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缘 民进心 民进情
我与民进半个世纪
我今年九十有一，1923年6月出生，湖北天门人，1948年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教育系毕业。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7年，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武汉市委成立，这一年5月20日，经民进中央批准为民进会员（汉会字第38号）。28年后的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办理了离休手续，但实际离而未休。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长期在高师院校从事教育学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我，曾任国家“七五”、“八五”、“九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组负责人，中国教育学会数学教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湖北省教育学会第三、四届理事，湖北省小学数学教学研究会会长；民进华师支部主任，民进武汉市委第五、六、七届常委、教育改革研究会主任，政协武汉市委第六、七届常委、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启发式教学实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数学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启发式教学实验研究会理事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深化启发式教学实验促进素质教育发展的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国家教育部社政司网络通讯评审专家；政协武汉市老委员联谊会理事。
从教以来，先后讲授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教师教育（含国家级骨干教师、教改实验班教师培训）《教育学》、《学科教学论》以及《教育实验》等多门课程。结合教学和科研，出版专著、论文数十部﹙篇﹚。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多次承担国家基础教改革启发式教学实验研究项目，进行教育实践活动，迄今已达二十五年之久，在理论和实践上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获得了预期成果。现代中国启发式教学体系的构建和学派的形成，在理论界和实践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同和各地教育部门的推广应用。
半个世纪以来，我立足本职，积极参与民进组织活动，工作与学习紧密相联、融为一体，我与民进结下了不解之缘。
民进促进我政治上进步
1954年，在民进中央领导下，杨东莼同志（时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1956—1958年先后任会中央秘书长、副主席）组建了民进中央直属华中师范学院支部（1957年，民进武汉市委成立，直属支部转由市委领导，是武汉市最早的基层组织之一），在他的影响下，华师支部早期的会员有14人（66年前），与兄弟支部比是较大的。由于民进发展对象主要是从事教育文化出版界的人士，因此教育系会员较为集中，共8人，占总人数的50%以上；而我所在的小学教材教法教研室3人中就有2人是民进会员。加入民进，不仅业务上对我有帮助，首先是在政治上对我有促进。
从1957 —1966年，9年间，作为一名普通成员，我一直主动地协助支部主任做一些会务工作，是一个名誉“秘书”﹙按会章规定基层支部不设秘书一职﹚，还要在党委统战部领导下，开展一些与校内其它兄弟民主党派联谊活动。因为是一个大﹙综合﹚支部﹙成员不只是校内一个单位，还有校外的﹚，工作要做到人、到户，事多且繁，占用了不少工作和休息时间。但我把它看作党的统战工作来做，光荣感、责任心同时产生，工作主动，学到了很多关于党建的知识，同时也得到了实际的锻炼。
这一时期，大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根据民进中央指示精神，市委提出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引导会员为祖国教育、出版事业贡献力量，在工作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作为主要任务。具体讲，就是要求会员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听党的话，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会员做好本职工作，极参加“教育革命”，做改革的促进派；学习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参政议政，为振兴中华、社会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这样的思想教育、组织活动，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民主党派停止活动为止，但对会员的影响却是深远、甚至一生。
1979年5月民进恢复组织活动，我仍然坚持协助支部主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根据组织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当时急需吸收一些条件具备、有入会要求，特别是有利于民进发展的同志到民进来。但由于在“拨乱反正”初期，对加入民主党派还心有余悸，他们本人或家属还存有疑虑。对此，我和支部同志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事实证明，这些同志入会以后，进步很快，后来在民进各级组织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另外， 周边一些院校的个别会员，因所在单位尚未建立民进基层组织，如武汉测绘学院等六、七所院校的民进成员，市委也把他﹙她﹚们编入华师支部。方圆数十里，又缺少现代交通工具、联络手段，不要说平日的联系，就是过一次组织生活会也相当困难。但是，只要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丰富多彩的组织生活会，扩大了活动空间，交流了思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甚至延续至今。
上世纪八十年代，民进市委鼓励会员为四化献力、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努力学习，解放思想，继续改造世界观，为统一祖国作贡献。1984年，市委提出五年的主要任务：一、发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优良传统，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觉悟，更新知识；二、紧跟形势，推动会员搞好本职工作，面向社会，做改革的促进派；三、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贡献更大力量；四、积极做好“三胞”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五、加强组织建设，为完成各项任务提供可靠保证。
