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把孩子送走，抬头看了一下头顶的蓝天。上海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天空了，湛蓝，有白色的云朵，通透，有风。

　　遂关掉了电脑，去阳光房坐着看天。

　　我住的房子外面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当然不是我家的，但没有篱笆隔着，所以也就等于是与我共享了。我时常在这边的走廊里看天，上海很少有通透的天空可以看，常常是浑浊的滞瑟的灰色，像欧洲那种闪闪发亮的蓝色更是稀少。昨天的天是有点浅蓝转为的白色，风大起来之后，白色又转为比白色更浅的白。花园里种的一棵巨大的梧桐已经彻底掉光了叶子，只有枝丫。这让我想到前年我们在俄罗斯。我们住在贝加尔湖的边上，比现在更冷一点儿，湖水就像现在这样天空的颜色，浅白。我每天都去湖边看天，偶尔会有鸟飞过天空，就停在湖边的树上一会儿，又飞走了。我们住在伊尔库兹克一个中国人开的小旅馆里，两口子都是中国人。男主人总是在修东西。那里没什么多余的人工，什么都要自己来，装水管，装造粪池，装电线连暖气和灯泡之类的种种。有一天男主人在屋顶上敲一张铁皮，屋顶有点漏水了，老鼠也从洞里钻进来。那天风大得像要把人刮跑，但他在上面待了两个多小时，不停地咚咚敲打。那个男主人对猫很友好。房子里总有两只猫来蹭暖气，那个男主人细心在院子里给它们洒上猫粮，在屋子的一角换上干净的水盆。晚上睡觉的时候给它们在餐厅留一个小角落，放一只纸盒，给它们睡觉。有几次我们从外面回来看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里站着抽烟，与猫玩耍。我们也就站定下来与他一起跟那只猫玩，在那样的一个岛上，大家都没什么事可做。

　　搬到这里来之后，我们在院子里种了一棵羽毛枫。种下的时候是冬天，树干光秃秃的。我们调整了半天，因为树干从某一个视角看起来有一点歪，从书房看过来是正的，但从卧室的角度看就是歪的。那个冬天，树就像死了一样毫无生机。但有一天，突然它从树枝上冒出了一点点的绿叶片，然后一夜之间就长满了绿色。等到秋天了，外面花园的树都已经开始变色了，它毫无动静。我每天都去看看它，给它浇点水。但它的叶片一度垂头耷拉下来了，我们以为它要死了，很担心，在网上查了很多说法。后来忍不住请隔壁花园的园丁来看看，他笑嘻嘻说没事好得很。果然到了某一天，叶片开始渐渐变红了，每次降温，都会更红一点，起初还有一点和绿色混在一起脏兮兮的那种深红，后来就整个变得火红，像要燃烧起来一般。等到12月底的时候，叶片又慢慢卷起来，变深色，整个缩起来，像是重新睡着，回到了毫无生机的模样。

　　所以其实羽毛枫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要有土壤和自然的环境，它自己就会生长。

　　我突然想起了那对伊尔库兹克的中国夫妇。他们从中国伊春的边境过去，到伊尔库兹克后定居下来。那间旅馆，说是为了生计而建，其实也并没有多少生意。一天不过几百块的住宿费，即便到了十一长假，也没多少人光顾。他们帮我们订旅行车，告诉我们去哪儿玩，但大多数时间，我们只是在旅店待着。我们到贝加尔湖边上的树下坐着，乐天走到湖边去看一艘打捞上来的沉船，我们爬上湖边最大最高的石头，边上就是深渊和镜面一样的湖水。寡言的男主人很少与我们交谈，大家停下来逗弄跑到脚边蹭着的猫，也并不尴尬。伊尔库兹克就是个很小的城市，一天就能绕城走完一圈。一些房子因为常年积雪而坍塌，有些木头都已经完全损坏了，但并没有什么人在乎。我们问过他们为什么来这儿，他们说，因为生活简单。

