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社会服务作为民主党派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民主党派加强建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重要载体。开展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理论研究，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会服务工作，助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今年是民进社会服务主题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理论研究对自身建设和履职尽责的支撑作用，民进中央于7月28日至29日在贵州毕节召开“加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  助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理论研讨会。民进中央副主席、参政党理论研究会会长高友东在讲话中指出，“这既是延续本届以来，民进中央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服务主题年建设的有益做法，也是为进一步拓展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领域贡献民进力量”。会议旨在贯彻落实民进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部署，深化理论认识、凝聚思想共识，推进社会服务研究与参政党理论研究融合发展，进而助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提升。会上，来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山东大学、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民进地方组织的社会服务工作者汇聚一堂，围绕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理论基础、功能定位、政策导向、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展开了深入研讨，在深化认识中明确方向，在审视现实中找准短板，在展望未来中凝聚力量。

　　提高政治站位、明确工作定位，深刻认识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重要功能和实践作用

　　准确理解和把握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功能定位，是推动社会服务工作提质增效的认识论前提。高友东指出：“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就其政治属性而言就是政党组织，具有政党责任。”这就从民主党派作为政党组织的角度，明确了其社会服务本身具有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与会同志则从比较政治、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维度等多重视角，对民主党派社会服务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审视，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的理论共识。

　　——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区别于西方政党制度的重要实践特征

　　从比较视野来看，社会服务是中国民主党派极具辨识度的一项工作，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独特面貌。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黄天柱指出，与西方政党主要围绕竞选和政治竞争开展活动不同，我国民主党派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权力竞争和政治制衡上，而是“不仅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意见建议，而且直接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教研部教授邱永文也指出，中国的民主党派是连结和沟通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只有做好社会服务，政党才能更好地实现其社会功能”。民进中央参政党理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研究中心主任蒋锐进一步从政党理论的维度分析认为，与西方政党主要围绕竞选开展活动不同，“我国各民主党派不以争夺政权为目标，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社会服务联系群众、助力发展、凝聚共识”。民进黑龙江省开明画院副院长张永昌从理论逻辑的高度进一步阐发，认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内嵌于多党合作制度体系之中，“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公益团体的志愿服务”，必须从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四个维度加以把握。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保持社会联系、增强社会感知、提升社会影响的重要渠道，是扎根社会、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重要基础性工程。

　　——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承载着深厚的政治价值与独特的制度功能

　　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绝非简单的“做好事”或一般性公益活动，而是民主党派履行政治责任、彰显制度自信、参与国家治理、服务民生福祉的履职实践，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制度逻辑和多重政治价值。邱永文指出，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是“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框架下开展的政党政治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价值”。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李长青在回顾民进社会服务历史时提出，“民进社会服务工作无论在哪里开展，都是跟着党一路走下来的”。民进北京市委会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胡锦澜从制度运行的角度提出，民主党派开展社会服务“不是可有可无的‘自选动作’，而是履行参政党职能、彰显制度效能的重要载体”，实现了“宏观制度设计”向“微观治理实践”的有效转化。民进福建省委会副主委、厦门市委会主委吴丽冰从价值层面指出，社会服务是“参政党践行‘参政为公、实干为民’初心使命的生动实践”，是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的重要抓手，更是服务民生发展、展示自身形象、扩大社会影响的重要平台。民进洛阳市委会专职副主委李聪辉结合基层工作的现实定位指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不是一般性公益活动，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在民生领域、基层治理中的具象化体现”，通过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既能协助党委、政府解决民生难题，又能在服务中传递政策主张、凝聚社会共识，“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可感知、可触摸、可检验”。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政治价值不是虚无缥缈的抽象概念，而是在一次次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实践中真实传递、持续累积的群众可感、社会可知的具体价值体现。

　　——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是完善履职体系和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

