返照么？

论官僚资本

《集纳》1946年第5期  作者：郑振铎

　　大后方的情形也并不比这好，却是大出意外，大可痛心的事！天下老鸦一般黑。官僚们的作风，当然是天下一式的，无分沦陷区与大后方。

论民权初步

《周报》1946年第26期  作者：郑振铎

　　再有一点，也非加以扫除或改革不可的，便是历代相传的种种“公文程式”。那些“公文程式”，充分的表现着非民主的精神，封建残余的形式，以及官僚们的恶劣的作风。老百姓们被视作“被治”者们，而官僚们则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凡国民们有事向中央或地方政府接洽或说明或控诉的，（包括司法机关在内）必须用“呈文”，而且有一定的格式，错了一点也不成。“官方”接到了呈文，便加批示，说什么“仰该民知悉”，简直是对于人民们的一个侮辱！什么叫做“仰”！什么叫做“该民”！该官们自居为何等样的人物！还有所谓“告示”的，末后总是一套什么“切切凛遵无违”云云。什么叫做“凛遵”！一个由人民们委托他们出来办理地方或中央事务的人，如何会对他的主人翁们如此的公然加以侮辱，如此的毫无礼貌呢？至于“官厅”之间的往来函件，也有严格的分别，有的用禀，有的用“呈文”，有的用“公函”，有的用“指令”，有的用“部令”。这一切也都是不适合于民主的国家的。我们要革除封建的残余势力，必须在这种非民主的地方，加以注意，加以改革，加以扫荡。此后，应由政府通知各级机关，一律废除旧有“公文程式”。凡人民们和各级政府机关往来，一律用公函，政府机关之间的往来，也一律用公函，不得再有“上下”之分，不得再有侮辱国民的文句，不得再有无礼貌的辞令。这是起码的道理和起码的民主精神，非由政府立即加以彻底的改革不可的！

论内战应即停止

《民主》1946年第30期  作者：乔峰（周建人）

　　要打内仗的政府官员应该明白这一层道理了（虽然大概说不明白的），这种内战，决无好处，横直“消灭不了谁”的，不如改变作风，实行民主的好。例如对于浙西那种情形来说，应当立即取消保甲制，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由农民自己选出信任的人来办地方上的事情。一面尽力替农民捕捉压迫农民的贪污乡保长等人们，并严厉办罪。因为依靠了官的势力“鱼肉乡民”，罪不会比过去依靠了敌伪势力“鱼肉乡民”轻些，因为鱼肉乡民是一样的。但是这种事情，空口说说恐怕没有用处，希望国民党里的民主分子加倍努力来反对才行。因为在同一个党里，反对一种发生于党内的行动，比较有力些，如果只表示一些不赞成或只表示某程度的离开是不够的。如果只是少数反民主派的行为，民主分子如不竭力奋斗、反对，把它克服下来，却让它去实现，在有些无党派的人看起来，总是整个国民党的行为，不容易辨认是谁的行为，对于人民不能够卸责任的。

反民主作风有助长民主势力的作用

《民主》1946年第32期  作者：克士（周建人）

正文（无）

惩办暴徒与防止日本法西斯“卷土重来”

《民主》1946年第18期  作者：周建人

　　这种事情发生后，上海各界非常忿怒，除却致电慰问以外，都觉得必须加强加速推进民主，包括急速实现蒋主席的四项诺言。我们深深感觉到中国实有一派反民主、反统一的人在里边扰乱，他们反对一切民主的言论、行动以及生活的民主化。他们有一种内战癖，就是一径在想分裂，想内战。内战固然已经停止了，但具有内战癖的人改变了发泄的方向，便是殴打爱好民主的徒手文人学生等，一打，再打；如不严厉制止处置，恐怕此种恶劣作风还要蔓延下去的。

　　……

　　这种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人民的生存，必须防止日本法西斯的重新发展，也必须禁止这种暴行与惩办暴徒。我们眼见得现今流行的作风，对于暴徒实在太宽纵。随便拿一个例子来说，比方：南京临时大学事件，据说代表并没有打姓王的主任，却被捉去关了二十多天，想了许多法子，才交保放出，还是随传要到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暴徒，好像打了便从从容容的散去，没有一次捉住过。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真有点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算盘？

《新华日报》1946年5月23日第3版  作者：马叙伦

　　英美诸民主国家自然决没有这一类的制度，但是被希特勒统制的德国、墨索里尼统制的意国。我似乎倒聒着也有像这样的办法，不过我向不注意这些。不过我们的中华民国人民的知识程度，只须来个保甲已够统制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已自掘填墓埋下去了，决不会有人再羨慕他们，去效法他们的作风。所以德意失败以后，我更不去注意他们历史上损人还损己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