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冯骥才在浙江杭州刚刚参加完一个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程会议，就借道上海，受邀匆匆考察了青浦练塘古镇老街开发改造项目。

　　他直言不讳地说：“把千年古街改造成民俗文化一条街，主观意愿是好的，但只是一厢情愿，就像现在很多仿古明清街一样，虽然在形式上可能有所区别，在本质和概念上还是一样的。而且要把原住民搬走，让生意人搬进去，搞商业开发，把原来的生活模式抽空了。我去过类似的很多地方，事实证明，这样的尝试是失败的。”

　　马不停蹄的冯骥才刚刚从云南考察归来，主要是为即将进行的大理民间文学的抢救与整理做准备工作。1980年代初，我国曾经做过一次民间文学的集成普查，每省一卷，一个县只选两三个有代表性的故事，但中国民间文学的含量非常丰富，这种普查及选编方式难免挂一漏万。

　　“我们现在做的是对整个民间文化终极式的普查”，冯骥才说，“实际上这也是对中国农耕文明的一次终极式普查，必须做得细致、充分。”在登机返津的前几个小时内，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民间文化抢救工程规模浩大，必然牵涉大量的人力及资金，这是一个作家的能力所能及的吗？你是基于何种考虑呢？

　　冯骥才：作为个人来讲，我还没有脱离作家立场及作为作家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独立精神。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比如上海就是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到目前为止，它在近一百年内共经历了两次碰撞。

　　一是晚清民国时期：这一次国人对外来文化没有期待感，因为身处封建社会，所以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站在民族文化的前沿，对外来文化做出理性的选择，而且责任感、使命感都很强。我很钦佩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就是晚清至“五四”，一直到1930年代的那个时期，他们选择的基本都是西方文化的经典。

　　比如鲁迅、郭沫若、巴金选择翻译的都是西方文学的经典作品，像歌德的《浮士德》等，刘海粟、傅雷介绍的都是西方最优秀的美术、音乐作品。近两年我很注意收集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各种翻译文学，目的是想看看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做些什么，是怎么做的。比如我收集到一本徐迟当时翻译的《托尔斯泰传》（［英］艾尔默。莫德著），他当时翻译完了这本书，这本书很厚（约60万字），但是没有钱出版，就用一种很粗的草纸印刷，但也只出版书的前面一部分，在书后《跋》里，徐迟写到，他想通过翻译这本书，探索一个伟大的灵魂。但是我们现在的翻译家，有谁还在探索一个伟大的灵魂呢？

　　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是中西文化的第二次精神碰撞，这个时期国民对外来文化有强烈的期待感，但是这次西方文化是一涌而入，是快餐式、消费式、粗鄙式的流行文化，从超级市场到NBA、好莱坞、麦当劳，各种商业文化，像沙尘暴一样，弥漫了中国人的精神空间，我们的知识分子无法站在文化的前沿作出从容选择，而且到现在为止，知识分子还没有对此进行反省，甚至还觉得西方外来文化还不错，至少驱走了“四人帮”在文化领域里留下来的精神桎梏。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我们原本博大精深的文化突然变得非常粗鄙化，甚至粗暴化，同时我们发现，国民对自己的文化也失去了自尊、自信，这一点在上海的“新天地”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甚至我们还乐陶陶要更加国际化和全球化，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文化的生存主题。我们甚至把国际化和西方化混为一谈。

　　据冯骥才透露，目前在民间文化保护与抢救工程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主要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成员，全国及地方协会有近万人，其中很多人都是搞民俗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他们热爱民间文化，被这项宏大的抢救计划所感动。冯称其为“义工”。

　　冯骥才曾在一篇文章《榆次后沟村采样考察记》中，讲述了一个民俗电视工作者樊宇的故事，前年春天，他们曾一起在山西搞过民间文艺采样普查。春节前夕，樊宇又只身一人下乡调查过年民俗。在大年三十晚上冯骥才接到了他的电话，当时他住在乡下一个破庙里，在寒冷的冬天，就靠借来的一个火炉取火过夜。为他拿摄像机架的人为了在雪山上找最佳拍摄角度，差点摔到深谷里去。

　　还有一个62岁的学者郭雨桥，也是只身一人，去年跑了13800公里，从内蒙古到宁夏到新疆，调查草原民居，非常辛苦。他有一天早晨在帐篷里爬起来，流着眼泪给冯骥才打电话说，“你知道我打通电话多不容易吗，考察的很多地方都没有手机信号。”

　　“我觉得自己很狼狈，”冯骥才说，“因为我把那些热爱民俗文化的人放到了一个被动的局面中，他们都是被我的话感动了，一起和我来做事，从没问过钱的事情，全部靠自己的热情，靠个人掏钱来做这个工程，而我不能给他们一点帮助。”

　　记者：你曾经创作了《神鞭》、《三寸金莲》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文学作品，这与你关注中国民间文化的保护与抢救工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

