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此次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我们在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强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认识、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深化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根本问题的理解、在坚持“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具有重要意义。

　　落实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上，“新型”一词就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温故知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就是“两个结合”的智慧结晶。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理解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和行动价值，以及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重要意义。

　　从近现代历史中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文化使命

　　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是精神的崛起。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的历史是悲壮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历史视野、文化视野、价值视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有过制度试错的过程。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却没能找到救中国于水火的正确答案。

　　中国共产党就诞生在中华文化没有自信、主张全盘西化最激烈的时候。早在1918年，李大钊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认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文章提出，单靠东洋文明或单靠西洋文明都不能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危机问题，未来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在文化上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并超越东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走“第三新文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便是中华现代文明发展的方向。青年毛泽东注重从哲学伦理的根本上去改造学术和人心。在《心之力》中，毛泽东提道：“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这其中洋溢着强烈的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天翻地覆慨而慷”“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同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大同社会”的信念内在契合、同深受中国传统价值观教育的知识精英的追求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国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精神和制度上的独立自主。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在中国这样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这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毛泽东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民盟代表张澜在会上发言时提出：“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只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这是现代中国精神上站起来的过程，也是在基本政治制度上实现独立自主的过程。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树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之基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传承着伟大的文明。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经历4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大浪淘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当代中国更坚定了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两个结合”重大论断的时代出场，实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术语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有了这样的文化主体性，我们才能形成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华文明就有了在世界文明激荡的浪潮中站稳脚跟的文化特性。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充沛的文化主体性，我们才不会盲从于各种教条，也不会照搬外国理论，而是能够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以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不断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形成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体系，从朴素的政策语言上升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

　　以“两个结合”为指引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着诸多“失语”“贫困”之处，与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鲜活实践不相匹配。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关于现代化的一些知识、观念体系都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民主”“政党”这些基本的政治概念。现代政党政治发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因此，西方的政治实践模式很容易成为一种“标准”，根深蒂固地进入学术研究者的头脑。这种“标准”的理论模板和固定的思维定式，导致国外学者顺理成章地对中国一再误读、预测失灵。一些人惯于以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角度来衡量中国，这些错误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国内知识阶层。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中国道路的成功要求我们一定要从成功的实践当中概括出成熟的理论来，一定要从成功的做法中概括出成功的说法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自确立的时候就具有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制度构成和运行模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如果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根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同样，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绝不能抛弃这一根脉。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首先必须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在理论建设中要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要真正准确认识、解释、理解中国实际，国内外知识界就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形成真正源自中国实践的知识体系，推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增强研究的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