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会议首次提出“文化润疆”这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抓手”，如何理解其内涵要义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疆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坚持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实现宗教健康发展。要深入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工程。

　　“文化润疆”的基础：

　　认同“中华民族”及其形成过程

　　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该地区的管辖权。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造就的。

　　公元前60年，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同年，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公元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管理西域的职权。从公元460年到640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历阚、张、马、麴诸氏。隋代，结束了中原长期割据状态，扩大了郡县制在新疆地区的范围。突厥、吐谷浑、党项、嘉良夷、附国等周边民族先后归附隋朝。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于阗王国自称唐朝宗属，随唐朝国姓李。宋代，西域地方政权与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高昌回鹘尊中朝（宋）为舅，自称西州外甥。喀喇汗王朝多次派使臣向宋朝朝贡。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管理军政事务，加强了对西域的管辖。1251年，西域实行行省制。明代，中央政权设立哈密卫作为管理西域事务的机构，以此支持管理西域事务。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国西北国界得以确定。此后，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更加系统的治理政策。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1884年在新疆地区建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1912年新疆积极响应辛亥革命，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行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新疆进入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东亚混血缘、跨历史、认同中华文化的人群共同体的存在。所谓“混血缘”，就是血缘混杂、来源多样的东亚人群，这个人群被证明是由无数大小民族或族群滚雪球似的融合而成；以远古中原地区炎黄和华夏为源头不断吸收周邻人群的过程中，华夏与蛮夷戎狄融合而为汉族的过程时间很长且内容丰富。秦汉以来，以汉族为主体不断与四邻众多部族在血缘上完成了大融合，后来又吸收周边诸文化，不断壮大丰富了原有文化的内涵。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终于形成了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化上的多元融合和经济类型的多样化。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欺凌下，“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逐渐演变为“自觉”的民族。“混血缘”，强调的是中华民族是大融合的产物。所谓“跨历史”，历史上在中华版图内出现过的众多部族、民族等人群和名称虽然许多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但他们的基因都传递到了今天，都应算作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都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演化作出过程度不同的贡献。而且，今天的民族都是由过去的人群演变而来，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所谓“认同中华文化”，就是指对中华文化的自我归属感和自我根源感。

　　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简单地讲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有容纳之量：促成东西南北政治经济人文上的大一统；二是有消化之功：促成文化和人种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融合；三是有执中之智：促成经济和社会管理避免极端化而达致中和，由此，使中华文化和人种几千年延绵不断、生生不息。

　　“文化润疆”的目标：

　　实现“三个超越和三个重塑”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中国人的重大课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认为，其途径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超越民族，重塑公民。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多民族国家具有“两副面孔”，是一个“双重特征”并行的过程：“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另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只有一种非自然主义的民族概念，才能与民主法治国家的自我理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是说要超越民族主义，而建构公民国家。他说：“共同的政治文化必须保持强大的约束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民国家不会四分五裂”。公民意识具有国家性、现代性、世界性三种属性；就中国而言，国民化、现代化、全球化三者并行；民族、公民、天下三大目标相互统一。超越民族身份，重塑公民观念，就要着力增强开放包容的公民意识、和谐团结的公民形象、自强自立的公民责任。

　　二是超越宗教，重塑精神。每个宗教都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氛围，其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排他性和封闭性。随着时代的前进，传统宗教已不能满足许多人现时的灵魂需求。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跳出了传统宗教的围墙，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审视传统宗教，并开始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接触不同文化和文明。中国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其中包括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和选择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不鼓励教族捆绑。在中国，我们坚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现代文化，符合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符合世界潮流，应成为每个公民的价值导向和价值取向。

　　三是超越文化，重塑文明。文化和文明是有区别的。简单地说，文化常指习惯和观念，文明常指受文化支配下所产生的实践成果。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物质及精神的结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结出文明之果，而任何文明都有文化的背景和基础。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活动、过程、成果等多方面内容的总和，而文明则主要是指文化成果中的精华部分。文化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始终，文明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更高阶段，意味着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则强调民族或群体之间的差异特征。唯有文明竞争力的国家、地区和族体，才有可能得到世界的尊重。文化关心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而文明关注的则是“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共同之好，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同的价值。

　　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出台的制度、政策、法规和措施要有利于“三个超越和三个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更加牢固。这同时也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新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