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峰教授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这是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的“建党90周年理论大家谈”系列网上访谈的第二场。

　　　 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可以先试先行

　　　 张峰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从全国的层面来说，还没有概括提练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一些领域可以先行先试。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所有中央文件提出的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就引出了一些问题：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是不是一个概念，如果不是，区别又是什么？为什么还没有概括出核心价值观？

　　　 张峰介绍说，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大体上有四种观点：一是不同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社会主义有很多价值，其中一些是最基本的价值，比较恒定的价值，可以叫做核心价值，它们组合起来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是等同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而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通常所讲的价值，就是价值观。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等于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是区别联系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相互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四是包容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间的区别在于，其外延有所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围更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是一个多层次的内涵丰富、有机统一的整体，包含着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军事价值观等丰富内容。只有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真正确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观点跟第三种观点较为接近。

　　　 张峰表示，他比较赞成区别联系论。他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联系，但不是等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框架、指导方针，但并等于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像我们要建一座大厦，首先要搭起脚手架，立起框架，接下来才是用砖瓦砌起大厦，并加以装饰。体系可以是庞大的、全面的，甚至是抽象的，但价值观却必须是简洁的、扼要的，甚至是具象的。特别是要言简意赅，便于把握，不能长篇大论，冗长繁琐。可以说，我们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还没有概括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中央文件中始终没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提法的原因。

　　　 张峰认为，当然，比起提出体系来，概括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难度是很大的。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多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概括出来的核心价值观要得到广泛认可，易学、易记、易懂、易行，决非易事。凝练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至少有几个因素要考虑到：一是既要符合价值观的规范，又要侧重于思想道德的要求。二是既要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还要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三是既要有传统的根基，又要体现出现代的特点。特别是要注意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借用表达。我们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有一个明显的长处，就是高度凝练，形象深刻，且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就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来说，就出于《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当然，我们今天赋予“以人为本”的内涵，要比管子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

　　　 至于怎么样概括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张峰认为，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新加坡人的共同价值观。邓小平同志曾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新加坡的精神文明搞的好，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经国会讨论通过确立了共同价值观，五句话：“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其中“关怀扶持，同舟共济”在国会讨论时改为“社会关怀，尊重个人”。这样他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有了可遵循的基本原则。

　　　 张峰指出，虽然从全国的层面来说，还没有概括提练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一些领域可以先行先试，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形成本领域的各有特色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我国司法核心价值观：“公正、廉洁、为民”。这些领域的核心价值观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的体现，而且也为最终形成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作了必要的准备。

　　　 “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精神

　　　 张峰表示，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一些新精神、新思想，必将有力地指导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首先，目标定位，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今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把“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总目标。

　　　 其次，理想信念教育内涵的丰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为理想信念教育增添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内涵，扩大了覆盖范围，包括海内外中华儿女在内。

　　　 最后，思想道德建设的具体化。可概括五个方面的建设：就道德和行为规范建设，提出：“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就社会心态建设，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就社会氛围建设，提出：“提倡修身律己、尊老爱幼、勤勉做事、平实做人，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就敬业精神建设，提出：“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信”，“强化职业操守，支持创新创业，鼓励劳动致富，发扬团队精神。”就社会风气建设，提出：“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手段，引导人们知荣辱、讲正气、尽义务，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这些建设不仅是第一次有了规范性表述，而且用语也是新颖的，使得我们不仅明确了标准是什么，而且知道了途径是什么，必将有力地指导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5000年的文化”

　　　 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升我国软实力有何重要意义？

　　　 张峰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追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凝聚力主要是指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统一意志上的精神凝聚力，以及建立在精神凝聚力基础之上的民族团结的力量。民族凝聚力本质上是民族共同体对其内部成员的内聚力。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是把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强大内在力量。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软实力，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统一。在当代，整合、提升民族凝聚力主要是巩固各民族超越民族底线的国家认同，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这一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今天尤其有重要意义。