1984、1989年，我先后担任第五、六届民进武汉市委常委、教育改革委员会主任。1983、1988年，市委又推荐我先后担任第六、七届政协武汉市委委员，并当选为常委、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为我实践市委提出的任务创造了条件。例如：
积极参加市统战部门组织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调研工作；参加武汉市祖国统一委员会工作，接待“三胞”；参加市政府组织的“普九”检查，去区县进行教育考察；参加武汉市各界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等项活动和工作等等。通过这些实践，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认识，促进了进步。1989、1992年先后两次被评为武汉市优秀政协委员，并被推选出席湖北省政协表彰会。
参政议政方面，结合本职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如，在市政协六届五次全会上，我作了《关于改革和加强基础教育的若干问题》的大会发言。指出，“要求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基础教育；改革和加强基础教育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保证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要建设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相对稳定的教队伍，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要加强教育研究和实验，深入进行教育改革。”
在市政协七届四次全会上，我以常委和教育文化委副主任的名义，向大会作了题为《应高度重视对中小学青年教师的教育培养工作》的大会发言，分析了当前中小学青年教师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希望市委、市政府要高度重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青年教师健康成长创造必要条件；呼吁全社会都要关心教育，关心教师，尤其是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进步。
在七届五次会议上，讨论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实行教育综合改革”时，我认为：“关键要在‘综合’二字上使劲。要形成一种教育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领域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经济竞争和技术革命的挑战；另一个是和平演变的挑战。两个挑战的实质是对国民素质的挑战。因此，教育综合改革，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减轻过重课业负担，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使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发展。教育综合改革，不仅要抓宏观改革，也要抓微观改革。教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以及各类教育的衔接、沟通都要综合考虑；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教育思想等的改革，也要综合考虑；只有把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结合起来，综合改革才能落到实处。”
参与这些活动，不仅是履行民进会员、政协委员职责的必须，而且对于提高认识、促进政治上的进步有极大帮助。例如有一段时期，对农村教育不太了解，开起会来总少不了要谈那个“永恒的议题”。但当我考察了农村教育后，看到了一片大好形势，深受教育、鼓舞。
1989年8月10日《人民政协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我撰写的题为《愿<永恒的议题>有个落脚点》的署名文章：“近年来，在政协的大小会上，经常听到有关教育问题的呼吁。议论较多的问题是：教育经费投入少，办学条件差，教育思想滑坡，人的素质下降等等。教育危机，形势严峻，令人忧虑。”“不久前，笔者有机会考察了武汉市的一个郊县的基础教育，在这里看到了另一番景象：教师安心从教，学生勤奋好学，学校普遍盖起了新房；有些乡长、村长、书记还争着管教育。群众说，这才象搞社会主义。这样的新鲜事，现实生活中虽不多见，但却说明了一条，领导重视，一抓就灵。回想起政协委员们常感叹教育问题是‘永恒的议题’，对问题的解决，似有信心不足。看到这个县的例子，又犹如拨开了云雾，从困境中看见了曙光。一年一度的政协全国委员会议即将召开，愿‘永恒的议题’有个落脚点，各级领导切实把教育问题抓起来。”
近半个世纪以来，民进组织不断教育自己的成员，要以党为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做改革的促进派，为振兴中华、社会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我努力实践，身体力行，政治上不断有所进步。1985年6月，由杨葆昆﹙民进市委副主委、共产党员﹚同志介绍，我终于成了既是一名忠实的民进会员，又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民进支持我搞教改实验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1980年以来，结合本职工作，我进行了一项旨在提高我国基础教育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的教育实验。这项实验以小学数学教育为研究对象和突破口，以启发式教学论思想为宏观导向，从教育、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诸领域进行全方位探讨；通过教改实践检验，理论认证，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国启发式”教学论新体系。
实验是一项系统工程，设想分三期进行。
一期工程﹙1980—1990﹚ 从1979年开始前期准备，1980年正式实施，预计十年。完成六年制小学实验教材《实验数学》的研编任务，并相应地进行教学思想、教学方法的改革实验研究。在实践过程中总结积累经验，再转入二期工程。
这项工作在实施过程中，不仅受到国家教委、学校领导、协作单位以及同行专家和广大教师的关注、支持、帮助和参与；而且，从开始至今一直得到民进各级组织直至会中央的关心、支持与帮助。
