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需要我们从自己的文化根源上寻找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就在于中国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延续，中国离不开传统文化这条脐带的滋养，而现在从这条脐带吸吮最少的营养就是伦理道德。

　　无论工作多少繁忙，许嘉璐先生坚持“日读一卷”。他认为，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不求繁杂，可以从《论语》、《老子》、《荀子》等“原典”读起，精读、笃学、深思、明辨，以达渐悟，同时也要学习通史并关注最新科学的发展。他鲜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就在于中国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延续，中国离不开传统文化这条脐带的滋养，而现在从这条脐带吸吮最少的营养就是伦理道德。因此，我们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上学而下潜”，不带宗教色彩地去唤醒潜藏在、隐伏在13亿人每个人的心里的中华文化的基因。

　　许嘉璐，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师从著名学者陆宗达、萧璋等先生，长期从事训诂学、《说文》学、古代文化学、中文信息处理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主持完成《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二十四史全译》等大型文化工程及国家863项目“中文信息处理应用基础研究”。多年来许嘉璐先生一直致力于世界各大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多次与世界各大宗教的著名人士做过深入交流，创办“尼山论坛”。

　　冯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学术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史学会原理事长，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外国哲学专家。著有《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法国近代哲学》、《当代法国伦理思想》、《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等，发表论文近200篇，主持翻译和教材编写20余部，主编丛书和文集50余本。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需要我们从自己的文化根源上寻找答案

　　冯俊：习近平总书记近一个时期以来多次讲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总书记还特别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许先生您是中国文化的大家，从您的理解来说，总书记让领导干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掌握思想精华，应该掌握哪一些思想精华？

　　许嘉璐：该读些什么书，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根据现在学术界研究的情况，我建议大家读原典，比如《论语》、《老子》、《孟子》、《孙子》、《荀子》等等。先不要读历代学者特别是现代学者对这些经典的注释。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著作不好，他们有很多独特的高明的见解，但那是人家“咀嚼过的馒头”，我们应该直接吃“馒头”，才能品出它的味道来。大体读了几本书之后不妨再看看通史。而且读原典的书最好要加强记忆，记不住的话，不妨抄书。我到现在还在做抄书的“傻事”。抄本身就是在琢磨，就是在记忆，至少能记住我那些本子上的话，需要时再翻翻，一翻开如见故人。

　　除了读书，还可以经常浏览媒体的理论版、史学版、国学版，关注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当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看了要琢磨，只有读了，知了，然后再思了，才能悟。这种悟不是马上有的。必须有一颗心在，才能把书读好。我的体会是，核心的问题在哲学所关注的四观：人生观，伦理观，宇宙观，以及由这三观再派生出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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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俊：这使我想起去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去参观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他翻阅了《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并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习近平随后同有关专家学者代表座谈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想请您谈一谈总书记此行去孔府、孔子研究院到底有何意义，这个讲话的内涵对我们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所在？

　　许嘉璐：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去曲阜，花一个多小时参观孔子研究院并与各方座谈，其实是在表明一种态度，传递一种信息，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我们精神的支撑，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最坚韧的。举一个典型例子，日本占领台湾50年，连说台湾话（闽南话）都是非法的，所以在台北那时候听不到中国话，全说日语。但是文化是割不断的，所以当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一夜之间台北满街的闽南话。

　　第二个例子，“文革”当中虽然传统文化遭到摧残，但是在我们的村村寨寨，在我们的弄堂里、胡同里，在老百姓家中，仍然保存着可贵的传统文化。比如说邻居当中有哪个孩子不孝，他在那一带是站不住脚的，背后让人戳脊梁骨。

　　回过头来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那段讲话，它体现了中央关于引领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的思想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清晰。概括起来说，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中，当然儒释道是主干，但在这三家中，儒家又是中坚力量。第二，一定要有创新性的发展，对传统文化有扬有弃，创造中华新文化。第三，我们13亿中国人都应成为展现、传播中华文化魅力的主体。第四，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重要的、核心的、急需的，与今后的社会发展、增强国力最密切相关的是道德。

　　冯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作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去年提交的提案之一就是“加强公民教育，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个提案来自于我主持的一个科研项目：《东西方公民道德研究》。我认为国家应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全覆盖的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课程体系，加强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监督实施和检查考核，建议在就业招聘考试、公务员考试、干部教育和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中增加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不知道您对公民道德建设问题怎么看?