　　　 我国有56个个体民族，实现国家认同的根本价值理念有两点，一是关于各族体在统一国家内的基本地位的价值理念，即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二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模式，即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是主导我国社会发展进步、民族团结、互助、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

　　　 国家认同是将国家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其核心内容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即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政治领导认同。文化认同是在尊重各族体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共同追求在所有民族之间建立和发展一种共有的文化纽带或体系。相比较而言，文化认同比政治认同更持久，更巩固，特别是当政治认同出现危机时，有稳固的文化认同，可以消解国家认同危机的程度。懂得了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关系，我们可能就理解温家宝总理去年在两会答记者问时就台湾问题讲的这段话：“我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5000年的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在当代，“软实力”的概念是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原院长约瑟夫·奈的倡导而流行起来的。他用这个概念指的是那些“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领域的力量”。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主要区别在于非强制性，是“一种靠着吸引，而非强制与收买，达到目标之能力。”

　　　 张峰表示，需要指出的是，“软实力”的概念是现代的，但关于软实力的思想却是很古老的。我们中国从来就不乏关于软实力及其作用的思想。例如《孙子兵法·谋攻篇》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斐松之也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中国共产党也是善于运用软实力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其中，统一战线就属于软实力。

　　  价值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和灵魂，价值力是价值观的影响力。价值观是是人们心目中关于某类事物的价值的基本意向、总的观念，表现为人们对该类事物相对稳定的信念、信仰、理想等等，是人们对该类事物的价值取舍模式和指导主体行为的价值追求模式。对于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方有识之士不乏深刻见解。例如，美国未来学家、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根植于某种共同的价值体系，它的存在和发展才有稳固的基础。
　　　 应对西方价值体系冲击 应具备两个根本态度

　　　 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较量

　　　 张峰认为，当前我国同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前沿。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

　　　 价值观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一贯占有重要地位，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自从建国初期开始，美国人就一直为将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其它利益相结合而绞尽脑汁。”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也指出：“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

　　　 正因为价值观在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以其文化、外交政策为载体，向世界宣扬和推行其价值观。他们认为，“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想效仿的价值观，那么我们领导世界所付出的代价会变小”。

　　　 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于将“民主”、“自由”价值观作为与军事、经济相辅相成的称霸手段。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把向全世界推行美国政治价值观作为其施政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前总统布什表示要在推行“民主”上加大投入，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不少西方国家把传播其政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作为扩大国际影响的手段。

　　　 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主义”

　　　 张峰指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它肯定个人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认为社会的一切权力都导源于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基本权利。只有个人才是实在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关系通过个人之间的交往，特别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形成。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表现在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方面，是反映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自由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观念和功利主义观念。笼统地说，这种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观念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国情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将这种价值观移植到中国这样一样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却是不可行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举一个例子，冰岛议会去年7月27日颁布一项法律，正式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同一天，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率先与她相恋多年的同性伴侣乔尼娜·莱奥斯多提尔完婚，成为合法“夫妻”。这件事情在冰岛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反应。道理很简单，根源于长期形成的西方价值观，个人的权利至高无上，只要不违法，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其他人无权利说三道四。试想一下，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该是一种什么情景。近期，欧洲一些国家的政要性丑闻不断，却依然当政，毫无愧疚，根源恐怕也是西方价值传统对个人权利的这种宽容甚至纵容。

　　　 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其价值观的一个常用手法，就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特殊价值和做法，冠之以“普世价值”推上神坛。他们在自由、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口号下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挑动其发生内乱，引起社会动荡。上溯苏联东欧剧变，前至中亚的颜色革命，近到在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无不显示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潜移默化、推波助澜、分化瓦解的作用。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盗用“普世价值”名义的策略，确实很有效，也使得不愿唯其马首是瞻、俯首称臣的国家和人民处于尴尬难堪的境地：你不承认他们那套价值，你就是不承认普世价值，就是不走人类文明的共同道路；你承认他们那套价值是普世价值，你就得走他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国将不国，受制于人。