民进中央领导和有关同志在了解这一举措后，对实验工作给予满腔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当年民进四大特邀代表、我国著名的小学数学教学法专家、老前辈，八十七岁高龄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沈百英教授，从最初起，就非常关心，1980年国庆前夕来信说：“希望这种工作多做一些”；民进中央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胡梦玉教授也是我国小学数学教学法著名专家，1981年9月来信说：“我和你的想法走到一起去了。……大家想到一起，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实在令人高兴”；民进中央委员、长期从事中小学数学教育研究实验，成绩卓著的杭州师范学院的黄继鲁教授，1983年2月来信说：启发式教学实验“总结了成套的经验，至为欣喜，这些经验，将成为我国小学数学教学的宝贵财富。我们的两种实验﹙按指“启发式”与“三算”﹚，即将为开发智力，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做出贡献，让我们携手前进。”
民进华师支部成员、单位负责人从实验计划、经费开支、人事安排、工作总结、成果鉴定等都进行了具体指导和帮助；民进武汉市委的工作计划、把 “推动会员钻研业务，开展教育实验”列入议事日程，鼓励会员大胆进行教改试验，组织全市性的教改经验交流会，介绍启发式教学实验。1983年，我以《争当改革的促进派——进行教育实验的几点体会》为题，向民进武汉市委作了全面、系统的汇报，得到了市委的首肯和与会同志们的好评。
1986年民进中央编印的《文教学习资料》第六期刊发了：《数学启发式的构想与实践》一文，并发给会员人手一册，“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教育界会员介绍教改经验或教育科研成果。”使我受到很大鼓舞，工作信心倍增。
首期工程，10年实验，按设计要求进行，达到了预期目标。
1989年10月，在一年一次的“全国启发式教学实验经验交流暨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上，我以《小学数学教改研索十年》为题，提前一年作了“实验报告”。“报告”分六个部分：一、选题。二、构想。三、做法。四、效果。五、讨论。六、结论。其中三—五为重点，阐述了实验的做法、过程和效果及其分析。在结论里，对实验作了评估和展望。
1990年第六号《教育研究》，以《小学数学的启发式教学改革》为题，全文发表了这篇“报告”，并加了内容“提要：‘小学数学启发式教学实验’是以探索启发式教学规律为核心，从教学思想、内容、方法诸方面进行综合改革的实验。本文是一篇总结性的实验报告，介绍了实验的整体构想、操作过程，以及十年来取得的成果。
1995年12月《小学数学启发式教学改革实验报告》荣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民进》1996第1期报道：这是数百奖项中仅有的两项中小学教育改革实验的优秀研究成果之一。
二期工程﹙1991—2000) 实验的任务是在前期实践、研究基础上，进行原理迁移，纵横发展。
纵向发展，是从整体上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小学和初中《实验数学》的研编任务，让小学《实验数学》与初中《实验数学》进行对接；横向发展，把小学启发式教学的研究对象和原理横向迁移至各门学科，进而在中小学进行启发式教学实验。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国启发式”教学新体系。
1991年3月12日，会中央参议委员何钦贤同志来信：“你的实验精神和成果，我是非常关心的，……如有需我办理之事，盼随时见告，当尽力为之。”为加速进度、及时避免单科实验造成的负面影响，数学、语文必须尽早进行配套改革实验。1991年经民进中央建议并联系，让我和民进中央委员、正进行“小学语文能力整体发展实验”的中央教科所的吕敬先同志合作，进行“语数联袂”实验。这年7月，民进中央葛志成副主席为此专门接见了我们，当时一同参加会见的还有吕敬先所在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农村教育研究室的领导同志以及会中央的有关同志。认为这两项实验的学术思想比较接近，有利于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贯彻和实验工作的相互促进，达成了共识。关于初中教材的研编，会中央虞音同志建议：“实行五·四制初中3+1时，应渗透职业技术教育因素。因此、初中教材研究应体现这一原则。”会中央的关心、支持与帮助直接对实验的发展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为了促进实验发展，加强联系，1991—2003年，围绕实验研究中心主题，我们先后在辽宁沈阳、海城，河北获鹿、三河，四川南充，湖南岳阳，湖北武汉、宜昌，广东珠海、福建厦门等地召开了十多届“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实验班教师，研究人员，同行专家以及学校和国家教育部有关领导先后参加了会议，交流经验，学术探讨。会议规模少则数百人，最多时达3500多人。
这些会议的召开，多次得到国家教委，民进中央及省、市委的贺信、贺电或派有关领导亲临指导。如：
1996年7月三河“研讨会”期间，国家教委有关领导莅临会议宣讲贺信：“启发式教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开阔学生的思维。‘小学数学启发式教学实验研究’进行了17年，取得了一定进展。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基础教育要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为启发式教学研究和实验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指明了方向。这次会议将总结交流各地进行启发式教学实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巩固、完善、发展和推广实验研究成果，有益于促进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学科教育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进一步加强启发式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做出更大贡献。”
民进中央办公厅发来贺电：“出席会议的许多教师，在实验中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付出了劳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次会议为大家提供了交流经验研讨问题的机会，很有意义，希望会议开得成功，富有成效。希望启发式教学实验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
1998年10月南充“研讨会”，民进武汉市委发来贺电，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1999年11月武汉“研讨会”，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发来贺信：“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教育领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时侯，你们召开这次会议，对于落实全教会精神，进一步探索素质教育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你们积二十年的努力探索的教育教学改革之路定会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有所启迪。”
