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老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回忆起我和这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说话风趣、思维敏捷的民进创始人的交往，往事历历在目，对他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二十三年前，我担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上海小组的联络秘书，他是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参议委员会上海小组的召集人，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他府上看望他，听他回忆往事，也就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愈是对他了解，愈是对他崇敬。

梅达君是安徽宣城人，曾用名梅光庾，1908年9月14日出生。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他与赵朴初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是同学，两人志同道合，成为终身挚友。大学毕业后，他当过苏州女子职业中学教员，又先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贵州省政府秘书、贵州省贵定县县长。1934年辞职，与人合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进步著作。他与赵朴初、陈明、朱启銮、方行等合办大众出版社，秘密出版革命书籍。其中《毛泽东论文集》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著作。1938年9月，他在上海参加难民救济工作，任上海慈愿难民收容所副主任，并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10月1日，梅达君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党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上层统战工作，团结广大金融界爱国人士，组织“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解决经济困难。

1941年，身为国民党员的梅达君当上了安徽郎溪县县长。当时，一些地主武装与新四军常发生摩擦。梅达君曾深入虎穴，与土匪头子斡旋，使新四军安全北上抗日。还有一次，梅县长接到警察局关于马上逮捕县内共产党员的报告。他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敌人抓走，又无法通知他们立即转移。于是他将计就计，让警察大张旗鼓地去抓共产党，这等于是通知共产党员赶快隐蔽，结果警察扑了个空。

1945年，梅达君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负责的党的地下企业“东方联合贸易公司”任副总经理。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梅达君根据刘晓同志的指示，团结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他和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郑振铎、徐伯昕、柯灵、冯少山、谢仁冰等人共同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30日，民进成立以后，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2月，梅达君与王绍鏊、张纪元、林汉达等人创办了培养民主运动干部的民本中学，任校董会董事。3月被增选为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5月5日，以民进牵头联合上海52个人民团体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实现了各界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梅达君在成立大会上代表筹备委员会报告筹备经过，并当选为联合会理事兼秘书长。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了十万多人参加的反内战大会，并欢送以马叙伦为首的和平请愿代表团，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本质，在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7年，为保存革命力量，梅达君以创办“东方联合贸易公司香港分公司”为掩护，赴香港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同志的转移作准备工作。上海解放前夕，组织参加上海人民保安队，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迎接上海解放做了许多工作。1949年，梅达君作为民进代表光荣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上海解放后，梅达君历任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华东局统战部第四处处长，曾多次陪同陈毅市长访问包括宋庆龄、荣毅仁在内的许多上层民主人士。梅达君还历次当选为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届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上海市第一届、第二届人大代表。

1954年，刘晓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梅达君也调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政务参赞。1955年因潘汉年同志冤案株连回国接受审查。1956年后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起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遭迫害，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调至华东纺织工学院，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顾问。1984年12月光荣离休。

拨乱反正以后，梅达君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学习邓小平理论。在担任中国纺织大学顾问期间，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加有关会议，认真学习，思想解放，为学校改革和建设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发挥了一个老干部、老党员的楷模作用。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他在晚年，以周恩来为榜样，勉励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在家中他坚持学习，写下许多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担任民进中央参议副主席后，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为进一步健全民进的参政党机制，发挥参政党作用献计献策，尽心尽力、鞠躬尽瘁。

梅老与潘汉年有特别深厚的战斗友谊和感情。作为潘汉年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深深地为潘汉年感到冤屈和不平，他自己也因此受到株连。潘汉年平反后，他失声痛哭。《潘汉年传》出版后，他更是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他感慨地对我说，“写得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992年12月，我参加民进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梅老同行，一路上负责照顾他。他谈笑风生，幽默爽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上海小组的召集人，梅老经常叫我到他家中商量工作。上海有多位参议委员：柯灵、赵宪初、段力佩、李楚材、陈穗九、吴企尧、陈邦炎等。我向他汇报其他参议委员的近况，当他得知某位老同志身体不好时，便要我陪他去看望。他坚持每季度开展一次活动。我记得多次是在龙华寺、静安寺、玉佛寺等寺庙中活动，交流学习体会，互通情况，中午则每人一碗素面。有一次，朴老到上海，梅老得知后，就与朴老联系，希望能让各位参议委员和朴老见面，朴老立即答应。我立刻通知各位参议委员到龙华宾馆去会见朴老。机关的车辆不够用，我只能安排了出租车，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让大家准时到达龙华宾馆。朴老和大家谈了半个多小时，还与大家一一留影。由于梅老把每次活动内容安排得很精彩充实，活动的出席率特别高，除了生病以外，没有一人请假。

每逢哪位参议委员逢五逢十过生日，梅老总是要我准备好生日蛋糕，与他一起上门祝寿。1993年9月14日，轮到他自己85岁大寿。我们许多人上他家祝贺，他请我们吃寿面。我还为他拍了一张照片，想不到这张照片竟成为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1993年12月初，像往年一样，梅老打算赴北京参加民进中央全会。由于前一年我一路的照顾使他十分满意，这次他坚持要让我陪他同去北京。12月13日，我正在做上北京的准备工作，突然接到电话，说梅老突发心脏病，在医院抢救。我立即赶到华东医院，梅老安详地躺在病床上，心脏刚刚停止了跳动。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下午2点20分。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眼前浮现出梅老一幕又一幕的高大形象：40年代，西装革履的梅老出入虎穴，与国民党特务晚捉迷藏；梅县长坐着轿子去与土匪谈判；在中国科学社，他与马老、王却老等一起创建了民进；身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秘书长的梅老在大会上慷慨陈词，报告筹办经过。50年代，梅达君陪同陈毅市长走访宋庆龄、荣毅仁等上海著名人士以及外国领事馆；精通英语的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梅处长陪同宋庆龄会见外国友人；在莫斯科，梅参赞陪同刘晓大使参加外事活动；60年代，……而不久前，梅老还一面吸着他的时任我国驻马耳他大使的次子梅平带给他的古巴雪茄，一面给我讲述当年他接受刘晓指示，帮助马老创建民进的经过。由于我对梅老的了解，组织上和梅老的家属都要求让我起草梅老的生平。我连夜含泪挥笔，一口气完成了梅老的生平介绍，交给组织和家属审阅后，都感到十分满意。

12月24日上午，梅老遗体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大厅两侧悬挂着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撰写的概括梅老一生的挽联：“孤岛雄鹰，地下火种，笑声荡红场，一片丹心励后起；民进前导，统战津梁，弦歌布两校，漫天白露哭先生。”厅前挂着民进中央副主席冯骥才的亲笔挽诗《悼梅翁》，诗中写道：“千拦万阻君亦去，忍听我辈呼梅翁，天无纤云眼落雨，海虽平歇情难宁；心中犹响风趣语，耳边依存朗笑声，容颜历历处处在，谁说梅翁已西行。”

梅老虽已远行，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我的心中，他的谆谆教导，我永世不忘。他的精神将不断激励我们前进。他对党的地下工作、统战工作、外交工作、教育工作以及民进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