　　民主党派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与履行基本职能、加强自身建设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多位专家对此作出了深刻阐述。蒋锐指出，在民主党派履职体系中，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是三项基本职能，“社会服务工作并非独立于履职体系之外，而是民主党派联系群众、服务社会、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与三项基本职能相互贯通、相互促进”。胡锦澜也认为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联系群众、了解国情、凝聚共识的‘实践课堂’”，民主党派通过社会服务“能够将专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理论思考转化为民生福祉，从而增强多党合作制度的说服力和感召力”。黄天柱则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将社会服务的属性归纳为三重定位，即“政治性工作”“实务性工作”“平台性工作”，为社会服务在民主党派工作全局中的坐标定位提供了分析框架。张永昌则从平台功能角度指出，社会服务是“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淬炼会员队伍、激活组织活力的重要平台”，通过常态化开展社会服务可以“实现以服务促建设、以建设强履职的良性循环”。李聪辉从实践层面呼应了这一观点，认为社会服务能够“在实践中发现骨干人才、培养履职能力”，同时“实现‘服务群众、锻炼队伍、建强组织’的多重效应”。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社会服务不是游离于民主党派基本职能与核心工作之外的“自选动作”，而是深度嵌入履职体系和自身建设全局的基础性工程，是加强自身建设、促进履行职能不可或缺的“必修课”。

　　增强历史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实践基础与发展方向

　　在厘清理论定位的基础上，与会专家与民进地方组织代表结合民进社会服务工作实践，对社会服务工作的成绩与不足进行了全面检视。对此，高友东极为客观地指出，“民进的社会服务工作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总结成效、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服务工作目前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方面和需要加强的环节”。与会同志同样认为，民主党派在社会服务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作模式，但面临的瓶颈短板也不容回避，需要切实加以破解。

　　——在探索中积累，充分总结具有示范意义的社会服务实践经验

　　坚持政治引领与界别赋能有机统一，是各地社会服务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吴丽冰结合厦门民进的探索指出，做好社会服务工作必须“坚持政治引领”“发挥界别优势”“整合各方资源”“坚持久久为功”以突出“政治效益”“专业效能”“动员能力”“实效性”。民进江苏省委会联络处四级调研员武志光系统介绍了江苏民进的实践模式，即坚持政治引领、界别赋能、精准对接，“把服务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有效提升社会服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李聪辉从洛阳民进一线工作视角出发，提出“坚持实干导向”“加强双向协同”“抓实三个环节”“强化四维嵌入”，打造“问需于民”的精准服务，实现“部门所需”与“民进所能”的精准对接，提供“专业赋能”的特色服务，打造“轻量长效”的基层服务。民进萍乡市工委办公室主任夏芳芳结合“1%工程”实践经验，提出“方向要对”“初心要纯”“善于‘借力’”，真正做到“紧扣中心大局，把准服务定位”“干干净净做事，不带半点私心”“独行快、众行远”。民进合肥市委会参政党理论研究会会长刘宗祥系统阐释了安徽民进马石村社会服务基地的创建经验与赋能逻辑，即通过政治赋能、结构赋能、效能赋能，构建制度优势的转化机制、跨域协同的整合机制、参与激活的内生机制，推进社会服务工作从“蜻蜓点水式”向“落地生根式”转变。民进贵州省委会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杜朝东也从发展态势上作出判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历史语境和时代坐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时俱进地推动社会服务向专业化、高效化、多元化、精准化发展，对实现民主党派的政治价值、组织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来自民进地方组织实践中的朴素感悟，同与会专家学者们的理论分析形成了生动呼应，共同揭示出社会服务工作的价值内核和方法论精髓。