　　的确非常简单。每天早上的早餐都是黄瓜番茄加芝士还有面包，有时候会有粥，有时候是牛奶。午餐和晚餐有时候会有贝加尔湖中的鱼，很鲜美，但蔬菜真的只有黄瓜和番茄。路上没有人，天黑得很早。到了十月下旬，就开始下雪，没完没了的雪，整个湖面会被冻住，鸟也不见了，什么声音都没有。

　　他们，会因此而觉得生活太过于无聊，没什么意义吗？

　　我三十八岁了。这一年半，因为养育孩子，狼奔犬突，很少有安静下来一个人的时间。此刻，我望着头顶久违的蓝天，突然很怀念从前旅行的时光。生活过于匆忙，什么时候可以就这样坐下来，什么都不做，只是看一看头顶的蓝天呢？

　　很久以前，我去台湾采访舒国治。他是整个台北城里有名的无业游民，单身，带着两条长腿，四处闲逛。他不在家吃饭，犄角旮旯吃碗面条，找碗小吃，也都津津有味。不会电脑，2010年后才“被手机”。以现代社会世俗的标准，可能会觉得他有点寒酸，但他笑得那样坦然，逼得旁人将那些规劝他的话都吞进肚子。他喜欢走路，常常步行，出新书时出现在各种杂志上，来来回回都是那同一件外套。他像是现代社会特立独行的一个游荡者，常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即便每天在同一个地方张望，但敏感的心和眼睛，还是能不断发现城市人早就习以为常的乐趣。舒国治曾这样描述他一个人在路上的感觉：“公路，寂寞者的原乡，登驰其上，不得不摒弃繁杂而随着引擎无休止的嗡嗡声专注于空无。”这大体就是他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我常常记得他与我说过的一个人生的原则。他说有人出500万买他5年的时间，一年一百万。我说这很好啊。他说看起来这是很多，一年100万。但这是他接下去人生中最好的五年了呀，每一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这样算起来可太不划算了。我说那不接受的话，做些什么呢？他说不做什么，只是闲逛而已。

　　我大概从心底里是赞同舒哥的吧，所以才会将这段话在心里记住那么久。我们忙得要命，到底有多少是在为自己而忙呢？有多少其实更像游戏，因为必须忙碌的设定而不得不设置一些要完成的任务，大家都只是在为做而做。

　　我的朋友说给我听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妻有三个孩子，女的是日本人，男的是韩国人。男的非常忙，和乐天的作息是差不多的吧，一天需要工作12小时以上，回家也就是睡个觉又出发。有一个周末他难得在家陪孩子，他的儿子对他说，“爸爸你什么时候要回你自己的家？”那个爸爸马上泪目了，后来跳槽换了一份超级family friendly的工作。

　　我很明白那个爸爸泪目的点。我们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做的事，到底有多少抵得上孩子的微笑与互换、爱人的拥抱，甚至是头顶的蓝天呢？

　　乐天换了一份工作后，比从前更忙了。我们结婚之后，除了旅行的时间，很少有真正的两人坐下来静静喝一杯茶的闲暇。他每天差不多8点不到出门，到家是晚上9点以后，我们白天几乎不打电话，因为他给我一种在上班时间不能被耽误一秒钟的压力，一种无形的令人窒息的节奏感催促你赶紧将要紧事讲完，然后马上挂掉电话。

　　以前乐天在读博士的时候，他在美国，我在中国。我们常常隔着太平洋和整整半天的时差打电话，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那时他说，最希望的就是可以早点结婚在一起，一起手牵手出去旅行。我喜欢的他，有明朝散发弄扁舟的自由，有“随处可死，死便埋我”的放荡与不羁，他喜欢自然喜欢徒步喜欢上山下海，每次我们一起去潜水，都是他最开心的时刻。虽然那时候生活没有现在那么优渥，也没有现在挣的钱多，但那时的快乐我们至今常常忆起，即便是只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儿，也可以应付很久生活中的疲累与繁琐。

　　大家似乎已经适应了新冠之后的生活，又重新建立了新的秩序。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有时间看喜欢看的书，去喜欢的地方，有更多的时间陪心爱的人在一起！

　　（作者系上海民进会员，上海三联书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