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整版报道《乡村兴，则中国兴——民进中央“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调研综述》

　　乡村兴，则中国兴。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中央着眼于推进“四化同步”，是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顺应了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明确了重点、指明了方向。今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了“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突出了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地位。

　　实施乡村文明复兴，重建城乡均衡发展的新文明之路，将开创一个改变中国与世界文明发展航向新纪元。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再是城市化建设的复制，需要全新的思维和根本性的创新。同时，乡村振兴也是体现城乡融合、涉及区域协调发展的变革之路。

　　为了服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局，遵循2018年政党协商工作计划，民进中央以“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开展了2018年年度重点考察调研。在这一主题下，3月30日，围绕“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率民进中央调研组到四川开展了专题调研；4月24日，围绕“乡村教育文化发展中的治理问题”，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率队到湖南进行了调研。

　　“三大攻坚战结束之后，战略规划都要跟上，才能实现国家整体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蔡达峰说，在某种意义上上来说，这也是弥补我们过去对农村发展的欠账。

以问题为导向

　　3月30日，成都乍暖还寒。民进中央“乡村教育文化发展中的治理问题”专题调研组落地双流国际机场，标志着民进中央年度大调研的正式启动。

　　为什么首站是四川？

　　因为四川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并且正在实现向农业强省的跨越，它也是乡村改革的重要发源地，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贡献了许多宝贵经验。四川坚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四川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市和工商业对农业农村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趋势将更为有力；经过不断改革，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程度逐步提高，城市资本、技术、人才向乡村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四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窗口和机会窗口已经到来。

　　这也是民进中央第三次在四川开展年度大调研。“历经民进中央三任主席，我们见证了四川自强自立、迎难而上的勇气，以及积极探索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智慧。”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四川进行了极为丰富的治理模式的探索，一系列富有突破性的举措，为我国全面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样本。

　　4月24日，湖南省衡阳县演陂中学。调研组到达时，该学校初中二年级学生正在演练《示子侄》韵律操。同学们服装整齐，动作优雅，颇有古风。学校通过这一作品的传播，在使学生感受国学魅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调研组了解到，目前该校师资配备极度不足，教师专业结构也极不平衡。该校应配备教师13名左右，但因办学条件差，学生人数少，导致原有教师留不住，公办教师不愿来，目前学校9名教师中，包括校长在内的8名都是支教老师。调研组深深感受到，师资是制约乡村教育发展的最大短板，如何让教师下得来、留得住、教得好，是摆在面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没有强大的振兴计划，落后的地区就无法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调研期间，蔡达峰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要弥补过去对农村发展的欠账，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

　　四川、湖南等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面临的问题，很多也是全国的共性问题。“走出乡村教育治理困境需要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即促进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治理机制现代化以及治理环境现代化。”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邬志辉告诉记者。

乡村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在乡村治理方面，四川进行了极为丰富的治理模式的探索。

　　仅调研组在考察期间了解到的，就有“一会六员”模式、“一核三治”模式、“一办四中心”模式、“一加七”模式、“一强四治”模式、“五会自治”模式等等。这些好做法好经验为我国全面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样本。

　　然而，在这些积极探索之下，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仍然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乡镇政府建设公共服务能力薄弱、乡镇社会治理机制不完善、乡镇政府行政运行不顺畅……

　　随着社会发展，乡村治理基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大量年轻人外出，导致农村空心化、家庭空巢化现象比较严重，农村留守问题突出，村干部选贤任能比较困难。”不少基层干部向调研组表示，年轻一代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故土情结逐步减弱。

　　“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人缺技术。”四川苍溪县三会村村民张中菊说起了自己对乡村振兴的看法。她的学习积极性很高，一个月两次参加农民夜校的培训，接受栽培、农田管理等农业技术辅导，了解相关政策，学习改变落后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内容。她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引导，让更多村民有提升素质能力的机会。

　　返乡创业人员冯明武被戏称为“断臂将军”，他左臂在一次事故中残疾，但身残志坚，种植了80亩地的猕猴桃，目前已经挂果，预期年收入10万元以上。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烦恼：政府给他提供了10万元返乡创业低息贷款，可是期限只有三年，如果三年内遭遇到天灾人祸，没有产出，就无法偿还这笔资金，会被列为失信人员，以后融资难度大增，这让他压力很大。他说，作为一个农民，希望政策能够有延续性，为农民带来更多的实惠。