　　　 应对西方价值体系冲击 应具备两个根本态度

　　　 张峰指出，应对处于强势的西方价值体系的冲击，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构建起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认识普世价值，或者说普适价值。最根本的态度是两点：

　　　 一是应该承认有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概莫能外。价值问题亦是如此。没有脱离一切特殊价值而存在的抽象的普遍价值，也没有不蕴含普遍价值而孤立的特殊价值。普世价值就类似于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所构成，并且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多次作过明确的表态。2003年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胡锦涛主席肯定“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6年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温家宝总理主张“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模式。”2007年在两会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显然，承认人类共同的普适价值，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给予积极回应，是应有的姿态。在实现普适价值例如人权问题上，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没有输理的地方，不必讳言。我国连续12年以美国的人权纪录回应美国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攻击，就是积极的姿态。西方敌对势力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这样他们就有了攻击我们使我们陷于不仁不义境地的口实。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

　　　 二是决不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普世价值。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真理的成份，也为人类社会普适价值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决不等于普世价值。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决不能照抄照搬。特别是在其核心价值体系支配下形成的政治模式，更不具有普适性。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发展模式神化，同样也不能把别人的模式神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

　　　 用社会主义固有的政治优势抵御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注入了强大的生机活力。市场经济带来了哪些新观念，又具有哪些负面影响？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何重大意义？

　　　 张峰说，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是一件新事物，无论是外国还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都没有成功的先例。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市场经济的考验视为党长期面临的四大考验之一。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我国经济社会注入了强大的生机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思想道德观念不断催生出来，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深入人心，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不断增强。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如果不是搞市场经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断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繁荣昌盛的局面。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是不能动摇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自身的缺点和消极因素，也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致使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道德失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要坚持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思想道德要求，体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思想道德观念，也必须正视和切实解决社会生活和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用社会主义固有的政治优势抵御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

　　　 张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使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状态、社会控制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多种所有制并存，使每个自主生产和经营的单位、自主活动的个人，都成为相对独立的实体和主体，而不再是国家机器大系统上的“零部件”、“螺丝钉”。这种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这使得个人的活动领域空前拓宽了，他们不再把眼睛只盯在政治上，也不再把“升官”、“升级”视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惟一通道；社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实现价值的机会和舞台，只要自己有“本事”，有“实力”，就不难找到实现价值的途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社会共识的难度加大，树立主流价值观的难度也加大。

　　　 毋庸讳言，当前极端的个人主义及其相连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蔓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和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拜金主义、奢侈腐化现象的盛行；同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封建主义的价值观念相互纠缠，集中表现为以“钱”“权”交易为特征的各种腐败现象，不仅严重影响到人们的价值取向，还严重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成为社会的一种毒瘤。特别是社会的诚信出现了危机。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在很大程度要靠诚信来维系。没有诚信，不仅市场经济搞不起来，而且还会瓦解整个社会。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混乱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这是能够算得出来的，算不出来损失可能更多。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政和中央文史馆员座谈时严厉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正因为如此，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特别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信，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是有深刻的寓意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

　　　 马克思历史观的三种连续性模式及其不同时期的应用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有何佐证？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张峰说，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伟大旗帜。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着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的作用，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所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尽管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出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情况，远不是马克思当年所能具体预见的，他的一些个别论断已不适应今天的需要，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经历重大曲折和挫折后，尚未走出低谷，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仍然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发展仍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20世纪末，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搞过一次千年伟人网上评选，评选结果是马克思遥遥领先，高居榜首，这很能说明问题。甚至一些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思想丰碑。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制度性原因造成

　　　 从2008年9月开始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一次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对于这场危机的原因，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种判断：一种是技术性判断，认为危机的根源是技术性的，如政府监管不力，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另一种是制度性判断，危机的根本原因制度性原因，是马克思早就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在进一步发展。张峰认为，这两种原因都有，但最根本的还是制度性原因。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表明，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确实不可持续，发达国家过度消费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势在必行。这也是从制度体制上找原因。正因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所以，这场危机也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这样说，是有调查根据的。受英国广播公司（BBC）委托，加拿大民调机构“全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于2009年11月9日联合发布了一项大型调查结果。调查结果表明：在27个国家的2.9万名受访者中，只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运转良好，89%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示出不满。其中，平均有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有着致命缺陷，需要一个全新的体系来代替它。报道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冲击使得很多人开始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怀疑。

