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12日，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2年会在广州中山大学怀士堂举办，与会嘉宾认真审视那些障碍中国教育前进的基本问题，与社会各界一起合力，探寻中国教育前行之道。如下是搜狐财经在现场的报道：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著名教育家）：很高兴再次来到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中国教育到底往什么方向去，中国教育制约的发展因素到底有哪些，我会就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和长远发展做出讨论。 

　　首先是立法的问题。第一个是积极推进教育立法，系统谋划“六修五立”。我们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有了教育的法律，目前为止我们只有6个主要法律，集中在90年代颁布。这一届人大只有一个教育法规，提出了“六修五立”，制定有关考试法、学校法、终身学习法、学前教育法和家庭教育法，这是写进纲要的。我觉得任务是非常重的，因为立一部法的程序非常复杂，不仅要充分调研和讨论，因为我们国家是部门法，一个法律是交给相关的部门开始做起草、做规划，他出不来，这部法律根本没法出来。 

　　我们主张教育工作者应该在立法中起更大的作用。现在每次“两会”都有很多民间机构、人大代表起草教育的基本法律文本，这样就把很多民间的智慧和思想吸引进来，而不简单叫教育行政部。我认为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参与教育立法，否则我们8年的时间差不多一年要通过一部法以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从我在人大的工作经验来看，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立法力量，如果没有充分的立法准备，这“六修五立”是很难做到的。我很期待我们大学的教育学院在教育立法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主动帮助国家去谋划教育立法。比如说南师大的学前教育很靓，能不能做出一本学前教育的文本？我觉得这个好的法律出来最好是几个文本同时出来。上海做上海市教育规划的时候做法就非常好，邀请三家民间机构每家拿一个文本，每个文本的优势和智慧就可以集中起来，立法水准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也期待发挥更多的民间智慧在立法中的作用，能够保证“六修五立”能够保证得到落实。 

　　关于教育公平问题，重点在于推进教育公平，化解择校等热点问题。以义务教育为例，无论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群体之间、类型之间发展都是不均衡的。在区域之间教育经费相差就非常大，东部和西部有的省的经费差距就非常大，不是一倍两倍，最高的到10倍。城乡之间农村教育经费在全国的教育经费占到35%左右，而农村人口就远远超过65%，所以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也是非常大。学校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尤其是在同一个城市。去年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对北京市择校作了相关的研究，差距非常之大。 

　　整个中国教育最关键的难点，我认为是公平。80年代开始我们走的一条道路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道路，所有的教育政策、资源配置都是往好学校里配，都是做锦上添花工程，都是做面子工程，而忽略了给最需要的地区配置资源，造成了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应对网络教育时代，构建国家信息资源平台。我们现在对于正在悄悄进行的教育改革开始有思想准备。本世纪初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开始预见到网络时代对教育产生的根本性变革。十多年以前西方就有学校的“学校消亡论”，但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个人认为学校不可能消亡，但教学形式的变革、组织形式的变革将会非常巨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是一个人办起来的，他通过在线图书馆收藏了3500多部教学书籍，很多学科你可以在这里学习，这就是一个网络大学的雏形。在国外类似的资源就更多了，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推出了可以跟踪学校所有教授的重要讲座、重要作业甚至于课堂视频，麻省也已经开放了1800门课程，全部放在网站上，而且有课程和作业的PDF格式可以下载，而且已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建立了自己的镜像网站，这些课程都已经开始翻译成中文，也就是说今后中国的大学生可以在中国用中文来学习麻省的课程。今后大学是如此，中小学恐怕也是如此。英国的公开大学就是把十几所大学联合起来，建立论坛，提供视频。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张力很强的国家，更有可能建成一个跨区域的网络学习的新时代的到来。我建议教育部做两件事情，第一是建立国家教育信息平台，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孩子、所有的老师的基本信息在上面全有，这样就很难造假，随时都可以进行追踪。第二个是国家教育资源平台，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很强的优势，完全可以把全中国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课程、最好的作业建立一个资源平台。现在我们都是以省、以市为单位在建设，重复浪费非常多，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如果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所有地方免费共享，然后国家跟一个软件开发商去购买系统，这样最差的学校也可以看到最好老师的课程，最重要的是所有孩子都可以在家里学习。今后的学校可能不是像现在这样每一堂课都正规地进行上课，而是一个交流的地方，是同学之间开展各种活动和探究的地方，这种形式我相信会即将到来。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我觉得应该下大力气，由专门的团队来研究如何应对网络时代的发展。 