　　“下一步要加强乡镇基层政权的稳固。一是强化乡镇政府的服务功能，加快职能转变，二是优化乡镇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加快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进程，三是创新乡镇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引导多方力量参与，健全公共服务需求表达和反馈机制。”调研组提出了自己的反馈意见。

人才、资金、机制是道坎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乡村振兴中，如何让人才跟得上也是调研组关心的话题。四川广元市剑阁县充分发挥本土乡贤示范教化作用，在村党支部引导下成立乡贤协会，建立乡贤名录、乡贤群，通过动员在外创业乡贤反哺家乡，推动乡贤参与产业发展、组织培训就业、资助公益事业。

　　还有一些乡村从脱贫攻坚经费中拨取一部分资金，发挥本土退休老干部的带动作用，提供了一个留住人才的样本，让调研组成员印象深刻。

　　“我们也在思考通过参照脱贫攻坚中的一些做法，从各级党政及企事业机关选派一批优秀人才参与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过渡措施；不过，从长远看，还是要培养本土人才，让熟悉农村情况、热爱农村工作的人留得住。”中共广元市委副书记、市长邹自景向调研组如是说。

　　调研组在走访和座谈期间了解到，不论学校还是文化馆，都对人才资金大呼饥渴。

　　湖南衡阳县演陂镇综合文化站站长刘红叶介绍，该站目前共有工作人员4人，每年在镇里举办各类文体活动30余场，培训文艺骨干120余人次，深受群众欢迎。尽管群众积极性很高，但专业人才的匮乏和设备设施的欠缺，也让刘红叶在开展工作中受到了很多制约。

　　“一方面存在人岗不适或者错位的问题，一方面还存在高素质人才引不进的问题。”中共衡山县委书记尹培国向调研组介绍，优质教育文化资源在中心城市相对富集，县域相当短缺，而且，县域优秀师资和优质生源外流现象持续存在。

　　“过去，乡村教育为农村服务，现在是为了进城服务。”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海川剑鑫教育集团董事长奚剑鑫告诉记者，乡村文化和对孩子的教育忽略了对家乡的认识和亲近感、忠诚感，导致青年人对自己的本土资源、生态资源以及可能产生产业的资源认识比较薄弱。在这种农村即是落后、城市即是文明的潜意识下，多数人宁可进城务工，不愿返乡创业、服务家乡。

　　调研组认为，应鼓励各个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根据各自的发展条件，制定出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制度，实现城乡同等条件的基础设施和同等水平的社会保障，这是保证人才回流农村、实现安居乐业的根本保证。

教育治理主体单一化

　　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一种民主式和科学化的整体性治理过程，通过国家顶层设计、地方积极参与，多元主体相互合作、有机互动，共同应对和处理乡村教育的各项事务。

　　调研组调研发现，四川、湖南等地乡村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却是治理主体相对单一化。比如，调研组在四川调研期间看到，学校完全封闭式的教育，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几乎被割断，公共文化服务场地与村民之间双向联系相对单一，与学生等其他群体之间没有交集。

　　在农村，留守儿童在乡村学校已成为普遍现象，且队伍还在持续扩大。

　　调研组在演陂中学走访期间了解到，该校有100多名留守儿童。尽管学校配备有网络视频和电话，方便留守儿童与身在异乡的父母交流亲情，还配备有心理咨询室和专门的心理辅导教师，对留守儿童进行情绪疏导和心理关怀，但仍不足以彻底消除留守儿童群体与其他学生之间的心理鸿沟。

　　一个更大的担忧在于，中小学生在校一周的德育效果，会被周末两天的家庭教育空白期抵消。湖南衡山县开云镇中心学校校长肖乐康向调研组介绍，不少学生父母在外打工，基本上都是由爷爷奶奶隔代管教，造成学生性格、情感、学习兴趣等方面差异较大。甚至出现“5+2=0”甚至“5+2＜0”的怪现象（即学校五天的正面教育抵不过2天周末家庭的负面影响）。尽管学校通过家长学校、留守儿童之家等多种途径进行管理和教育，但受专业师资、财力、设备设施等因素限制，留守儿童仍然是困扰学校的难题。

