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论证必须遵循逻辑规则

　　有了比较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对之进行系统而有效的讨论、论证。学术发展的历史也极其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对那些相对明确的问题或研究对象，我们才有可能进行系统、明确而有效的论证。模糊笼统的口号或标语只能被无情地排除在论证或讨论的范围之外。而文化演变的历史也明确地表明，只有经过了严格有效论证的思想或信念才能转化为系统的知识理论。

　　近代以来的产业革命也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只有经过了系统有效论证的知识理论才有可能通过精确的实验后转化为技术性的产品。同样的，社会的改造、进步也奠基于经过严密、系统的论证而形成的社会政治方面的知识理论体系，而不能仅仅凭借几句口号或标语。尤其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改造更得需要有相关的知识理论体系的引导，才能避免社会转型可能面临的风险。

　　要对问题或对象进行论证或讨论，我们就必须有一定的思想工具。这一思想工具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逻辑学，所以他将自己的逻辑学著作称之为“工具论”。《工具论》一书表述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系统，他强调概念的明确、判断的确当、推理一定要符合逻辑。他关于演绎逻辑的系统在两千多年的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在其一生中研究过不少的问题，如关于伦理的、政治的、逻辑的、物理学的等。他就是以自己创立的思想工具来系统研究上述各类学科的。

　　由于逻辑学要求概念的明确。而概念的明确需要通过能够揭示概念本质属性的定义方式来完成。正是通过如此的思想方式，亚里士多德对之进行论证或研究的问题或对象都具有相对明确的对象或领域。比如他就将政治学的研究问题与伦理学研究的问题明确地区分开来了。在他看来，伦理学主要研究的是个人的善，而政治学则是研究社会的善。它们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当然他没有否认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可能具有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研究模式显然就与我们历史上孟子的大不一样。

　　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并试图从性善推出仁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性善显然是属于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而仁政却落在了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可见在孟子的思想里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分科治学的思想视野。既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当然就缺乏可以操作的思想工具，其结果也就缺乏必要的系统论证。从现在的学术视角来看，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的。现在的学术界很难有人将这两个学科混在一起。

　　高等院校一般都设有政治学院或政府管理学院，学院内的老师似乎没有人在课堂上讲伦理学方面的课程。哲学系却有伦理学教研室，有专门的老师讲述伦理学课程。由上可见，这两门学科之间还是有着本质方面的差异。论证的目的就是为讨论问题的过程及其答案做有效、合理而系统的证明。针对问题提出的答案的合理与否完全取决于论证过程的合理性及其有效性，而与参与讨论的学者的社会地位等毫无任何瓜葛，根本就不相关。不因为你是老师或圣人或领导，我就得无条件地听从你的，就得完全服从你，就得俯首称臣，而将自己的真正想法藏在内心深处。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对话完全是理性的，是客观的，是平等的。这样的对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性对话。就是这样的对话推动了知识理论体系的不断进步和创新。论述至此，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化系统内真正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真正平等的客观而又理性的学术讨论。不但如此，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将三代描绘成黄金时代，于是在我们看来历史是退化的。这样的观念遂使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具有类似进步的或发展的观念。

　　我们不需要进步的或发展的观念，因为我们曾经有过最为辉煌的三代文化或圣人，后来者的神圣职责就是尽力返回到三代。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是我们却难以提供确切详尽有效的论证和确凿的史料，表明我们的历史曾经有过这样辉煌的三代文明。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真有这样辉煌的三代文明，我们又怎么样通过或凭借什么样确实可行的认知途径或方法来认识和返回到如此辉煌的三代文明？如果没有这样理性的认知方法作为我们确证的基础，辉煌的三代文明只能是我们想象的产物或完全是假设，而不是理性推导或考察的结果。

　　还必须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思想论证或讨论是在学术团队内部进行的。参与讨论的学者可以站在不同的思想立场，但论辩时各方都必须完全遵循思想的论辩规则。学术圈内的如此对话，不同观点之间的据理力争可以激活思想，突破已有思想的樊笼。古希腊雅典时代的柏拉图学院就是这样的纯粹民间的学术机构。后来出现的大学，在拉丁语中，就是指的行会或师生共同体。这样的行会或师生共同体的宗旨就是学术至上，论辩一定要自觉地遵循逻辑学理论规则，并能够共同自觉抵制来自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干预，以保持这样的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至上的规则。

　　世界学术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明，知识理论体系的进步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要能够真正地促进知识理论的持续进步，不断创新，我们就必须自觉而坚决地遵循学术发展的基本模式，不能随意加以干预。干预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扼杀思想创新，断送学术生命。与其他领域内的创新一样，知识理论体系的创新就是与众不同，就是异端，就是背离传统。记得，居里夫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离传统越远，离诺贝尔奖也就越近。”固守已有的传统，也就永远不可能有创新。创新就是要超越传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