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然而好景不长，中国时局越发动荡。对侵略者和当局暴行无法坐视不理的郑振铎毅然投入爱国民主活动中。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这天下午，郑振铎去一家常去的书店买书。路上的情形有些异样：街边有许多围观的行人，还多了不少英国巡捕和警探。到了书铺，他才从老板那里得知了南京路上学生被杀的消息。

他即刻奔向事发地点。眼前的一切让他震惊：路上有人在打扫被枪弹打碎的玻璃，路面却仍是原有的灰白色，未干的水迹让人仿佛看到刚刚被冲洗一净血迹，路边还站着些行人，神色恍惚，仿佛还没从之前的恐惧中恢复过来。到了傍晚时分，南京路上又恢复了惯有的灯红酒绿，几小时前的惨案如同没发生过一样。

当晚，郑振铎怀着悲愤，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街血洗去后》一文。

但使他更为忧愤的是，关于五卅惨案，第二天的上海各报都只发了普通的短讯。

6月1日，他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商量后，迅速集合了少年中国学会、文学研究会等十多个团体的代表，成立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大家都对上海报纸“对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残杀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而愤慨，决定筹集资金以联合会名义主编《公理日报》。

《公理日报》因敢于直言而广受欢迎，日销量很快猛增至两万份，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快便超过了《申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报。但由于资金缺乏、当局阻挠，出版不到一个月后就被迫停刊了。

在上海的日子充满了战乱的动荡不安。1927年4月，郑振铎又亲眼目睹了整个“四一二”政变的过程。他也参加了抗议蒋介石缴械的游行。政府军队对游行民众长达十几分钟的机枪扫射中，郑振铎险些未能逃脱。

事后，他因为首当其冲签署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公开信而处境危险。作为岳丈的高梦旦主张他暂时出国避难，诸友人也力劝他走。于是在这一年的5月21日，郑振铎拿着岳父为他买的船票，在英法等国度过了一年多。他的《欧行日记》记录的便是这段看似是是游学研究，实为政治避难的日子。

四

1937年起，日军攻占上海。郭沫若、茅盾等人纷纷去往后方。在这个危险的时候，郑振铎却毅然选择留在沦陷的上海。他不为别的，只为救书。

当时，许多人变卖家财、流离失所，市面上流出的古籍善本越来越多。郑振铎一生爱书如命，又是学者，他不忍看着上海藏书家所藏的珍本图籍流落书肆，甚至散失海外。

然而郑家的生活也日益艰难。尽管郑振铎把薪水的大部分都给了家用，但家中仍然只能保证“每日两稀一干”的饮食，郑振铎自己以白开水加面包或是几个烘山芋度日，也是常事。即使如此，郑家寓所里的书还是在不断增加。

最艰难时，他只能通过出卖不那么重要的旧书来换取新书。新书不断涨价，旧书只能贱卖，这样的做法固然难以为继。而大量的珍本古籍也非零散小钱能够购买。

终于，在遇到一本他关注已久的奇书之时，面对高昂的开价，郑振铎无奈只得求助于人。这本书便是后来被诗人徐迟比作莎士比亚剧本的发现的《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

这番曲折可以追溯到1929年，那时的郑振铎就已通过零星古籍的记载知道了一本叫做《古今杂剧》的书的存在，并一直在到处寻访。直到1938年，中国书店老板陈乃乾告诉他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发现了这本书。尽管这部应有六十四册的书仅发现了三十二册，郑振铎仍欣喜若狂。

然而，对于千元的要价，他实在无能为力，只得想尽办法求助。

他先是将此消息电报告知政府教育部的卢冀野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自己则向朋友同事筹款，第二天即赶去交钱。书商答应次日交货，并说另外“三十二册”也有下落，也可代为购买，但须再付两千元。郑振铎喜出过望，继续筹款。不想当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名古董商已将两个“三十二册”抢先收归一处，还声称绝不出售。

郑振铎怅然若失，却也不肯罢休，好在兼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发来电报，要他继续议价，由教育部承担这笔巨资。但教育部拨款远水难救近火，还是郑振铎找暨南大学代校长程瑞霖筹足款项，又经陈乃乾出面交涉，最终以九千元购下。

一番曲折，这部书终于经他之手，收归国库。而这也是郑振铎用公款为国家抢救的第一部古书。

为了救更多的古籍，郑召集友人成立了“文献保护同志会”，他为主要负责人。他们仅用了一年多就以不到百万之款买下了大量珍贵书籍，其中可以进入高标准善本行列的，就已有四千多种，抵得上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库的总数。

依原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所言，1948年运往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库中的藏品，几乎都是文献保存同志会从日军侵占中的上海抢救出来的，而郑振铎在其中可谓“第一号功臣”。

1958年，郑振铎出访俄罗斯的飞机失事，他不幸罹难。逝世后，他一生所收藏的上万册图书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专门陈列郑振铎捐献图书的“西谛藏书库”，如今仍设立在国家图书馆内。

（本文参考《回忆郑振铎》、《石榴又红了》、《郑振铎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