　　调研组还发现，在乡村教育治理实践中，由于思维惯性的影响，以及社会力量缺乏专业的治理能力，导致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乡村教育治理中往往是“一竿子插到底”，乡村学校仅仅成了各项政策的不折不扣的执行者，尚未发挥自身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则是乡村教育治理的“陌生人”。

　　“应该打通乡村社区、文化馆、学校之间的阻碍，让文化馆等公共场所面对学生等群体开放，解决校外教育实际问题。”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张志勇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其就是成立校务委员会，实现校长、家长和社区的共治。他建议聘任有威望的家长和乡贤为校委会成员，为乡贤参与学校管理提供机会。此外，有一技之长的能人志士也可尝试拓展校外教育，帮助孩子巩固“5+2=7”之效果。

　　调研组认为，乡村教育的发展是多元主体共同协力推进的结果。只有通过国家力量与乡土力量的相互碰撞和磨合，才能更深刻地领会现代教育的意蕴以及反思和规避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与局限，从而找到乡村教育在现代教育中的真正立足点。因此，乡村教育治理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由独治走向共治，是乡村教育实现善治，并推进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应然趋势和现实选择。

文化公共服务资源严重缺乏

　　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文化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逐渐沦为了城市文化的翻版，出现了乡村教育、文化城市化的价值倾向。

　　“乡村文明与乡土文化，是中华文明与社会文化的正宗源头所在，我们文化的根基与宗脉。”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雷鸣强感到担忧的是，一些乡村价值观念受市场经济影响，趋利主义泛滥与文化多元化在乡村日渐盛行。传统文化价值观被逐渐颠覆，是非观念越来越模糊、价值判断标准越来越失范，人们在价值多元中渐渐迷失自我。

　　与此同存的是，几乎杜绝了近30年的封建迷信,又悄悄地死灰复燃。特别是在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的偏远山区农村，神汉驱“鬼”、巫医显灵的闹剧重新占据了农村文化的舞台。而另一面则是以独具魅力的花鼓戏、皮影等优秀民俗文化却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走访期间，调研组看到一些农村千篇一律贴着瓷片的平板房和人造景观房，看不到具有地域特色、民族风情的有文化意蕴的民居民宅。

　　“一个乡村家风民风的集中体现，也是反映政风社风的一面镜子。从乡风民俗看，有的乡村问题也比较突出。”25日，调研组在衡阳县梅花村村部会议室举行乡村座谈会上，西渡镇党委书记胡胜利告诉调研组，前些年，一些乡村炫富攀比之风盛行，红白喜事讲排场，比阔气，背不起的人情债，严重扭曲了亲情乡情；一些乡村赌风陋习难除，搓麻来点小意思，打牌加点兴奋剂，结果打工挣钱一年，全部输完。

　　冯正华是西渡村土生土长的村民，他对村里存在的红白喜事中“好摆脸（相互攀比、死要面子）”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有的人家收媳妇，房子装修好阔气、彩礼送好多、席面办好宽、烟酒买好贵，为此榨干积蓄甚至借钱，破坏了乡村文明和家庭和谐。近年来，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推行移风易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乡风文明创建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

　　“这些局部现象的出现，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缺位，百姓文化生活匮乏的问题。”邬志辉向记者表示，封建腐朽的观念仍在沿袭甚至扩张，跟乡村封建文化中的面子文化有关，也跟市场经济基础有关。

　　他介绍，目前中国乡村文化匮乏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乡村社会组织的缺位，导致乡村社会碎片化。农村社会“空壳化”带来传统道德“荒漠化”，使农村已经从温馨淳朴的熟人社会，变成冷漠寂寥的半熟人社会。

　　调研组认为，乡村文化的发展和振兴，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振村民精气神，阻断各类错误思想和不良文化泛滥，引导农民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促进新时代农村良好新风尚的形成。

　　美丽乡村建设，要留得住乡愁，记得住乡音。

　　调研组建议，在乡村振兴中要留下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不可千篇一律，大拆大建。应根据文化特色因地施策，培育优秀本土文化，展现新时代下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