　　冯骥才：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动的因素，一是我是一个作家，小说创作离不开几个背景：一个是人性的背景，我们每个人都有共同的人性；第二个是社会背景，我们要从社会体制、从社会的环境去看一个人；第三个是文化背景，有一部分是民族的，有一部分是地域的，所以我的小说必然要和地域文化发生关系，从人类学、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精神的D NA，可能因此我特别看重文化在精神方面的价值。故尔，当我们活着的历史文化环境受到破坏时，我便有一种危机感。我这种危机感，并不是杞人忧天，你不认为一个民族失去文化自尊是一种耻辱吗？

　　一次访问日本的经历让冯骥才刻骨铭心：当时恰逢樱花盛开时节，虽然夜间下雨，日本朋友仍然动员他去赏樱花。有很多灯光打在非常繁密的花上，为了能从头顶上方看到盛开的樱花，特地撑一把透明的雨伞，雨珠不断打在伞上，他看见朦朦胧胧的紫色花丛中，迎面袅袅婷婷走来一个女子，身着和服，羞答答的样子，感觉特别美好。每到这个季节，日本人都会利用节假日来欣赏樱花，女孩子们都会穿上传统的和服，还有人会唱一些传统的歌曲。日本朋友对此特别骄傲，冯骥才说，那种骄傲感我们是很久都未曾体验的。

　　中国过去在情人节期间恋人们流行送红豆，冯本人在去南方的时候，还给爱人寄过红豆。“首先它很美丽，而且还时时让人想起那首优美的古诗，”他说，“那种诗意的感觉哪是如今的几束玫瑰花所能比拟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生活中的这些美好的沉甸甸的东西都没有了呢？”

　　记者：是啊，生活中比如节日的诗意都哪里去了呢？

　　冯骥才：我们节日里那些有诗意的非常美好的文化方式和载体、形式和特点都被我们自己逐渐抛弃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也很正常，我们以人为本的节日非常少，那他们就去过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另外也是由于商业炒作，节日也已经市场化了。透过这些问题，我认为当代的中国文化传承遇到巨大问题。

　　何况大量的无形的文化遗产，像民间的传说，音乐，戏剧、美术、民歌等这些东西都是宝库，但是它们在消失。比如杨丽萍最近推出的舞蹈《云南映象》，就让中国人吓了一大跳，它实际上继承了云南白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歌舞传统。她的成功充分说明，舞蹈的元素大量存在田野里，存在人们的劳动和生活里。为什么杨丽萍那么做了别人没有那么做？道理很简单，很多搞舞蹈的人把舞蹈的根忘记了。

　　由于冯骥才身兼全国政协、中国文联、中国民协等重要职务，这使他有充分机会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地区进行考察。有一次中国小说学会（冯是会长）在浙江某县搞活动，从机场到县城200里公路附近的村庄景象令他触目惊心：在青山绿水之间，矗立的全部都是水泥楼房，外立面无一不贴着白色瓷砖，想看到原来的青砖灰瓦白墙，简直是一个奇迹。

　　当时他产生的一个强烈念头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肯定出了问题。

　　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把它们的社区叫作颐和园？为什么我们建造的居民住房叫什么罗马花园、威尼斯花园？为什么农村建筑都要盖水泥房，甚至盖简易危房？冯骥才说，当时觉得我们民族对外来文化不但盲目崇拜，还有一种不自觉的灵魂下跪的感觉。

　　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一个关于民俗教育学的会议上，冯骥才提出了自己有关民间文化保护的观点：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处境下，农耕文明全部瓦解，人类社会正在向工业化、后现代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上先觉的知识分子都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文化，比如法国的文化普查，日本的文化紧急普查，都是在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成为国家行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应该脱离现实，落在后面。目前，在冯骥才及民协的努力下，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已经率先启动了两个项目，其中中国的木版年画普查抢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另一个是中国剪纸普查项目正在进行中。

　　记者：您曾经呼吁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工作者们应该离开书案，到民间去做田野调查。

　　冯骥才：这会令他们的学术研究更富生命力。很多学者远离现实，一辈子在发黄的资料里忙碌，创见越来越少，理论缺乏活力，我觉得这都是长久离开田野的缘故。

　　后来在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工程启动的时候，在大会上我又强化这一想法，我说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的书案应该是民间、田野，我们的寻呼机应该是120，手机号应该是119.我们的田野都在呼救，什么地方在呼救，我们就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事实上，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工程从呼吁立项到正式启动，这个过程远比冯骥才设想的要复杂。为了争取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支持，他在北京跑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促使工程列入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支持项目。令他感动的是，国家财政部一位官员说，“现在钱是不多，但是不能等到我们有钱了，再去抢救民间文化，那时候可能什么都没有了。因此财政部无论如何要拿出一笔钱来支持你的工作。”由于当时文化部也有类似的想法，有关领导希望这个工程能够由民协和文化部合在一起做，但文化部认为全国人大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