　　　 当然，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止是今天，过去我们也强调，包括我们党犯严重错误的时期，例如“文化大革命”。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呢？只能说，责任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而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片面的、教条的理解和应用。

　　　 马克思历史观的三种连续性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用性选择

　　　 张峰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有三种连续性模式，都可以说明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都有大量的文本根据。这三种模式是：阶级斗争模式、生产力模式、以人为本模式。三种连续性模式有着内在逻辑结构，阶级斗争模式是表层，生产力模式是中层，以人为本模式是其深层。这三种连续性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相契合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凸显阶级斗争模式，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以夺取和巩固人民政权为主要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凸显生产力模式，形成了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内容、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模式逐渐彰显，我们党形成了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以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为主要特征的科学发展观。在不同时期对某一种模式的应用都没有错，都是符合时代要求的，问题是不能僵化，不能忽视马克思学说的完整性。只有综合起来看，才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张峰表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所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价值观，就有价值追求，这就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张峰指出，在凝练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是否直白地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字样，倒是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毕竟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我国除了宗教教职人员外，还有多达上亿人的宗教信仰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也包括他们，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我注意到，“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只提了后三个方面，而没有提“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是忽漏，而是有所考虑的。

　　　 理想信念教育是腐败的治本之策

　　　 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缺乏识别能力，有的甚至还随声附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在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教育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和难点，应如何攻坚？

　　　 张峰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正因为如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这一要求，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目前党内还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其中最主要、危害最大的是理想信念方面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缺乏识别能力，有的甚至还随声附和；有的忽视理论学习，理论和实际脱节，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解决问题能力不强，有的甚至把学习理论当作装潢形象的工具，没有真正解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问题。大家知道，过去一段时间，我国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腐败官员比较多，携带出逃款项也很惊人。这些腐败官员出逃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方面出了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缺乏信心，提前为自己留后路，找退路。针对这种现象，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注意对“裸官”的管理，做到防范在先。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从源头上抓起。这是治本之策。

　　　 张峰说，坚定理想信念，除了教育引导党员着力增强贯彻“四基本”即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增强“五种意识”：一是增强党的意识，在党言党、在党爱党，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不懈奋斗。二是增强宗旨意识，就是要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三是增强执政意识，就是要把关注党的前途命运、塑造党的执政形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贯彻到治国理政的执政实践中，创新执政理念、转变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四是增强大局意识，就是要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五是增强责任意识，就是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党的事业满怀信心，以与时俱进、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埋头苦干、精益求精的踏实作风，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一流的工作业绩。

　　　 坚定理想信念，还要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做到“四个划清”，即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这“四个划清”分别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是管方向、打基础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能含糊。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国家精神的一体两面

　　　 有专家认为，民族精神过于宽泛，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中华民族精神。经历过抗洪、抗震救灾等历史事件，当前的民族精神如何界定较为准确、丰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间有何关系？对此，张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的民族精神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一些人是否承认，它都是事实。我们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也是人类历史上是唯一不中断的悠久文明。这样的文明，如果没有民族精神作支撑，是不会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梁启超先生说得好：“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民族精神很重要，关乎民族的兴衰成败。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没有高尚的品格，没有坚定的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弘扬我们民族精神，可以使全体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发自内心的礼敬之情和自豪感，从而增强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弘扬民族精神，可以激发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增强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聚合力,从而使中华民族焕发出强大的民族生命力和凝聚力。