　　——在检视中反思，正视社会服务面临的现实问题和优化路径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工作提质增效的发力点。民进地方组织代表以高度自觉的问题导向，深入剖析了当前社会服务工作存在的突出短板，这些共识性判断为进一步优化工作提供了明确靶向。比如，大家普遍认为，一些基层组织政治站位不够高，对社会服务的政治属性存在认识偏差。对此，武志光指出，部分基层组织“将社会服务简单视作公益活动，忽视凝聚共识、夯实群众基础的政治价值”。张永昌也坦陈，“部分会员对社会服务的政治属性、制度定位理解不深，简单将社会服务等同于普通志愿活动，重活动场面、轻思想引领，缺少主动调研意识”。比如，大家普遍认为，一些基层组织存在资源整合与协同联动效能不高问题。对此，吴丽冰指出，应当关注“资源整合统筹力度不足”“与参政议政融合不够”“社会服务队伍不够稳定”“精准对接机制不够完善”等多重问题。李聪辉特别指出了“协同机制碎片化”问题突出，表示一些地方“尚未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需求共享、资源互通、工作联动机制”。比如，大家普遍认为，一些基层组织存在社会服务与参政履职之间转化通道不够畅通问题。对此，胡锦澜直言，“服务实践成效与转化为制度成果效率不平衡”。夏芳芳提出，尽管能够通过开展社会服务挖到好的调研课题，但“转化机制还不够顺畅”。比如，大家普遍认为，一些基层组织存在界别特色挖掘不深，服务的品牌化和长效化水平不高问题。对此，民进广东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邓玲展示了一条从会史“活化”到社会服务潜能激活、效能提升的有效路径。武志光则观察到服务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容易出现的“供给过剩、急需缺位”等错位现象，反映出一些基层组织的帮扶针对性不强。可见，从“有没有开展社会服务”到“社会服务开展得好不好、精不精”，仍是当前民主党派社会服务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工作提质增效需要集中突破的优化路径。

　　——在思辨中深化，在创造社会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创造政治效益

　　黄天柱在研讨中提出了“从社会效益中开发政治效益”的命题，他指出，在新时代面对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增强制度自信的新要求，对社会服务“恐怕不能只停留在‘做实事、做好事’的层面，还应进一步思考如何从社会效益中开发政治效益”。胡锦澜从效能逻辑的角度呼应了这一观点，认为新时代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是集民生服务、基层调研、参政建言于一体的系统性履职工程”，应当“力求让社会服务成为制度效能的‘放大器’，实现办实事、察实情、献良策、促治理的全链条赋能”。蒋锐坦言，在民主党派履职实践中，“许多高质量提案、调研报告都源于社会服务实践”。张永昌认为，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是贯彻落实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要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活动全过程”。武志光也提出，社会服务应成为参政议政的“第一现场”，“在服务中捕捉真问题、倾听真声音，把基层实践经验转化为高质量建言成果”，同时“把参政议政成果通过社会服务带到基层，做好政策解读、效果评估和民意反馈”。邱永文则指出，新时代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有三个实践层次的目标，即“服务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服务于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提升”。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只有与参政履职深度融合、双向贯通，才能真正实现工作质变提升，更好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

　　坚持守正创新，广泛集智聚力，深入推进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实践创新与效能提升

　　发挥理论研究支撑作用，关键在于有效指导现实实践。高友东结合民进工作实际，指出“社会服务主题年建设，为加强和改进社会服务工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也要求充分发挥理论研究支撑作用，充分吸纳专家意见建议”。对此，与会同志从明确职能定位、健全融合机制、强化制度保障等维度提出了系统对策建议。

　　——明确定位与深化融合，以政治效益为引领推动服务与履职一体化

　　进一步明确社会服务在民主党派工作中的职能定位，是解决认识偏差和工作边缘化问题的关键。邱永文从实践要求的层次性出发，强调社会服务要“围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总要求”，在实践中“注意把社会服务工作与加强履职能力建设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结合起来”。黄天柱提出，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关键是把社会服务放到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大框架中来认识、谋划和推进”，使其真正成为“参政党履职的重要支撑、自身建设的重要平台、制度优势的重要展示”，并提出“进一步明确社会服务在民主党派工作中的职能定位”“进一步推动社会服务与基本职能深度融合”“进一步打造具有党派特色和时代辨识度的社会服务品牌”三条核心建议。杜朝东也呼应提出，要“提高社会服务工作的政治站位”，进一步展示民主党派的“政治价值、组织价值和社会价值”。

　　在推动服务与履职深度融合方面，李长青提出，要“强化双向发力，推动社会服务与参政议政深度融合”。胡锦澜提出要“探索建立社会服务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一体推进、多向贯通的融合机制”，实现从“活动化”走向“项目化”“品牌化”，从“做服务”转向“出成果”，从“单打独斗”走向“联合联动”。李聪辉提出要“推动双向转化，打通服务与履职的闭环链条”，做到“在服务中同步开展民生调研”，进而“形成‘在服务中调研、在调研中服务’的良性循环”。夏芳芳结合“1%工程”实践经验，提出“打通服务和履职双向闭环，让服务不止于‘送温暖’”，要引导会员“下沉一线帮扶时，同步收集群众急难愁盼，转化成提案、社情民意”。与会同志一致认为，闭环链条的建构不仅是机制建设的问题，更是一种履职理念的转变，即明确开展社会服务不是终点，而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起点，进而形成社会服务、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的逻辑闭环。

