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力匀（民进中央出版与传媒工作委员会委员，民进北京市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民进中科院基层委员会副主委，科学出版社基础与服务分社社长，北京市特约检察员）反映，职业教育教材的品种已经远超合理的个性化需求，出现了严重教材内容同质化的趋势，极大地浪费了出版资源，职业教材发行领域的现状更令人担忧。由于出版商、院校教师、发行商的利益高度契合，于是出现了诸如中国青年报所描述“利益营销”、“换皮出版”的乱象，出现了湖北的山寨版“新华字典”事件。在职业教材出版和发行领域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

　　1.教材缺乏统一的评价体系和监管法律依据。《义务教育法》对教科书的管理有着严格的编写、审定、选用机制，并实行国家教科书制度，该法第38-41条对此有专门规定。但这些规定仅限于在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施行。在职业技能教材的管理上，目前《职业教育法》只有在第38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教育教材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这样的规定过于笼统，这也是导致管理缺位、市场混乱的客观原因。

　　2.监管缺位，出版社、发行商、教师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新闻出版署本应该承担图书出版的监控工作，但是在教材出版的洪流中也只能起到监管图书编校、印制质量，对于整体出版总量和选题同质化没有能力计划和控制；另一方面，许多本不具备教材出版专业人员的出版社也盲目上马职教教材，甚至采用“引进能人”的办法，设立职业教育部门，并转包体制外人员进行运作。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近期教材出版领域，挑战道德与法律底线的事情频发。

　　3.部门之间的沟通，教材不能体现职教、职业特点。没有在“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指导下进行开发。上述两个标准分属人社部门、教育部门管理，教材出版单位和编者要全面了解两个标准的内涵和规范，存在困难。现在教育部门的“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专家评议制度，实际执行时，专家组成都以院校专家为主，缺少人社、行业、企业的专家深度参与。

　　加强职业教育教材监管是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建议：

　　1.完善出版条例，使职业教育教科书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实现教材领域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对《出版管理条例》有关内容进行修订，将职业教育教材的监管写入《出版管理条例》，推动制定《出版法》，从根本上规范教材出版行为，加大违法成本，降低守法成本。推动有关法律的修法工作。到现在应该抓住《职业教育法》修订的契机，将职业教育教材管理上行之有效的做法进行立法，写入《职业教育法》，以期对其编写、审定、选用机制进行规范，供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执行。

　　2.设立准入资质，实行总量控制。一是要求出版单位具备一定的经营规模，可将年出版码洋的下限设置为8000万元；二是要求设置专门的编辑室，专业从事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的人员不少于5人，编辑人员须具有正规院校本科以上学历，获得图书编辑专业资格中级以上上岗证书，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人员不少于2名。编辑室人员要求接受定期接受编辑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三是实行总量控制，根据出版单位上一年的职业教育教材品种总数核定下一年度此类教材的出版总量。

　　3.建立出版业教材出版发行准入、退出机制。目前职教教材在选用发行上存在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要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牵头，和教育、人社、发展改革部门加强沟通。一是结合现有的做法和已经储备的政策，可以采取的行政准入方式有：①选题立项准入、②内容审查准入、③教材目录准入、④学校选用准入、⑤教材评奖推荐准入。二是参考《出版管理条例》中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管理规定，实行：①出版者资质准入（见前文徐庶）、②发行商资质准入。此外，还应建立退出机制，将不再具备参与职教教材开发的主体及时清理出去。退出的方式有：①丧失资质退出、②质量劣迹退出、③曝光举报查实退出、④违法违规操作退出。

　　4.开发规范和质量评价体系，推行行业自律。推行“开发技术规范”， 用过程性标准管住（自律）出版者，确保质量。参考ISO9000质量保证体系，通过过程控制、内审外审相结合，明确标准流程分工等方法来确保质量，从而大面积提高职业技能教材开发的质量。

　　5.统筹建立国家教科书制度，加快政策配套。两部门应该加强联动，联合行使对教材内容的审定权。建立联合审查机制，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联合制定有关操作性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