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在国内政治军事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适时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号召同盟者创建新政权的政治动员，在当时迅速汇聚起各方面民主力量，积极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开启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政协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民主人士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创建新中国做了充分准备，也为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政协运动与香港

　　香港，历来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联系。中共发布“五一口号”之时，大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聚集在香港，多个民主党派在此组建或作了新的调整。1948年初国民党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了统一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重建民盟领导机构，确定了新的政治路线。此前，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其他民主党派如农工党、民建、民进、救国会、致公党等也积极开展组织活动。中共非常关注在港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的反响和动向。5月1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分局和香港分局征求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意见，开列拟邀请参加新政协的解放区以外的民主人士29人，其中在香港的有16人。他们是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邓初民、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綗伯、简玉阶、曾昭抡。事实上，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社会共识，中共“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很快得到在港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经途径。5月5日，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沈钧儒、章伯钧，民进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农工党彭泽民，救国会李章达，民促蔡廷锴，民联谭平山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联名通电全国，响应中共在“五一口号”中提出的倡议，认为“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他们同时联名致电毛泽东，表示“五一口号”第五项“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共产党“共同策进，完成大业”。5月至7月间，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纷纷发表声明、通电，响应和拥护中共“五一口号”提出的政治主张。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掀起讨论新政协、迎接新政协的热潮，使在香港兴起的新政协运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国影响力。

　　新政协运动从思想上巩固了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

　　自响应“五一口号”开始，聚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帮助和支持下，围绕“目前的形势与新政协”这一主题，通过座谈会、报告会、评论、文章等形式进行热烈讨论，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讨论过程虽然有一些具体意见上的分歧，但共识是主流。共识巩固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同时还从思想上、舆论上加速了国民党军队的瓦解。

　　在新政协运动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集中讨论了新旧政协的区别、新政协的性质和领导者及任务等问题。参与讨论的民主人士一致认为，筹备和产生人民新政权的新政协，“应该是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而且确有群众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所构成的”。“只有通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成立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民主政权”，才能建立民主的新中国。中国人民所要求的“民主统一战线基础上的统一”，只有“通过新政治协商和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这场新政协运动最关键的作用是在领导权和革命道路方面达成共识，从而为多党合作局面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

　　响应“五一口号”和参加新政协运动，各民主党派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路线，在领导力量和革命道路问题上与中共建立了政治共识，为多党合作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新政协运动”虽然是民盟在1948年6月14日的声明中最早提出，但实际上是在中共香港分局指导与参与下开展的。中共香港分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关和中共在华南的领导机关，在新政协运动中与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民主人士开展了积极而深入的沟通、协商。

　　新政协运动是中共领导的政治协商的成功实践

　　在新政协运动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政党协商所包含的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三种主要形式都有成功实践。在“五一口号”发布次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信中提议民革、民盟和中共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或者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还以商量的口吻就新政协的任务、时间、地点征询他们的意见。在当时的环境下，以书面形式沟通协商重大问题是慎重的和必要的，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真诚意愿和坚定决心。收到信函的李济深、沈钧儒随即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聚会，共同商议新政协、联合政府问题，这便有了5月5日12位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联名通电。

　　新政协运动中的协商更多采用的是座谈会形式。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了统战工作委员会，征询民主人士对于新政协会议的意见，组织召开座谈会，在报刊发表文章，加强政治引导。其中，“双周座谈会”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当时的“双周座谈会”分为两个层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高层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在位于天后庙的统战工作委员会所在地举行，香港分局的方方、潘汉年、连贯都会出席。中层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规模较大，一般在湾仔某单位的会议室举行。从当时香港工委统战委员罗培元的会议记录看，座谈会既有讨论新政协性质的宏大话题，也有围绕政协会议时间、地点、参加范围等具体问题，与会代表畅所欲言，交流看法，充分表达不同意见，最大限度集思广益。

　　兴起于香港的新政协运动历时数月，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之后民主人士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创建新中国做了充分准备，也为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运动影响深远，开启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代表人士开展政治协商的新模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各方达成共识，由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承担创建新中国的使命。政治协商作为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政治协商内容不断丰富，其主要形式——政党协商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日益成熟定型。政治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有效方式。

　　（作者系广东省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