　　许嘉璐：对于社会道德建设，现在许多事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国内情况大家都比较清楚。从国际上看，西方一些国家不去论证我们道路的正确、理论的正确、制度的优越，而是宣扬“中国威胁论”。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不着眼于“特色”，而着眼于“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正确的、科学的中华文化体系，并让它走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需要我们从自己的文化根源上寻找答案。

　　中华民族的道德观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精神追求。这种追求是在历史长河中，从生活、生产实践中逐渐认识、发展、总结、完善出来的。谈到价值，既有个人的价值，又有社会的价值。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就是稳定、和谐、生生不息、“允执厥中”，也就是中庸之道。个人的社会价值，概括起来说就是仁义礼智信，这就构成了我们民族的伦理观。这是非常博大的。如果论证起来，它的必要性就是非此不“和”，离开这条路走别的路一定是不能和谐的，因而也就不能生生不息。世界几个古代的大文明都中断了，就是缺乏生生不息。只有中华文明人种没变、文化没断。这是世界的奇迹，必有其理。中国人认为人性善，历代主流学者、民间观念都对人性善坚信不疑，这就是我们深厚的历史渊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伦理观、价值观提供了可能性。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是积极乐观的，深沉入世的，是以人为本的。

　　那么，中国特色“特”在哪里？就在于我们的文化。我有而别人无，才可以说是“特”。我们的文化是5000年沉淀下来的（5000年还是从伏羲传说算起，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我们有8000年以上的稻谷仓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历代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景，虽然没有实现，但始终激励着我们向前。今天的愿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逻辑延伸。外国友人曾跟我说，邓小平先生提出小康社会，我就跟他说，“小康”一词不是邓小平先生发明的，是我们2500年前祖宗说的。

　　冯俊：您指的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礼记·礼运》中记载的“大同”与“小康”。

　　许嘉璐：是的。那是古人的乌托邦。但今天我们能够通过科学的、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人类学的、经济学的等等综合研究来实现我们祖宗的梦想。所以，我要强调，今天中国共产党领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几乎都是我们历代老祖宗、老百姓跟开明绅士以及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期盼的。

　　回应你刚才提到的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我认为，教育系统、家庭社区、民俗宗教，是道德建设的三条最重要途径。如果教育系统能善于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方法引导孩子，如果我们家庭充满孝道、仁道，社区内彼此关爱，相互了解而不是防范和嫉恨，各种好的民俗广为传播，宗教的作用充分发挥，相信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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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上学而下潜”

　　冯俊：您给我们提出很新的观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文化。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5000年文明史的一种逻辑的延续。由此，我想到了西方近几年来提出的文化软实力的问题，今天讲的文化就讲文化软实力，约瑟夫·奈本人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过课，我也接待过他，他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来讲的。他说如果给目前的文化软实力来打分的话，美国是最高的，可以打90分，他给中国打分打了60分，您怎么看他这个观点？

　　许嘉璐：首先，我认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是多义的，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力量的力，它有权力的意思在内，这权力是对外的，其立足点是美国只靠航空母舰不行，还需要靠文化，靠美国价值观输出的润物无声，这同杜勒斯和希拉里是一脉相承的。世界观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而我们说的软实力是什么？就是历史的无穷力量，文化的无穷力量。

　　第二，我不同意他的打分。我认为美国软实力的影响超过90分，而我们不到60分。他对中国的打分有点奉承的成分在内。我们的文化之力还没有发挥出来。

　　我现在就在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工作，一个项目是“尼山论坛”，一个项目是孔子学院。我认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要“一体两翼”。一体就是中国文化的理念，包括伦理，一翼是中医，一翼是茶叶。中医现在这个翅膀比较硬，茶叶需要扶植。现在世界上办了四所中医孔子学院，又办了一所茶文化孔子学院。书画、京戏、变脸、少林……是鸟身上的羽毛，没有两个翅膀很难飞起来，没有羽毛也飞不起来。只有中医和茶全面地、系统地从哲学到伦理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身和心，是最切身的，因而其中的奥妙容易被接受。

　　冯俊：现在全世界有122个国家建了443所孔子学院。现在还有几百所外国的大学排队。那么，您认为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还存在着哪些问题？

　　许嘉璐：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唯一的综合文化交流平台。世界上一些知名人士、知名组织、著名学者的评价是：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被他们主流社会接受的产品”。

　　它成功的秘诀在哪里？秘诀就在于没有秘诀，一切都是公开的。首先要合作。两国的高校、中学、小学合作，在中学、小学里建孔子课堂，现在有665家，在美国就有100多家。孔子学院总部给予经济支持，一般来说欧美的学校他们配的资金是一倍、两倍，最高是十几倍于我，发展中国家比较好的1∶1配，贫困国家则不需要配资金，我们援外。而这么大的事业只用了国外修建4公里高速公路的钱。另外，因为是合作，所以它就本土化了，这过程中，主权在我，因为要签合同，必须由汉办批准。但是如何进行教学，则以外方为主。外国人了解他们的学生。

