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教师节之际回母校看望师生，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2015年9月9日习近平给“国培计划（2014）”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回信

　　2015年9月9日习近平回复浙江大学张泽院士等49位教师的来信

　　2014年5月3日习近平给保定学院西部支教学生代表回信

　　2013年9月9日习近平给全国教师发慰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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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和教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最关心的问题。

　　“到这儿就没有首长了，都是学生。”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母校表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一支宏大的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一大批好老师。

　　在刚刚闭幕的民进中央“2016·中国教师发展论坛上”，围绕“ 教师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教师代表围绕教师培养体系改革等话题积极建言献策。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教育供给侧改革出发，提高教师教育质量，既是促进教育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紧迫任务。

　　“新任教师专业不对口，学历史的最后教了语文，长期不会教、教不会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个问题怎么解？”“师范学校高考招生分数线低，基本是学生‘保底’选择，生源质量差，如何能保证师范生质量？”“好些学校宁愿要综合大学毕业生也不要师范院校毕业生，有些老师都没有教师资格证就能上岗，师范院校竞争力从哪谈起？”……民进会员大多来自教育一线，对教育问题探索已久的参会者，就关于教师教育和培训体系等诸多实际存在的问题一一抛出，经过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教师培养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坚持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通过创新师范教育管理制度，协调师范性与综合性关系，完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建设等多种措施，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师范非“师范” 师范毕业生面临被“抢饭碗”困局

　　“2014年师范生10人，非师范生24人，15年是22人、33人，16年则是师范生25人，非师范生50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朱旭东在列举北京一所著名高校附中近3年新招聘老师毕业院校时表示，2016年中国教师教育的机构供给中，来自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的只占23.44%，来自综合大学和综合学院的则占了36%。

　　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培训中心通过对校长的调查也发现，不少中小学更愿意招收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在今年五月份人大附中招聘的16名教师中，其来源无一是师范类专业和高校，师范类毕业生在求职吃到“闭门羹”，遭到冷遇。

　　师范院校毕业生与非师范院校毕业生已无差别。“有些中学早已不从师范学校招聘教师”，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项贤明指出，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情况复杂，已形成多样化和个性化教育理念，尤其是高中课改推动多样化，而现今师范院校培养模式单一，课程僵化，理念陈旧，培养师资者大多非一流教师，项贤明表示，现在师范院校毕业生已经不能跟上学校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变化。

　　不少参会者表示，与师范专业毕业生相比，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专业知识更为扎实，技能更加全面。“北师大化学专业跟清华大学化学专业，学生教材和课堂所学都相去甚远，这就是师范性与专业性差别”。

　　教师资格证门槛的降低更是为教师供给侧多样性开了多扇窗。一位长期处于教学一线的老师表示，师范专业学生上学期间所学的职前培训等，实战性不高，非师范的毕业生通过职后培训也可完全掌握，师范毕业生求职时身份尴尬。

　　师范生在教师行业被“抢饭碗”，这种现象缘何而起？

　　供给侧改革 师范院校系统亟需优化“升级”

　　“现在学生上课的教材《教育学》仍是50年代的版本，与实践早已脱节”，项贤明教授说，由西方、苏俄引入的师范学校在教育普及阶段曾起过重要作用，而今是普及向提高阶段，需要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更需要最前沿的知识，发达国家已少有实施单一封闭的师范教育，我国的教育培训体系从供给侧呼唤根本性改革！

　　培养与需求衔接不够紧密，师范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与社会需要不相适应。广东省政协委员、民进广东省教育工委副主任、广州市教育评估和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调研员邓静红表示，以广东为例，多数师范院校合并、升格后，在确定办学规模方面往往缺乏专门的规划，确定年度招生总数和各个专业的招生数随意大，致使全省师范生的培养规模和学科、层次分布与各地的实际需要衔接不紧密，师范生供需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师范生综合素质特别是专业素质的培养和训练缺乏，教育实习和教学实践环节薄弱，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创新精神亟待加强。

