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得山（1891-1939），幼名学峻，学名德三，留日时改名康年，后又改名得山。湖北江陵郝穴人。1907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1910年插班入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堂，与胡鄂公等人组织共和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任北方革命总指挥部秘书。1922年1月与胡鄂公等人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同志会，创办《今日》杂志。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至1929年先后任湖北法专、中山大学、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教授。1935年至1939年，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今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大学教授。著有《中国社会史论》《中国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等。

　　如今，桂林尧山脚下的一座墓园里有一普通的墓碑，刻写着1940年陈此生先生撰写的墓志铭以及其后从桂林南郊大埠乡迁墓于此的经过。而这个墓的主人，就是社会学家熊得山，1939年2月4日病逝于桂林，距今整整八十年。

　　熊得山的名字，差不多已被世人遗忘了。

　　生于晚清的熊得山，历经中国社会巨大的变化与震荡，将自己的青春热血投入革命洪流之中：16岁即赴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20岁参加辛亥革命，任北方革命总指挥部秘书；31岁，与胡鄂公等人在北平组建共产主义同志会（亦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今日》杂志，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经瞿秋白、刘子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较早的一批中共党员。

　　熊得山倾力于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明示中国革命的正确出路。他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评》、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的最早中文译者。他撰写的《中国农民问题之史的叙述》《中国商业资本的发生之研究》等文章，以矜审的科学态度检讨中国社会的纵断面。1929年，他和李达、邓初民、施复亮、钱铁如（后改名钱纳水）等进步人士在上海开办昆仑书店，系统地介绍社会科学名著。他的译著和著述，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都是深远的。

旗帜鲜明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史学

　　熊得山从事教育事业，是从1925年任湖北法专教授开始的。其后，他曾在武昌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任教、讲学。熊得山专治社会史和经济学，治学态度严谨，在方法论上颇具心得，他的学术成就大都严谨精到，绝少铺张扬厉、轻信武断。

　　这样的一位学者，受到了当时广西当局的青睐和欢迎。于是，1935年熊得山举家来到桂林，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广西师专）任教，讲授中国通史。当时广西师专的教务长是陈此生，他还邀请了施复亮、邓初民、陈望道、夏征农等一批进步人士前来任教。两广的政要对熊得山很是重视，如李宗仁、李济琛等人和他面谈多次，广西当局也时常征询他关于西南政治问题的意见。但是他无意仕途，只愿专研学术、教书育人。

　　熊得山的生活与治学态度是严肃而艰苦的，对于教学更是刻苦努力。为了上好课，他认真撰写中国通史讲义，花费许多精力搜集参考材料，决不肯潦草敷衍。熊得山的中国通史讲义，算是他最后的心血结晶，也是历史书中少有的杰著。他去世后第二年，李达替他校勘作序，以待出版。但因种种缘故，该书在2007年才以《中国社会史论》为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式出版。

　　熊得山平时给人的印象是沉着谨慎和蔼的，不太爱说话，除了授课，就是在餐桌前讲一些很专业的问题。谈及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革命问题，他总是冷静而深入地谈论问题的核心，曾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这样说过：我们对于革命，第一要具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我们理解现实的武器，同时我们还要明白自己的国家民族从过去发展到现在的具体情形，这样，革命策略的决定才有真实的根据。

　　在课堂上，熊得山将他的理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旗帜鲜明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史学，毫不隐晦地讲述与当时正统史学迥异的新历史观。而在当时的广西师专，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公度带领一些托派教师抛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等社会敏感话题，在师生中间激起一场托派和史派的大论战。对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深刻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熊得山来说，托派的某些观点让他忍无可忍。一次，在听到一个托派教师公开向学生宣称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时，熊得山与他争论起来。他情绪激动，手拍桌子，杯子都拍到地上了。原来，熊得山此时正在进行《中国社会史论》的写作，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当时所处的时代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是鲜明的史派观点，与托派大相径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熊得山将这些观点带进课堂，称得上敢为人先。

　　1936年6月1日，白崇禧在广西党政军扩大纪念周正式宣布抗日救国，即为“六一运动”。广西当局发动广西师专、广西大学以及各中学开展抗日宣传运动，后来组建了广西学生军北上。其后，把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成为其中的文法学院，当局继续留任熊得山。

“个人的健康实在算不了什么”

　　1937年8月，广西当局处理“王公度案”后，为清除广西师专的革命影响，决定停办广西大学文法学院，令社会学、文学两系同学（原广西师专学生）提前结业，强令他们参加“广西战时政工人员训练班”并参加广西第二届学生军；同时，辞退了从广西师专留任的一批进步教授，包括熊得山。而此时的熊得山因暑假回到上海，并未知道这一重大变故，仍决定于“八一三”事变后携眷赴桂任教。当时，熊得山的挚友胡鄂公很担心他的健康，而他却说：“现在日军已深入中国，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抱着牺牲决心而积极抵抗的，个人的健康实在算不了什么!”待熊得山从上海乘船经广州到了梧州，才知道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停办的讯息。时值战事甫兴，熊得山苦于无处安顿家眷，只能按原计划前往桂林，直到1938年广西大学才复聘其为教授，同时受聘的还有他的好友李达，被聘为经济学系主任。

　　1938年11月底，北平的朝阳大学迁到成都，打算请熊得山出任社会学系主任，他因重病辞却未就。熊得山的身体一直不好，还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早年在上海暨南大学及上海法政学院任教时，医生已认为治疗困难。后来他到了广西任教，病情愈加严重，往往两三天都得不到一两个钟头的睡眠，而他却更加抓紧利用无法睡眠的夜晚钻研学术。神经衰弱加上胃病的折磨，以至于到了后期，熊得山每周五六小时的授课都不能正常进行，只能由焦菊隐等老师代替他授课。当时日军空袭桂林，熊得山在新仓街的寓所迭遭轰炸，藏书尽毁，只好带着母亲妻子和四个孩子移居桂林南郊大埠乡。乡间医疗不便，病转重笃，遂以不治。

　　1939年2月4日，熊得山在桂林与世长辞，所遗下的只是等身著作和清贫萧条的家境，几至无以为殓。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司法院秘书长张怀九，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李宗仁、白崇禧，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以及湖北省代主席严立三等政要均致以重赙，而他的好友李任仁、千家驹、李达、张映南、熊子民、陈此生等人皆出力操办其身后丧事。

　　1941年2月，胡鄂公在《申报》上发表《纪念熊得山先生》评价道：“他的一生，在青年时代是献身革命的行动者，中年是输入社会主义理论的急先锋，晚年是一位纯谨严肃的学者。”熊得山在广西度过的五个年头可谓他人生中的“晚年”，然而，他不仅仅是“纯谨严肃的学者”，更是保持着“输入社会主义理论的急先锋”的风范，拖着疲惫的病体，激情澎湃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输入八桂大地。

　　犹可告慰英魂的是，八十余载风雨过后，熊得山曾任教的广西师专发展成为如今的广西师范大学，始终秉承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光荣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方面走在广西高校前列，拥有广西唯一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并不断以实际行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