这次会议，民进武汉市委的有关领亲临现场指导，并宣读贺信：“向大会致以热烈祝贺！研讨会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精神，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结合教育改革实际，大力开展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本次研讨会在武汉市召开，给武汉市的教育工作者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深信，这次研讨会必将进一步地促进武汉市的教育改革，推动武汉市的教育教学研究。我们衷心祝愿大会圆满成功。”
2000年10月十堰“研讨会”，同时，庆祝实验20周年。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加急）贺电：“启发式教学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之一，因此你们的会议具有重要义意，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民进湖北省委、民进省委教育委员会发来贺信：“启发式教学实验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启发式教学实验研究走过了20年的历程，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一批教坛新秀，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了教育教学的深入发展。我们深信，通过实验实行原理迁移，纵横发展，将形成的宝贵经验转入多层次，全方位探讨基础教育的规律，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启发式教学体系，为提高我国的教育科学水平，全面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做出新的贡献！”
民进武汉市委也发来贺电：“祝贺会议圆满成功，为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改革做出新的贡献。”
这些贺信、贺电、祝词、讲话不仅表达了领导、组织的关怀、支持、期待和鞭策，同时也是极大地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二期工期10年。前后20年的实践，现代中国启发式教学体系基本形成。1996年11月号《人民教育》记者发表题为《启发式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最佳方式和途径》的长篇报道，全面、系统、详尽地介绍了“现代中国启发式”教学体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1998年3月《人民教育》报道：专家认为，启发式教学实验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2001年，作为国家教育部“九五”社科规划项目研究成果、启发式教学实验研究20周年献礼的专著：《启发式教学新探》一书正式公开出版。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在经历了整整20年的启发式教学实验研究，和2年的总结，本书终于完完成了；但在我的感觉中，似乎又没有完成。……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总是永无终结的，
产生这种感觉也许是正常的。”这也意味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另一个阶段即将开始。
三期工程﹙2001—现在﹚ 成果推广应用和进一步深化。
根据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关于“智育工作要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的指示精神， 2001年由我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深化启发式教学实验促进素质教育发展的研究》课题批准立项。并在2002年7月厦门会议上，作了“开题报告”，同时以《探索 融合 奋进——启发式教学实验研究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会议主题，探讨了今后工作方向和重点。
这次承前启后的“研讨会”，民进湖北省委、教育委员会发来贺信：“你们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开始实施国家‘十五’科研规划，举行《深化启发式教学实验促进素质教育发展的研究》的开题报告，对于促进新一轮国家课程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深信，会议的成果将对深化教育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我与民进结下不解之缘
回首近半个世纪，我每向前跨进一步，都与民进组织的教育、关怀、支持息息相关。以教改实验为例，1980年迄今，实验的成果和进展，同行专家认为： “效果之好、成果之丰、规模之广、覆盖面之大、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在国内外是罕见的”，是一项“上升到理论层次的‘典型实验’”。其研究成果：《启发式教学新探》关于“启发式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最佳方式和途径”的著名论断，“启发式教学思想、教学策略、教学模式”的论述，以及现代中国启发式教学体系的构建和学派的形成，在理论界和实践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课程研究论文在国际研讨会上交流；《启发式教学实验报告》荣获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为探索现代中国启发式教学体系而持续奋进》一文获民进市委《武汉民进》会刊一等奖。小学《实验数学》教材经教育部审查通过，全国通用，年发行量243.5万余册，研究成果在全国推广应用。我于1982、1985、1990年先后获科研先进工作者称号。业绩在《人民教育》、《共和国专家博览》、《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英文版）、《世界优秀专家人名典》、《中国小学数学教改名人》以及《中华人物大辞典》﹙世纪版﹚等多种书籍和新闻媒体上介绍。
这些成果的获得和实验研究工作的持续发展，虽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与民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我作为民进成员，在本职工作中能得到从民进基层组织直至会中央长期支持、关注，这在会里恐怕也是“罕见”的。现在我虽然不担任民进支部、市委、政协的工作了，但作为民进会员、政协老委员，还是一如既往，积极参加民进基层支部组织生活，参与市政协组织的政治学习、参观考察活动。启发教学实验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进一步推广应用还有一定难度，活动并没结束，还要在民进组织的支持和会员同志们的帮助继续走下去。我与民进结下的不解之缘还将继续下去。