　　师范生生源质量下降、无择业优势，是当前困局的原因之一。“现今各省的师范院校都普遍分数线较低，都被学生用来‘保底’，生源质量下降，影响了培养质量”。不少专家提出，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分流部分优质生源，加上培养规格的“货不对板”，师范生就业相对困难，造成恶性循环。2006－2015年，我国平均每年师范毕业生为70.16万人，而平均每年录用的中小学教师仅为24.85万人；而不容忽视的是，每年录用的中小学教师中，至少20%来自非师范类专业，师范毕业生数量与实际录用数量之间的差额平均每年为50.59万人。师范毕业生的录用数量仅占毕业生总量的27.89%，其他62.11%的师范毕业生没能进入中小学教师岗位。

　　“传统中师、师专、师范类本科院校三级教师培养体系打破之后，随之而来是师范教育大学化，师范院校综合化，教师教育边缘化；转型期教师教育何去何从，缺乏系统设计，建设什么样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仍旧迷茫。” 临沂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李中国表示，教育省级统筹主体缺位，新型教师教育体系建设滞缓，载体乏力，师范生的培养供给质量缺乏监管…… 这些都是师范类教师供给面临困境的原因。

　　李中国指出，高校教师培养供给侧面临着供给结构失衡、供给组织消散、供给质量滑坡等突出问题，直接影响到教师队伍建设的质量与进程，亟需剖析与解决。

　　观念落后、思想陈旧、模式单一…… 谈到师范教育，这些词屡次被参会者提起，与会者一致认为，师范院校供给侧改革亟需升级优化，迫在眉睫。

　　现代化师范教育体系 需要技术与体制“双轮”创新驱动

　　现代师范教育体系评判体系是什么？怎么改？从哪改？在本次论坛上，各位与会者纷纷给出了自己看法。

　　人才靠教育，教育靠教师！强教必先强师！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单志艳表示，教师队伍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需要建立标准化、专业化、均衡化、信息化、国际化五个维度，要从这五个方面评判教师队伍现代化指标建设。

　　不是取消师范体系，而是供给侧之外的一次新的开拓，师范院校的综合化和新师范化。项贤明教授表示，教育供给侧改革需要新的教师资格证制度来与之对应。

　　“双师型”教师培养应是今后师资培养的核心问题。民进绍兴市职教中心支部陈辉发言说，目前，缺少对教师培训的总体规划，培训前选拔、培训中规范、培训后考核都缺乏相应制度，需要建立合理评价体系，合理判断教师培训前后在能力、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变化和进步。

　　以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为两翼，双轮驱动。针对师范教育存在的问题，邓静红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创新改革。一、创新教师规范化见习制度和师范教育管理制度，处理好师范性与综合性的关系。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师范教育学科结构，构建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三、加强教师教育者队伍建设，形成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的教师队伍。

　　朱旭东认为，教师教育供给侧改革主要包括条件端和培养端的改革，要采取优化条件端资源的配置，鼓励教师教育机构创新，促进淘汰低端培养机构和专业，深化教师教育院校的改革。

　　“教师培养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坚持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毋庸置疑，教师是具备了专门条件才能胜任的职业，这决定了他是需要专门培养和培训，需要具备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专业能力两个方面。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好的教师教育课程，应该能够帮助所有的有志于教育事业的青年成为一位好教师，从教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到教师需要具备怎样的学科知识，再到教师如何与学生相处、如何爱护学生、如何指导帮助学生成长，都是要从“教育专业”中学习。”在闭幕会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如是说。

　　立德为先重在立师。教师教育不仅要着力帮助教师“学高”，更要帮助教师“身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在论坛开幕式上如此表示。

　　习近平9日在母校谈话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此次论坛为师范毕业生，这个教师队伍里的尴尬角色开出了治病良方，但教师教育供给侧改革依然任重道远，我们呼唤教师教育的理性回归，也渴望打破自古华山一条道的教师教育模式。

　　以师之名，我们期待教师教育的再次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