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号”，也叫“绰号”，似乎上不了文学作品的，俗称的上不了席，因为总让人感到那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底层劳动者之间的低俗称呼，比不得名人雅士的“别号”“表字”“雅称”“别名”那样充满着知识的气息，即使是梁山一百零八将的“诨名”也都依各人的特征而取夸赞之义，民间的外号则不管褒贬，只取形象深刻顺口任意，但在这种互称外号的氛围中是一种亲切的相互认可的融洽的感情，哪怕有的外号存在贬义，都被人们忽略。

　　本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郊区读完小学一年级后转学市区读二年级，满口乡音，自然被人起的外号是“阿乡”，直叫到初中毕业，成为学徒后，师傅认为我聪明伶俐，又姓范，与上海话“凡”谐音，故给我取外号“阿凡提”，这是一个智慧的维吾尔族人物，二十一岁做了工长，因为管了三十四个年龄都比我大的技术工人，似乎像个领导了，就被人取外号“范仲”，把我姓名最后一字漏掉，取“仲”与“总”音近，戏称“范总”，（至今老厂同事相见还是一样，别人都以是什么公司的总经理，其实不过一个工头而已）。后来做过一年半多的武装部防化参谋，那时部里还有一个干事，也不算外号，我俩就没了姓名，一概被人称作“参谋”“干事”，因为部里只有一个参谋一个干事，所以称呼就直接不带姓地叫参谋、干事了。

　　一九八六年转行律师，一九八八年就担任了主任助理，因为居主任书记之下为第三，又被戏称“三老板”，又由于当时律师收入已超过社会平均水平，那是按个人业绩分配，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而我由于历年业绩从没跌出过前三名，因为那时炒股兴起，在证券公司资金大的股民可以有单独的房间，称为大户室，当然里面炒股的人称为“大户”，而我也被同事起外号为“大户”，这个外号一直沿用至今，原沪北律师事务所的老同事至今见面还习惯地非常顺口地叫我“大户”，记得在他们口中我从没听到过一句“老范”“范仲兴”“范律师”的称号，所以，如今，六十七岁了，每当听到当我电话里听到有人叫“小范”、“范总”、“参谋”、“大户”时总有亲切的感觉。

　　我的小学、初中年代是六七十年代，由于时代的社会、经济、人文等情况，那时的同学外号也有时代特征，每一个男同学都有外号，大多数的女同学也有外号，五十多年过去了，有10名以上的同学甚至已离开人世，相信提起那些外号应该已不存在不敬，只有亲切的回忆了。那时，放学后，弄堂里有一人出来大声地呼唤各个的外号，一大群的屁孩从各个方向呼应，蜂拥而出，玩得天昏地暗，个个泥猴，女同学跳皮筋、跳绳，也个个马尾乱甩，汗流满面，到了天黑仍不归，母亲们也不出来寻找，只从各楼层、各窗口中发出呼儿归家吃饭的喊声，现在忆来真的是幸福。

　　看如今，孩子们的同学之间，成年的同事、同行之间已极少听见外号互称了，多了文明礼貌的同时，似乎人与人之间多了些距离。幸耶？悲耶？诸君自有见解，本文别无他意，呼起同辈记忆而已。

　　（作者系上海民进会员，曾获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