　　现在世界上大学有一个趋向是加强国际化，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和中国的文化进行高密度交流的话，就不够国际化，因此都把办孔子学院当成它进一步国际化的一项举措。另一个趋向是社区化，而孔子学院是和社区交融的最好平台。

　　孔子学院发展势头非常好，申请的非常多，我们到2015年就可以完成550所。英国要求在2015年之前，所有中学要开汉语课。泰国的教育部已经制订了计划，全国的中小学要把汉语课作为必修课。在法国很多学校已经把汉语作为必修课，美国已经成为第三外语。因此，总体上看，我认为孔子学院事业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第一阶段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像下围棋一样先布局，占角，接下来当然要生根，靠什么生根？汉语。每个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必须教汉语。但语言只是工具，现在第二阶段开始了，应该慢慢转变到以文化介绍为主。

　　不过问题来了，我们派谁出去？像爱丁堡大学，不是让你去教汉语，教书法，而是让你用英语讲述中国的文化。可是如果我们的老师和中方院长中华文化修养不够，如何去很好传播中华文化呢？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我们学者的外语还不能适应教学需要，尤其缺少小语种的人才；同时需要学会适合不同国别人们接受的方式、方法，这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中华文化必须走出去，这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现在也是最好的契机

　　冯俊：我们学院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给世界上123个国家培训官员。当然我们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分量不大，主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甚至我们党的建设，让外国官员了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一些理念、经验和做法。前年到我们学校来学习的外国班是38个，学员来自96个国家，我们是用14种语言进行教学，我本人也用英语讲过“孔子的儒家伦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用英语讲过十八大精神。去年来我们学院学习的外国班是34个，三分之一以上的学员是外国的部级以上的官员。我想我们做的这个工作跟孔子学院能不能有点横向的交叉？

　　许嘉璐：当然可以。我想孔子学院的文化走出去与中浦院的国际性建设工作是殊途同归的。当然，讲传统文化不一定是你们的强项，但是你们能够像习总书记去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到的，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特别是可以依托你们学校的资源优势，用外语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们的专家可以到孔子学院去教学、讲演；孔子学院的专家也可以走进中浦院，说不定会有孔子学院的结业生过来学习。

　　冯俊：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吸收国外文化精髓，也需要将自身优势和特色传递出去。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文化交流环境，也需要一个合适的载体。比如，就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而言，这个载体我想既能够传承文脉，又有时代的气息，才能把大家吸引过来。您就曾经提出“传统文化嘉年华”这么一个概念。如果太复古，像所谓的“传统文化保护村”搞的那一套，穿长褂，戴瓜皮帽，任何现代工具都不能用，不准看电视，甚至不能刷牙……于是人们只有敬而远之；但是太洋派了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如何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真是一篇需要精心谋划的大文章。

　　许嘉璐：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也经常碰到，就是要解决好话语转换的问题。

　　我举一个碰到的实际例子，老师给外国孩子讲孔融让梨，好事吧？但全班反对。说孔融把大的给哥哥是不平等，违背了他个人的权利等等，提出了很多西方理念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不仅仅是通晓外语，还要深谙那国的文化和心理。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缺的。

　　中华文化必须走出去，这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现在也是最好的契机。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中国的智慧不但可以解决社会的问题，更根本的是它解决人心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是人心问题的集中反射。而且西方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举出越来越多的例子证明当今西方科技最新发展获得的成果，常常与中国古老的哲学和理念暗合。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

　　要想开掘研究好传统文化，而且要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那就必须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提高到形上学的高度。中国的形上学在宋代达到高峰，可是我们的形上学从来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个狭小的专业性的学问，研究了形上，还要回到人间。孔夫子说“下学而上达”，我领会就是从现象界最后走到形上界认识它的根本规律。我想添一句，叫“上达而下潜”，也就是从形上要回到人间，指导人间的生活。而我们这种“下学而上达”，以及“上达而下潜”，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这种基因应该说潜藏在、隐伏在13亿人每个人的心里。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上学而下潜”，不带宗教色彩地去唤醒这些基因，培育这些基因。嘉年华也好，文化庙会也好，不过就是“下潜”而受人们喜爱的群体活动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活起来是什么？就是让它真正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一种文化只有在寻常百姓家，在每个人的心里，在大街小巷遇到的人和人之间，它才活着。我相信根据总书记的这个指示，实现了这三个“活起来”，就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那一天。

　　（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文化学者　许嘉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冯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