　　　 当然，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究竟怎样概括好，是可以研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一个核心“爱国主义”，四个具体体现：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大体上是合适的。但也有进一步个别调整和完善的必要。比如，把“勇敢”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表现，就有些牵强。因为中国传统讲“勇”，总是同仁义联系在一起的，“仁者必有勇”，在民族危难关头才主张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另者，突出“勇”，也同“爱好和平”有相悖之嫌。建议把“勇敢”替换成“诚信”，表述为“勤劳诚信”可能更好。再比如，讲“自强不息”也是对的，但不完整。“自强不息”源于《易传》，是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只讲一句不妥，最好概括为“自强厚德”。

　　　 面对重大的天灾人祸，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显示出了其巨大的作用。民族精神，在民族危难之际，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有人因为其他民族国家在灾难面前也有救助活动而质疑我国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是不对的。其实，任何大规模的无私的救助活动都是有精神力量支撑的，在西方国家也许是基督教精神，在我们中国，就是团结统一包括互助的民族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同样也是重要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解难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以汶川地震的救灾和灾后重建为例，其速度、其规模、其力度、其效果，都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与最近邻国的救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我们没有理由说伟大祖国好、社会主义制度好吗！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国家精神的一体两面，是紧密联系的。民族精神只有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只有与民族精神相结合，才会有稳固的根基。正因为如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二方面的基本内容。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时代精神，都需要铸造一种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主题和要求的时代精神。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孕育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围绕改革创新这个核心，时代精神也有着全面的多维表现，其特征是与时俱进，其本质是以人为本，其要求是确立开放意识与世界理念、自主意识与民主觉悟、竞争意识与效率追求、法制意识与和谐取向，等等。时代精神源于社会的现实要求，反映了人民的真实愿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际展现。

　　　 “八荣八耻”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特征的结合

　　　 张峰说，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所谓荣辱观，就是指人们从一定的利害关系出发，对荣誉与耻辱的看法、认识和态度，或者说是从一定的利害关系出发，对荣誉和耻辱有比较系统的观察和认识，进而形成比较稳定的态度和心理品质。

　　　 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荣辱观。荣辱连用，早在《管子》中就有，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至于荣辱区分之标准，不尽相同。孟子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中国传统荣辱观的核心是知耻。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在礼仪廉耻“四维”之中，“耻尤为要。”近代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领袖康有为说出了其中的道理：“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鲜明体现，它要求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绝对不能混淆是非善恶的界限。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现了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特征的结合，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高度概括，非常系统而全面。既有内在的自我约束要求，又有外在的制度规范；既有道德底线的坚守，又有超越自我的追求；既有道德共识的肯定，又有社会主义道德特性的阐发。

　　　 为了便于把握和践行，张峰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热爱祖国、服务人民是“立身之本”；崇尚科学、辛勤劳动是“成人之路”；团结互助、诚实守信是“做人之道”；遵纪守法、艰苦奋斗是“律己之规”。

　　　 中国道路需要精神动力 和平发展是其应有之义

　　　 在西方舆论中，“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前景不确定论”，此起彼伏，其立论的依据都与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路线密切相关，无外乎是认为中国没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人认为“中国特色”放弃了普适性的目标和标准，指责中国发展离开了人类文明大道，另搞一套。如此这些担心、指责和争论，说到底，无疑都是核心价值体系的争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范围，成为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问题。如何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视角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张峰表示，关于中国道路，应当说没有什么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中国模式上。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关键看在什么意义上讲，如果模式是指已经定型、一成不变、已经僵化的东西，肯定没有中国模式，今天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说：“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已是一种模式。”这是对的。但如果从一国区别他国的比较稳定而有特色的发展方式来看，讲中国模式也未尝不可。

　　　 不管是中国道路也好，中国模式也好，其中必有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舍此，这个模式、这个道路就没有精神动力，就没有国家的软实力。由此也显示出提练我国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为了区别西方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张峰认为，在我国的核心价值观中，“和平发展”这一理念是必不可少。也就是十七大所提出的：“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相应地，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不仅要讲爱国主义，也要讲国际主义。离开了和平发展这一条，爱国主义就有可能成为狭隘民族主义。

 

　　　　　　　　　　　　　　　　　　　　　　　　　　　　　　　　　　　　　　　 （责任编辑：吴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