　　——健全机制与完善制度，以长效化保障推动服务从活动化走向品牌化

　　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在制度建设层面，多位与会同志从不同维度提出了系统方案，形成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制度构建图景。李长青提出，要“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社会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胡锦澜则从四个维度，具体提出了制度化建设的系统路径，通过建强品牌矩阵以“打造辨识度高、示范性强、实效性好的社会服务品牌矩阵”，通过强化项目引领以“建立项目库、人才库、成果库并推动三库联动”，通过深化联动协同以“进一步密切党派+地方党政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群团+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通过表彰激励引领以“激发履职热情”。武志光提出要“紧紧依托主阵地，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可持续性强的社会服务品牌体系”，形成“有影响、可复制、可持续的民进社会服务品牌项目”，取得“以点带面、整体提升”的效果。刘宗祥在社会服务基地建设方面提出了系统的制度框架，表示应锚定“规范化、专业化、长效化”建设方向，着力破解基地建设碎片化、短期化、同质化难题。张永昌从五个维度提出了构建长效机制的具体建议，表示要“深化理论铸魂学习，夯实服务履职思想根基”“深耕界别特色赛道，打造差异化长效服务品牌”“完善统筹联动机制，拓宽多元资源保障渠道”“规范内部闭环管理，健全宣传示范引领体系”“建立考核激励制度，激发会员履职内生动力”。吴丽冰从供需相符、精准对接的角度，建议“加强前置调研对接”，明确“根据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痛点难点，结合党派界别优势与资源禀赋，科学定制活动方案、细化工作分工、优化服务内容”，同时要把提供服务与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建立持续跟踪机制或重点回访机制，切实把好事办好”。杜朝东提出要“建立项目评估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对社会服务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进而“调整和改进社会服务工作的方向和方法”。夏芳芳呼吁“健全全流程管理细则，从项目策划、资源对接、资金监管、落地实施到成效评估全部标准化，形成可复制样板，推动基层社会服务规范化、可持续发展”。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唯有以制度化、规范化保障社会服务的长效化、品牌化，才能使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真正成为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

　　——赓续传统与创新表达，以文化传承激发社会服务的深层动能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优良传统中蕴含精神力量。黄天柱基于历史维度提出，“民主党派开展社会服务有深厚传统”。蒋锐提出，民主党派要“传承社会服务优良传统”。邱永文则更进一步表示，民主党派要“拓展党派社会服务的传统领域”。李长青从社会服务工作部门履职角度提出，要“坚持以学促建，用正确政绩观引领社会服务”。杜朝东也提出，要“总结不同时期社会服务工作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服务的科学发展和跨越式发展”。邓玲结合广东民进工作实际，从活化民进会史的角度提出了独特见解，她主张“把民主党派历史活化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相结合”，推出系列文艺作品，并“通过会史文化传播、赋能社会服务工作，取之于前辈奉献、用之于当代履职”，为赓续民进优良传统、激发会员使命感开辟新路径。张永昌也从民进会史逻辑的角度阐释，民进自成立以来就始终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紧密相连，“民进先贤为争取和平民主、推进社会进步奔走履职”，社会服务工作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当代传承和生动实践。胡锦澜则表示，面向未来要“坚守与党同心的政治本色、履职为民的初心使命、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做到“持续深耕社会服务、精进履职质效、厚植制度优势”，以实际行动做好社会服务工作，并以实际工作成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责任与担当。

　　会议时间虽然有限，但学术交流永无止境。高友东最后在讲话中指出，对于会议主题所涉及的“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如何更好创新以进一步彰显其政治属性”“如何推进党派内外大范围整合资源”“社会服务如何与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相贯通以提升服务能力”等若干现实和理论问题，民进中央将继续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时也将继续与各界专家学者保持联系、沟通和交流，以期共同为加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助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作出力所能及的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