　　建立专门拨款机构，用好4%的教育经费。2011年中央教育财政支出是2963亿，2012年达到了3700多亿，增加了800多亿，这是几年前教育经费远远达不到的一个数。上海就更加利害，2009年是343亿，2010年是407，2011年是610亿，今年将达到700亿，明年还会再增加，因为他是根据4%的要求。这个增加的钱怎么花是个大问题，我觉得在一个程度上如果花不好这个钱，增加是没有意义的，反而会导致教育上很多新问题的产生，因为你花不好这个钱会造成教育公平更不公平，还会和西部的一些地区的差距更加拉大。我们建议国家教育建立专门拨款机构，而且要增加教育一般性预算。这是当务之急，否则上百亿的工程越来越多，教育就会越来越不公平。我们在国外的预算都要经过立会充分讨论和审核，而现在我们对预算监督得不够，所以应该建立专门机构。 

　　改进教育督导体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现在的教育是政府兼运动员、裁判员一身，政府怎么样从“划桨手”到“舵手”，由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用多种方式和途径满足社会需要，扩大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改善公共服务的品质，真正建立一个“管、办、评”相对独立的教育机制。我觉得应该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比如说人大，人大本来就是监督政府部门的，或者在政府里面有专门的机构，但最好还是应该独立于政府之外，因为教育行政部门本来是由政府来领导的。当然怎么样发挥民间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作用，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要跳出教育思考教育，尤其是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这两个制度如果不改革，教育是走不出怪圈的。这是一个依靠声望而不是依靠实力的社会，学历至上、文凭至上引导着整个社会的方向。就人事制度而言，我曾经在“两会”期间提出一个建议，首先从公务员制度开始改革，公务员能不能降低门槛，也不要研究生了、也不要大学生了，高中生就可以了嘛，美国高中生都可以做市长，为什么我们高中生就不能当公务员呢？而且我们现在很多单位不仅要大学生，而且指明要985的，要211的，这严格来说就是学历歧视，从国家层面不应该有学历歧视。人事制度如果不改革，我觉得理想的教育是很难真正产生的。 

　　和人事相适应的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同的职业、不同领域的收入分配如果差距过大，也会导致教育的异化。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全部涌向大城市，而且大城市的公务员和小城市的公务员差距也很大。如果社会的精英分子都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时候教育的激烈竞争也会少很多。像北欧相对来说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国家丹麦，他们就做过调查，一个部长或者一个大学教授或者和一个所谓的技术工人，收入分配差距差不了多少，而我们不可能，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全社会的分配收入差距缩小，缩小以后就无所谓了，缩小以后人就不会跟风了，他就会根据自己内在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人事和分配制度不改革，教育是很难真正突破的。 

　　作为高等教育来说，改革的问题也非常多，比如说追求顶层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盲目追求一流大学，你好好把学科真正做好，现在我们真正瞄准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是不够的。还有一个我们可能还没有重视，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大学的行政人员连一个教务处的行政人员都要评研究员，都要写文章，他没有心思去做服务，更重要的是行政人员用行政权力控制教学权力，大学里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不去当官的话你评不到奖，评不到职称，拿不到项目，所以必须有一份机制把行政资源、行政权力进行分割，你做院长可以，但是做院长期间不要去拿项目、评职称。还有一个是大学教学模式的改革，现在我们的大学基本上还是沿袭中小学的教育模式，所以怎么样改变我们的教育模式，比如说文科加强讨论和阅读的方式，大学课堂要回到对话，没有对话大学教育是改革不了的。还有大学课程结构的改革，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一个副校长介绍他们在大学里开设课程的目标是什么，包括终身学习的能力、优秀多元社会、有道德水准、应用知识到世纪中去、精神和心灵的品质等等。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支持民间教育改革。中国的民办大学基本是依靠自己积累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多少带有逐利性。中国有这么多的上市公司，我们可以让一些大学进入高科技的领域，培养人才，然后让大学进行转型的尝试，而且现在已经很多企业家想办学，我觉得必须要建立起新的体制。改革的智慧来自民间。佐藤学分析了教育改革的困难之处，真正的教育变革是从课堂里开始的，是从大学、是从老师开始的。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有很多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应该从自己开始做起。 

　　改革考试评价制度，为素质教育创造空间。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有一些民间机构也已经在考试技术方面做了很大的突破。北京的一个ACTS学业评价技术，集检测、评价、诊断、甄别、选拔和鉴定多项功能。 

　　教师队伍的问题，要吸引一流人才进入教师队伍。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现在我们的教师资源远远不够的。台湾的一个教师岗位有三个人去竞争，社会上有很多流浪教师，现在我们很多是农村地区、边远地区没有人去，而这些地方的教师还要想尽办法到城里去。一个社会如果不能集聚社会的思想精英、人才精英到教育领域里来，这个国家的教育是很难办好的。以作家为例，能不能让作家协会回到民间，请那些优秀的作家到各级学校中来，成为驻校作家、校园作家。这样把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精英分子回归大学。我相信这样的大学够能够更加自由地成长。

（责任编辑：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